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的特点 [“瑞典模式”]

　　如何看待“瑞典模式” 　　 　　对“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典范)的研究，并非从今日始，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共产党同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简称为社会党)进行频繁的政党交流。交流的课题，除国际问题外，集中在交流各自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如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经济同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宏观调整和政府职能，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效率和公平问题，经济体制，市场模式，金融体制，环境保护，职业培训，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管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等等。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协会和学会等机构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社会科学单位和大学研究机构，对包括“瑞典模式”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多次考察访问和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和专著。
　　但是有些人在探讨“瑞典模式”时。认为中国学者“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直至苏联解体为止，从未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这句话未免太武断，把许多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一笔抹杀掉了。
　　有的文章还神化“瑞典模式”。认为“瑞典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高扬社会主义旗帜”，“普遍福利形成社会和谐”。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例，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人人平等、消灭了等级和特权，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所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好形式”。文章还据此得出结论说：20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竞赛和比较，结果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错误的失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又是一个武断的结论。社会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在推崇、介绍“瑞典模式”时，何必要否定我们自己?
　　据了解，社会党人一般比较讲究实际。他们在介绍“瑞典模式”或“德国模式”时，总是在讲到经验和成就之后，指出存在的教训、不足和困难。他们即使上台执政，也不说社会党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从不说21世纪是人类“逐步向人道、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民主主义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上述文章作者却不断引用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执政顶峰时期的材料。社会党也谈论“模式”，但他们所说的“模式”，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德国模式”，一般是指他们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在自己国家或本地区所作的实践，包括经验和教训，并不简单地把自己的“模式”确定为“统一标准”，要套用到其他国家中去。有人所以把“瑞典模式”说得神乎其神，目的是想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苏联和现今的中国并非真正社会主义，瑞典是世上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而且21世纪将是世界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
　　为了澄清事实，本文将从“瑞典模式”出发但超越“瑞典模式”，简要介绍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的交流历程，社会党可资我们借鉴的治国理政经验，同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和超越分歧寻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交流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的政党交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国家社会党就开始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联系，特别是日本社会党。日本社会党一直坚持对华友好，主张日本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曾于1957年和1959年两次访华。意大利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也曾访华。1954年8月，由英国前首相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种交流。通过接触和交谈达到了相互了解的目的。但是当时的这种交流并不认为是政党之间的关系。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当时中共只同共产党有党际关系。同时，当时社会党国际不允许其成员党同共产党有党的联系。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社会党同中共发展党际交流关系。社会党赞赏中国改革开放，认为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认为，社会党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方面，双方在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促进裁军、开展南北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存在着相同和近似的立场。社会党执政时期在发展本国国内经济方面也有我国值得借鉴的地方。到80年代晚期，中共同世界上所有社会党都有了政党交流关系，并同社会党国际建立了接触和来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这一时期交流的特点是来往更加频繁和交流内容更加务实。交流内容非常全面，在国际问题方面涉及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包括南北对话、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新秩序、新安全观、核裁军、人权问题、地区热点问题等。通过交流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国内问题几乎涉及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所有方面。
　　
　　借鉴与合作
　　
　　20多年来，我们同社会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相互借鉴的内容不断扩展和深入。特别是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10多年期间，这种交流和借鉴不断向务实方向发展。这种交流和借鉴是双向道的，是相互受益的。欧盟有一个“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无论政界还是经济界和社会各界都希望了解和发展同中国各方面的关系。政党交流就是为此服务的。
　　从我们方面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经验的。市场经济尽管模式不同，但总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除了我们自身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探素外，借鉴别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宏观上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大体上有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自由市场经济)、莱茵模式(社会市场经济)和日本模式(带有东方特色)。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有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非洲模式等。从西方发达国家三种市场经济模式来说，都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如美国模式中激励企业竞争和搞活市场的机制。又如日本模式中某些带有东方人文关怀的特色。但是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可资我们借鉴的东西更多。理论上说，欧洲既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的发祥地。就是说莱茵模式中在许多方 面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但要说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欧洲国家是超越党派的，不是社会党所特有的，当然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烙印。因此，把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完全等同起来是片面的，同时还要说明，“瑞典模式”在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范畴之内，而莱茵模式又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大模式的范畴之内。因此，把“瑞典模式”放在三个层面(“瑞典模式”――“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一”)来分析，是否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就瑞典来谈“瑞典模式”实在太有局限了。因为瑞典情况实在太特殊了。英国学者萨缪尔森在《从列强到福利国家：瑞典社会发展三百年》一书中写道：“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写道：“瑞典国家制度是由特殊材料和例外匀称的阶级结构形成，任何企图抄袭的打算都是荒谬的。”这还需要多加解释吗?
　　回过头来，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确实有我们许多可资借鉴的方面。而且2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举例来说：
　　(一)市场经济。莱茵模式强调，在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中要有“平衡与协调战略”，要在“经济效率、社会团结、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之间，保持平衡”。同时强调有序的市场经济是同法律和秩序联系起来的。在社会市场经济实施过程中，要制定并贯彻必要的游戏规则以确保公正的法律和经济秩序。新的发展有时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以取得新的协调与平衡。要利用一种新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机遇，但要对其进行规范并限制其负面的附带作用。
　　(二)环境保护。欧洲国家具体做法有：1、环保意识。欧洲国家经过20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之后，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之后展开了一场“经济――生态”大讨论。得到的共识是：如果只关注经济效率，那么在破坏生态稳定的同时，也损害了经济本身的社会前提和自然前提。2、实施全面的生态结构转变和提高资源利用的效能。除工业生产企业外，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等领域也要提出减轻生态负担的要求。同时要改变高度消耗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3、通过税收政策使经济增长同环境消耗脱钩。4、把环保发展为一种产业，使绿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增长。5、实现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三)宏观调整。三种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无不包含宏观调整的内容，但程度、范围和手段各不相同。社会市场经济有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机制。基本思路是“经济”、“社会”和“市场”有机的结合，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政府干预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工资政策以及物价控制和政策投资等。经济研究机构作出经济趋势分析报告，供政府部门做宏观调控科学决策的依据。
　　(四)社会保障。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全面社会保障制度。政府通过立法，实施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措施。这对缩小贫富差别和缓和社会矛盾起了重要作用。但高福利政策使政府财政和企业负担过重，阻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产品在全球化大潮中弱化了竞争力。现在正在调整这种“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
　　(五)企业管理。大型企业实施“共决权”，即职工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具体做法是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企业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共决权”虽有局限性，但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参与意识和在企业中的地位，职工的权益得到了体制性的维护，协调了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从而缓和劳资矛盾和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
　　(六)金融体制。确立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银行与大企业集团相互参股。这种金融体制有利于银行向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有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也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规避金融风险。
　　以上只是举其大者。对社会市场经济，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或者政策调整思路，都有我们可资借鉴的地方。
　　
　　“模式”不能套用
　　
　　“模武”本出于工艺用词，意指制造器物之模型。后来含意扩大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模式”。“模式”这个词用在社会科学上实在是不太合适。但是大家都用了也就不必废弃。同时，“模式”字义也在发生变化，其含义更接近于“类别”或“类型”。因此“模式”是指某一个国家的一种特有做法，并不一定要形成一个“统一标准”，让大家照抄照搬。在世界多样化的现今更是如此。这似乎已成为共识。德国不能照搬“瑞典模式”，法国也不能照抄“德国模式”。
　　从中国革命实践来说，中国革命斗争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进行。中国革命胜利后进行的经济建设，搞计划经济和集中管理是与苏联相同的，但我们没有完全套用“斯大林模式”。
　　对于包含“瑞典模式”在内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及方针政策可以借鉴和学习，但不能套用。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社会党和共产党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作为“左翼政党”大范畴来说，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但并不能说已经“趋同”。区别不同类型政党“界别”在于：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政党建设的组织原则，政党所领导或执政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及政党主要依靠的社会力量和政党确定的最终奋斗目标。可以相互借鉴，但不可模糊这个“界别”。不仅社会党和共产党两种类型政党可以“界别”，就是在欧洲国家中的社会党同保守党和右翼政党也是可以“界别”的。
　　“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和“走我们自己的路”，恐怕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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