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巴尔,我在上海集中营的日子】 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

　　我父亲是苏格兰人，1930年由伦敦教会派往中国，在麦伦中学任英语教师，母亲是美国人，在上海沪江大学教英文。1933年我在上海英国乡村医院出生、在上海西童女校上学。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6200名在沪外籍侨民以救国侨民身份被强行收入集中营。我们一家四口在上海龙华集中营，度过了近3年时光。
　　
　　800多天，编号22／228
　　
　　1943年4月10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四个号码伴随了我们全家800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在集中营的代号，我的号码是22／228。
　　入营后，我们填了一张表格――大意为入营者必要遵守营内一切规章制度，不做有害于日本国的任何支敌助敌活动等等。我们一家被分配到只有12×14英尺大小的房间，许多家庭共同居住在一间房间里，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他们像沙丁鱼一样，五十来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母亲成了节约用水高手
　　
　　整个龙华集中营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只硬面包，一杯绿茶；午餐晚餐是米饭和麦糊。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安格利坎(Anglican)神父和他的朋友们主动要求做最恶劣的工作――清洁下水道。此外，还有烧砖的苦役，那些年纪不轻的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砖窑边干活。要知道，这些人以前可是跨国公司的“大班”(旧社会洋行的高级经理)。
　　我的父亲，一个从前连一只鸡蛋都不会煮的洋老师，开始做起苦力的工作。过不多久，他被“提拔”为管理人员。他的工作是确保在厨房工作的难友没有一个人可以将食物偷出去。而对女人来讲，偷偷将蔬菜山芋藏在围裙里偷出去是太容易了。而这些前洋行大班夫人、大企业老总夫人，在饥饿与绝望的重压下，往往会做出连她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事。食物之外，得到干净的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集中营远在乡下，虽有自己的水泵间，但因缺煤几乎从不运作。水泵不工作龙头里就放不出水，只好用井水，用水是受到限制的。首先，洗澡就是个很大问题。至于热水供应，更是天方夜谭。隆冬腊月都无热水供应。在我们住的G号楼，110个女难友只有4个厕所。特别是早上和晚上，上厕所就会排成长龙。食用水是配给的。一天每人只有5品脱。如果互相串门，需自带饮用水。水在集中营中变得如金刚钻般珍贵。我的母亲甚至开始将雨水都积储起来。到后来，她已成为节约用水的高手，可以用两茶杯水来洗净一家四口的碗碟刀叉。不过，今天看来，我们在集中营受到的种种“苦难”，与上海当时的劳苦大众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母亲把刀藏在我的洋娃娃里
　　
　　集中营内的恐怖及残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有一次，住在邻室的一位老人动作慢了点，被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日本兵还常会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铁丝网的工具。
　　每当他们入室搜查，我的心就阵阵狂跳。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我的洋娃娃小床内。1944年8月19日，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追打一个难友，把他五花大绑，用扁担狂打。这时，其他难友潮水样从楼里涌出搭救那位难友，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发，场面失控，日本人狂怒。从此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一天只供应两餐。图书馆关闭，所有唱片及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不许私自用小灶具做饭，没收一切工具。
　　1944年11月，难友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有人听到美国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并开始轰炸龙华机场。飞机离地面如此近，甚至能看见机舱内美国飞行员在向他们挥手!日美空战十分激烈。难友们亲眼看到美国飞机冒着黑烟被击落在田野里。
　　到1945年早春，集中营里的伙食标准已降到最低。母亲的日记里记录，早餐一周有4天只有一杯茶，有3天是一盎司的麦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山芋。晚餐根本就没有。衣着也成了大问题。孩子们都在长身子。难友们只好把孩子们的衣服收拢起来，互相轮着穿。通过美国红十字会，我们一家总共收到两次装满食品的包裹，母亲在日记上如此写道：这是我进集中营多日来第一次，带着满足的心情上床――再也不是忧心忡忡和绝望。
　　
　　天亮了!熬出头了
　　
　　1945年4月的一天，难友们突然发现，美国飞机在碧空蓝天不时排成V形队列低空掠过。美国飞机在向集中营的同胞传递盟军在欧洲战场获胜的捷报!8月，日本投降的讯息传遍全营。1945年8月15日，母亲的日记本上写道：中午时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这最终证实战争结束了。天亮了!熬出头了。下午7点，全体难友们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在我家所在的F楼屋顶上，六面国旗迎风招展：美国、丹麦、英国、中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都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样蓝!月亮是那样明亮，一切是那么好!那么好!第二天，大家走出平时戒备森严、不可越雷池半步的集中营大门。为了享受久未享受到的一种心情，我们全家在一个高高的可以望得见黄浦江的小坡上野餐。接下来的几天，成百成百的人从上海赶来这里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们。大家相拥而泣。营内处处可见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8月17日，日本军队悄悄地撤离了集中营。父亲考虑到上海市区依然不太安全，我们一家仍留在营内生活，直到9月末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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