上学

　　“上学”在我心目中很神圣，上大学更是被许多人梦寐以求。
　　壹
　　我曾經是一个胆小听话的女孩，在小学我得到的最大收获都与文化课无关。因为就近入学，我上了一所建于清朝的北京市重点小学，府学胡同小学。那时，大多数人对孩子上哪所小学不很在意，虽然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就近入学的名人子弟，但更多的是附近胡同里的孩子。今非昔比，如今不住在学区的孩子要找到门路，然后再交数万人民币才能有幸上我们的小学。我无法理解人们一掷千金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在小学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取决于老师而不取决于学校。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在小学教了我六年的班主任王老师，她对我有着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王老师是大跃进时从机关下放到小学当老师的，为人非常传统，处世平和，不慕虚荣。我后来随父母去干校，王老师和我通信，托人给我带来书籍、字帖、乒乓球拍；我初到美国，王老师正在华盛顿陪她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丈夫，他们夫妇是我背井离乡时的强大后盾；王老师退休以后，每次返校都要去看望我年迈的外婆；如今，他们夫妇和我的儿子又有着忘年之交。
　　又是由于就近入学，我进入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五中。入中学两个月后，我便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那年我13岁。在五七干校，我去河南太康县逊母口中学上学，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农民的孩子，女生远远少于男生，上学要自己带着板凳，教室没有一块玻璃，学校在农忙时三天两头地放假，而老师则从同一所学校的初中毕业。我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半初中教育，这教育是深刻的，也是珍贵的，我看到了中国农村落后的现实，使我在后来的学习中有了更多的动力。
　　两年半匆匆过去了，我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如果有朝一日父母被分配到一个只有两年初中的地方，我就没学可上了。要是在父母分配前回北京，则至少还可以再上一年初中。当然，回北京上学可能意味着从此离开家。我们很悲壮地选择了离开父母，15岁的我和13岁的妹妹独自回到了北京。
　　离开家独自面临许多困难，但五中有那么多好的老师，那么好的实验室，我很兴奋。回到北京恰逢期末考试，老师们精彩的复习课提纲挈领，一下子就让我补上了除了俄语以外的所有课程，我对老师们充满了敬佩。在五中，每一节物理课和化学课都有演示，而我在农村学过一年化学和两年物理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实验。
　　初三很快过去了，北京刚刚开始恢复高中，我们那一届有20%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我当初从没有梦想过上大学，上高中则是我的最高目标，以为有了高中的训练，就可以自学成才。即使在初三毕业的六门考试中取得了599分的成绩，我仍然有些担心家庭出身不够好会成为自己上高中的障碍。当我得到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真的是喜出望外。
　　学校给这些“择优录取”的高中班配备了最佳师资。我的高中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邓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素养在五中的数学老师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和他的为人一样，他的教学不很活泼，却非常严谨。邓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也很少大声训斥。平日找学生谈话，总是讲一番道理让我们自己去觉悟。他鼓励我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我直至今日仍然藏不住锋芒，与邓老师的鼓励分不开。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李老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李老师在每个学期的前两周给我们讲《对毛主席诗词的一点蠡测》，让我们学到一些古诗词的知识。在每个学期的最后两周讲评法批儒，让我们学到一些中国文学史，他以最大的努力向我们传授知识。
　　我们的俄语老师乔老师是从马列著作编译局下放来五中的。乔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其实，她教我时才四十多岁，比我现在年轻。我很快就喜欢上她的俄语课。在乔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回到北京后很短的时间里就赶上了同学们的俄语学习进程。
　　高一教我们物理的吴老师不但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还给我们刻印了大量“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物理习题，极大地激发了我学习物理的热情。运动学和动力学是中学所有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二十几年后，当我听说吴老师成为北京市特级教师时，由衷地为他高兴。高二教我们物理的高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电学和热学时总是娓娓道来，一丝不苟，上了他的课，我学会了装万用表和半导体收音机。在我准备高考时，高老师有天专门找到我，只是因为突然想到要提醒我，在电表测试时要正接正，负接负，而常有学生在考场上突然犹豫不决。每当想到这一幕，我都会感动。
　　教过我两年化学的李老师是我曾经最崇拜的老师。李老师1953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却没有去上，国家要求一批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先教两年中学，再去大学学习。两年后，李老师选择了中学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并且成为北京有名的特级教师。听李老师的化学课是一种享受，我仍然能记得他上课时的许多原话。
　　我上高中时，正逢评法批儒。五中被分配到的任务是评明朝法家李贽。三位男老师组成的小组，要有两个女学生参加。有点儿意外，老师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文科并不出色的我。每天下午别人政治学习时，跟着老师们去图书馆钻故纸堆，让我多受了一点儿中国文化的熏陶，也让我认识了我们的教导主任金老师，一个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人。金老师平日常常向别人夸奖我有能力，却在我即将上大学时告诉我，根据他曾经在北京重点女中当教导主任的多年经验，女生念书就是不如男生。为什么！他怕我上了清华以后不自量力？还是怕我日后有太多失落？不得而知。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我的老师们在我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教我读书，教我做人，使我受益终身。我常常想，人们所说的“生命延续”不应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当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时，老师们的生命也在我这里得到了延续。
　　贰
　　改革开放后，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当我得知能有机会考大学时，不像许多人那么激动。当命运把进大学的敲门砖交到我手里时，我紧张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我能和众多的强者竞争吗？老师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匪夷所思，在高考中我得到了数理化几乎满分和总分371.5分的成绩，它带给我的是短暂的快乐和长久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压力。尊父母之命，我上了清华大学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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