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枫溱,信念坐在我们中间多久了】把牢底坐穿说的是谁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的,马上就要看见光了,我们都和你在一起,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们永远都不离开。” 　　 　　大多数人见到王枫溱的第一感觉是“漂亮”,以至于忽视了她身边的双拐。
　　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她,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而就是这样一个拄双拐的女孩,在饱受皮肉和精神之苦后,曾经作为一名出色的杂技演员,打破了吉尼斯由健全人创造的转球纪录。
　　很少有人会把“残疾人”和“杂技”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词连在一起,可她秉承着坚韧强烈的信念,成立了世界上惟一一个全由残疾人表演杂技的团体。他们表演的《轮椅上的梦》参加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曾受到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受到了高度评价:“你们给人以非常强烈的精神震撼。”
　　二十年来,这个残疾人杂技艺术团,多次在全国杂技大赛中夺金,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输送了许多优秀演员,还带领着中国的残疾人演员走出国门,张扬自我,炫丽坚强的人生色彩。
　　
　　少小离家
　　
　　1991年,漂亮的王枫溱还不到20岁。那时,她经历了第17次矫形手术失败,被宣告将终身离不开拐杖。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沈阳前进杂技团资深教练吴宝强萌生出成立一个残疾人杂技艺术团的想法,但当他把这个想法跟很多同行业的朋友探讨时,遭遇到的几乎全是否定。绝大多数人认为残疾人练杂技不过是异想天开,只会沦为笑谈。
　　他在医院找到了王枫溱,问她说:“你觉得残疾人练杂技有可能吗?”
　　“由于性格使然,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有可能!”这样的答案让进退两难的教练看到了希望,他进一步问王枫溱:“你有勇气挑战吗?”王枫溱的回答仍是毫不犹豫、掷地有声:“我有!”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王枫溱的决定在整个家庭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反对。王枫溱拒绝了家人为她设置的安逸生活。她执意要离开吉林的家去沈阳,参加还没有正式成立起来的残疾人杂技团。“我答应人家了。而且我喜欢做演员,喜欢在舞台上那种感觉。”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你不可以回头。既然要撞南墙,也得知道撞到了是什么滋味,否则就太没意义了。我爸爸没有办法。他转过身去,也不回头。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都在家等你。”
　　挑战吉尼斯
　　
　　1991年,小小的杂技艺术团,就这样诞生在沈阳浑河边的一间小平房里。一开始团员只有她和另一位单腿女孩。
　　那个时候她在练的是转球。“我练转球的时候这两个手指是不长指甲的。几乎磨平了,现在也是走形的。”
　　每天要重复同样的练习动作,因为行动不方便,球越练越多,全身上下转十二个球,一掉地下就得麻烦别人帮她捡。于是她给自己编了一个类似蚊帐的大网,可以自己捡球再练,“每天清早自己进到网里,晚上才出来。”血液循环本身就不好,冬天脚上全是大泡,而最热的时候,顶球的设备晚上解下来,里面竟然生上了蛆。这些苦痛辛酸,她从来没跟父母说过。
　　练过九个多月后,她已经可以突破吉尼斯纪录2个球。当能和世界纪录拉平的时候,她抱着自己的球就哭了。“我就想答应自己的事情,小时候失去的那些东西,在那一刻找回来了。我终于确信,只要努力、坚持,就一定能做到我想做的事情。那一刻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其实人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只要战胜自己,就不再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
　　
　　哪怕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
　　
　　团里最困难的时候,面临着解散。当初的教练走了,支持这个团的老板因为经济紧张而即将撤资。那个时候她是演员队长,很多孩子是她亲自招来的。“我是看着这个团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无法接受它突然间死掉。当时我已经结婚了,自己本可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我愿把这些人的担子挑起来。我跟董事长说,如果你有困难,那我来带他们一段时间。”
　　他们几乎每年要搬一次家,租不起好的地方,只能租那种快要动迁的地方,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练杂技还必须要高度,往往只能选四处透风的厂房和破仓库。
　　“直到现在我都有心结,每年的十一之后,我的情绪就不好。十一过后天冷了,演员又要挨冻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北方冬天冷到无法想象。演员特别懂事,30多个人一个炉子,不舍得生火,电褥子插一会儿就拔了。电费呀,每一点钱都要去算计。每当房东态度很好地来找你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又要搬家了。”
　　“整个事业发展到今天的过程中,如果说什么时候想回头,那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觉得这些孩子跟着我,太遭罪了。如果有份追求,想追求自己的事业,没有任何理由让其它人跟着你遭罪。”
　　有一次搬完家后她看着孩子们累得发白的小脸心疼得要命,想给他们买点麻花吃。“我们的孩子就说,回家喝点粥就好。那时我结婚已经几年了,不敢要孩子,因为要了孩子之后就意味着真的没那个精力。有时候我非常自责,他们能这样信任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没法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可孩子们却很乐观,对她说:“你总是告诉我们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的,马上就要看见光了,我们都和你在一起,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们永远都不离开。”
　　“最困难的时候我跟演员发誓,说有一天我要让他们能光着脚在排练厅里排练。我发誓我一定要做到,也相信有他们,我肯定能做到。”
　　同年,辽宁电视台给艺术团做了一期节目,当时特别策划了一个环节,剧组私下做团里男孩儿的工作,“说现在给你们找了个地方,有空调有地板,每天伙食标准很高,同意接受你,你去不去?”
　　“我是在节目现场才知道的,看完之后,我才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时我们的男孩非常坚决,不去,那时他还很小,没有现在这么高大帅气。导演就问,为什么呀?高工资,吃好喝好。孩子特别坚决,我不去。杂技团再不好,也是我的家。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值得,哪怕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
　　
　　“你一心一意地给我当妈妈行吗?”
　　
　　2002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来辽宁演出,在艺术团顾问刘小成帮助下,王枫溱和团员们终于找到了一片沈阳南郊的土地建设场馆。
　　王枫溱和团员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是一天三块三。中残艺术团的演员走的时候都落泪了,刘小成说,“我没想到,我看到的节目是在垃圾堆旁创造出来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的团,是由一个拄着双拐的女孩在撑着。连地板都没有,在水泥地上练成这样⋯⋯”
　　还是毛坯房的时候,艺术团就搬进去了。那时候演员都欢欣鼓舞,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地方。“那年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买了一百吨煤,告诉锅炉工使劲烧,烧到演员要开着窗。演员对我说,我们都冻惯了。排练厅建完之后,我毫不犹豫地要求做地热,要暖。只要演员脚暖了,全身都暖。很多人都劝我不可以,说太花钱了,我坚持必须做。”
　　排练厅每一个角落的打扫,都是演员自己,收拾的时候很累,但特别开心,因为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我遇到困难时很少哭,做了17次手术从来没流过眼泪,但是困难解决了会哭。所有的人都在排练厅欢呼的时候,我自己在办公室哭。我终于完成了对演员的承诺,就像妈妈答应孩子一样,答应他们的事情做到了。下一步我要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不比健全的演员差。”
　　“现在我们演员所有保险都是全的。可能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我可以保障好他们以后的生活。”
　　现在团里的演员月收入加上奖金平均能达到3000元。伙食标准由三块三变成了十五块。“有时候晚上我走得晚,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打球荡秋千,心里特别欣慰。”
　　团员们习惯了叫她妈妈、妈咪。平时男孩子们从不敢当她面儿抽烟,但经常私下里给她发短信,提醒按时吃饭,天冷添衣。
　　“我女儿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女儿说,你别当团长了,你一心一意地给我当妈妈行吗?我很辛酸。她今年8岁,但已经可以用手语和团员沟通交流。她会很自豪地和同学讲,我有个哥哥,只有一条腿,但是他表演杂技非常棒。她从没觉得有个残疾妈妈就不愿跟别人说。她从小就把团员当自己的哥哥姐姐,觉得是个大家庭。”
　　团员张继峰有次下楼的时候摔倒骨裂,疼得全是汗,被送往医院,无法参加3天后的演出。“我特别心疼,开始埋怨他不小心。他说对不起,妈妈,我耽误大事了。他一说这事我就哭得更凶――都这个时候了,哪还能想到演出不演出的事啊。真跟心疼自己孩子一样,难怪我女儿会跟我说那样的话。”
　　“等他(张继峰)结婚的时候我要给他做一个特别好的义肢,让他特别帅地去娶他的新娘子,这是我的心愿。我的心愿是让他们能生活得更好,每个人能幸福和快乐,我就会特别幸福。”
　　
　　公益回报社会
　　
　　“我们的孩子很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说汶川地震时,我在外地没在家。回来时却看到大厅里贴着一张大红纸,所有的演员和学员都为灾区捐了钱。我特别感动,他们懂得回报了,他们长大了。”
　　在此前的2005年2月,杂技艺术团受印尼总统亲自邀请赴印尼灾区慰问演出,到印尼的各个受灾地区进行巡回赈灾义演的20余天里,他们帮助那些刚刚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灾区人民,尤其是为在灾难中成为残疾的人送去了中国残疾人的问候和鼓励,通过演出带给他们安慰和力量。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向商业妥协,仍然会从演出收入中捐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上不起学的残疾孩子们。她坚决不做商业演出,“很多人来,经纪人,票贩子,包括二人转的专场来找,但我从来没有做过。可能每天晚上都能拿到很多钱,但可能换来的除了钱以外便是嘲笑,还有对残疾孩子的污辱,我绝不会拿今天的名气去和这种东西做等价交换。”
　　很多人都说她太犟了、太傻了,说她要是聪明一些,今天可能就有几百万身家,但她仍然觉得有价值,“对得起我的演员,我没有让他们去卖艺。”
　　“我愿意做公益演出,比如中小学德育教育,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我愿意做,因为演出氛围和价值不是钱能换来的。我愿意到监狱去帮教,犯人看完都会哭。他们自己也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残疾的人。你们是身体上的残疾,我们是心灵上的残疾。这都是他们真实的感受。”
　　“当能帮助一个犯人悔改的时候,当小学生摸到后台拿个本子要让我们的演员签名的时候,我们演员也是很骄傲的――有很多孩子把红领巾解下给演员戴上,把自己的水果拿上来送给演员,这都是心灵的共通。”
　　“现在的这份事业,包括这些孩子,都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没有可能把我同他们切开,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跟要了我的命是一样的。”她希望观众能在艺术团的表演中,“忘了自己,忘记了今夕何夕,此地何地,忘了演员的特殊身份,如同置身童话般的梦幻世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忘记“残疾”二字,“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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