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邦妮“安妮”的“妮”，“邦德”的“邦”]

　　在“藏书馆咖啡”,邦妮用小勺刮着杯子里的沙冰,接到男朋友“大厨”约她去海边烧烤的短信,激动地攥紧拳头舞动:“哈哈,好开心啊!” 　　邦妮是李少红精选的新红楼的九个青春编剧之一,从南京到北京,从编剧到策划,她说自己表面上是能很快适应新的工作新的人,但内心其实需要很长时间,“我在犹豫,估量到底适不适合,我会自问,你真的适合吗?适应很容易,但是跳出来,这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需要一个慢慢的过程,我会间歇性的问自己,这个事情你应该做吗?在自问中反省、休整。”
　　
　　“谢谢你,邦妮”
　　
　　
　　“我特别容易感动,别人动不动动感情,我动不动就刻骨铭心了。” 邦妮是写博客写到吃饭一样自然的人,电影、音乐、动画、书、明星访谈、性专栏、私家美食菜谱、散文小说,她说自己有点“滥情”,对于她而言,“blog”就像一首“不老歌”。
　　八九岁时,邦妮开始在课本的缝隙里写小说,比如《楚留香传奇》序,《天龙九部》,邦妮很喜欢背诗认字,她认定自己要当作家,一直不停地写,上初中后,她开始变得叛逆,不听话:“比如老师说要写一篇纪念教师节的文章,我就会反问为什么写这个。”
　　“我最不能忍受平庸”,21岁时,邦妮看到了60年代好莱坞经典文艺片《邦妮与克莱德》,“我一下觉得这就是我的名字。”电影中跟爱人亡命天涯的邦妮身中167弹,倒在血泊中,“她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我很喜欢。”于是张姗姗把自己改过数次的笔名改成“柏邦妮”,用在任何不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地方,成为天马行空的编剧,“性专家”,解读明星的人,美食菜谱贡献者,文青的极坐标。“邦妮”在英文和法文里都有“美好”的意思,“后来在《六人行》里,我发现邦妮是个女色情狂,觉得真是太好了。”
　　21岁到24岁,邦妮给《东方》杂志写过三年专栏,有一次在报亭看到别人在看自己的专栏,觉得特别幸福。2006年一位女性杂志的编辑约邦妮写两性栏目的稿件,于是一发不可收,从《下床去做爱》开始,然后是《前面的事情很重要》,再然后是《床上的二十一个尴尬问题》……杂志的专栏只写了一年,反响很大。同时,她在自己的网站上大大方方开辟了“关于性”栏目,用迥异于性教育和色情文学的新鲜文字专门讨论性问题和性心理,点击率上万。
　　写性专栏,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侮辱性质攻击,“有些说得非常难听,开始非常气愤,会跟朋友发泄,今天又遇上一个‘鸟人’,但是世界上一件事如果所有人都称赞或批评是很奇怪的,得到什么就会付出一些代价。”邦妮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反馈:“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子,告诉我一直在看,很高兴我让他们完成了性启蒙,甚至有不少三十多岁的女性,很多事情她以前都不知道,帮她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会觉得特别感谢。”
　　邦妮并不认为“性”和所谓的“纯真”是对立的,“孩子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童话’一样的孩子世界,并不是大人以为的那种纯真,小时候女孩子会在一起商量这个事,男孩子也会,猜测到底怎么回事,我弟弟专门跑来找我讨论。孩子很坦然地不加分别对待人类所有的原始需求,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很好的儿童文学里应该很自然的有“性”,特别封闭,禁忌的人,很难相信他有真正的童心。即使有也是做作,变态的童心,王小波把性写的像童话一样,性和‘纯真’是硬币的两面,这两个东西并不抵触。”
　　邦妮的文章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电影学院的老师建议邦妮把她的影评发给杂志,“我揣着《环球荧幕》那个编辑的电话,过了一个寒假,终于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叫张姗姗……”结果从尼可?基德曼开始,邦妮的文章大受赏识,渐渐地,圈子里面的杂志纷纷来找她约稿,并请她做一些很有份量的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采访,他们中有一些因为喜欢邦妮而成为她的朋友。
　　但是“描述和阐释一个人是有危险的,有时候越熟悉会越难,你会想真的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一个脉络,脉络上会有一个叶子,把叶子放到脉络中去理解,就会特别自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写袁泉,采访赖声川时偶遇到袁泉,她看到我特别高兴,专门过来跟我说,‘谢谢你把我写得那么好,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写我的文章,太喜欢了。当时她在一楼,我偷偷跑到二楼上站了一会儿,感觉特别幸福。那时刚开始做采访,第一次有人因为写得好而谢谢我,特别感动。”
　　
　　看完第一集,我就哭了
　　
　　“我觉得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I WANT TO BE(我需要怎样) ,一种是I MUST TO BE(我应该怎样)。” 邦妮的梦想是当作家,18岁时,她以全省艺术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以为直接面对创作了,“但却发现我跟环境格格不入,大家不是一类人,我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人,愿意选择I MUST TO BE那样的人生,就是‘应该’去考四级,‘应该’找一个男朋友结婚那种人生状态。学业上也不高兴,看《卧虎藏龙》,也不知道好在哪儿,完全没有入门。我散文才能特别突出,觉得是不是不适合当编剧,那时情绪很大,我想要么是环境错了,要么我错了,但我不太愿意承认是我错了。”
　　受到一个老师的启发,邦妮离开南京去了北京电影学院旁听,住在北影厂的招待所里,天天吃方便面。蹭所有能找到的课,有一个老师说:“我怎么在哪里都能看见你?”如果有40分钟的空余时间,她就会在图书馆看剧本。
　　二十多岁时,邦妮接到了电视剧《浪子燕青》的编剧任务,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写一个完整的剧本,“我写得很美,很有诗意,没想到拍出来全部都变了,变成一个‘闹剧’,看完第一集我就哭了,当时很愤怒,但我至今还是要感谢那个制片人,给一个年轻的女孩这样一个机会,对我来说像老师一样。” 邦妮考上了研究生,机会和考验都接踵而至。
　　新版《红楼梦》导演换成李少红后,原来的剧本和编剧也换掉了,经过严格的筛选,最终确定了包括邦妮在内的九人小组,这个剧本既让她喜欢又感到很难“小说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原本没有故事性,放在影视里很难看,怎样从中理出每一个人的情感逻辑,理出故事,错综关系,通俗但不能世俗化,特别特别难。”
　　让她感到兴奋的还有赵薇版电影《花木兰》的剧本初稿:“一开始什么都没有,我特别有激情,天马行空去想。我是特别有女性自觉的编剧,很反感把女性写成傻而天真的角色,花木兰以前写她是女英雄,背负责任被命运推着走,比较被动,我写她出发点不一样,很简单,是为了爱,为了爸爸,她对自己的命运很主动,为什么一些作品里,女孩子要么是骄傲的小姐,要么是管家婆,为什么总要犯错,等待拯救,为什么就不能是高智商,更有头脑?”
　　
　　一部分照进光明,一部分黑暗
　　
　　做为编剧,“我欣赏的好剧本有两种,一种是本身特别棒,从未听过的天才之作,一种是故事的核心内容还不错,不是那么新鲜,不过讲得还不错。写第一种故事本身可能是一个天才,还要特别的人生际遇,你努力也没有办法达到的,努力可以达到第二种,我一直特明白自己绝不是一个特别有想像力的天才,我能感受到第一种,但我的能力倾向于第二种,比较像有一点灵气的人,实际上现在第二种大家都做不好。”
　　“对我来说精神真的比物质重要”,邦妮觉得自己比较像知识分子的那种‘文艺青年’,对真正的文艺青年来讲,艺术有两种,一种引向光明,一种引向黑暗,带来痛苦和孤独。自省让人痛苦,痛苦中会去思考一些终极的问题,邦妮失恋的时候看博格曼的《第七封印》,里面说:‘爱情是不完美的,但是是最不完美的世界里最完美的’,特别特别喜欢,还有‘与其等待一场风暴不如促成它’,在那个时候会感到得到某种救赎,艺术最后有点类似于宗教,你在更广大的孤独里找到了你自己。就像贾樟柯说的那句话‘鲁迅是黑暗的,但他的黑暗照亮了我的黑暗。’”
　　21岁时,邦妮写给妹妹的文章《给我妹妹和那些早熟敏感的孩子》让她在西祠胡同出名,并引来网友大量转贴,但在现在的她看来,“那个时候我对人生有许多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的见解,涉世不深,非黑即白。”大学时期的经历对邦妮的影响很大,七年了,现在“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东西,不会写了,不喜欢那个教导别人的姿态。”
　　邦妮并不喜欢现在这种忙碌的状态,她想拍一个充满了梦幻气质,非常有诗意,非常美,像《星尘》那样的电影,而作家、小说依然是她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没有很长时间,没有想好,就不要去写”。她曾说过:我所有的兴趣,和我谋生的手段,是绑在一起的。它是我的全部。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心里一块很灿烂的锦绣,又是一块千疮百孔的抹布。“生活就是这样,总有许多不堪的事,抹布的东西很多人都不写,但我愿意,应该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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