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面临的问题【珠三角产业面临“空心化”？】

　　“珠三角――二十几年来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正在失去数以千计的企业。不断增加的成本和日益严格的规范正在削减这个地区的竞争力。新的《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严格的环境规范和人民币的升值正在挤压玩具、服装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空间。”
　　――《华尔街日报》(2008年2月22日)
　　
　　三十年前，珠三角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三十年快速发展之后的今天，珠三角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对许多珠三角企业家而言，这几年形势的严峻可能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预期。2007年以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出台、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一连串的“组合拳”大大压缩了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的微薄利润空间。面对恶化的商业环境，有些鞋业、纺织、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了迁移。走在繁荣的珠三角，不难发现昔日繁忙的厂房有的现在已空无人影。
　　国内对于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企业迁移的报道非常多，吸引了包括学者、地方官员在内的热烈讨论。但目前，对于产业转移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偏差，需要用客观理性的视角来进行审视。
　　
　　“中国制造”：低成本的追逐
　　
　　产业转移在国内已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其实产业转移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纺织服装业为例，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50年代到60年代初从北美和西欧到日本；70年代从日本到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最近十几年来又迁往其他发展中国家，80年代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斯里兰卡，90年代是南亚和拉丁美洲。即便是现在，企业迁移和倒闭仍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Steven Greenhouse在《纽约时报》(2002年12月26日)中将其描述为“美国的严重的传染病”，就业流失和产业资本外迁到世界其他地方激发了是否应采用保护主义或者提高全球劳动力标准来阻止资本外迁，缓解失业和去工业化的困境。
　　对国内产业转移的理解有一个误区，即把产业转移简单地看成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必将迁移到成本最低处，比如纺织服装业的三次大转移就是依次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迁移。但这种基于成本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比如，南亚和拉丁美洲纺织服装业的兴起时，其成本仍然高于中国；另外，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尽管成本很高，仍然是亚洲纺织服装业出口的重要国家和地区。
　　将产业转移简单地看成追逐最低成本忽视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因素。纺织服装业的国际迁移中，配额制度、汇率、贸易政策等同样扮演着重要作用。对于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而言，低成本也仅仅是“硬币的一面”。一些企业与其说迁移，不如说扩张。比如东鹏陶瓷，由于企业在佛山的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难以与其他企业竞争，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的行动，这是企业发展策略的选择。再比如，在东莞，一些优势的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像东莞这么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内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同样是鞋业，一些企业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难以承受，而另一些企业则“不为所动”，这当然与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竞争策略有关。
　　珠三角地区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专业镇现象，即所谓产业集群。目前出现的产业转移，从集群的角度上说，是企业离开集群(“去地方化”)而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造集群或再融入集群的过程(“再地方化”)。这个再地方化的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另外，企业迁移到土地充沛、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并不一定意味着综合成本更低。经过20多年发展的珠三角已经形成的完善的配套体系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配套体系会导致原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如何看待“大规模迁移”?
　　
　　2007年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006年，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了一项针对企业外迁的调查。结果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2007年6月的调研显示，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从范围上看，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规模确实是空前的。但这是大规模和行业性的转移吗?以深圳为例，与在深圳注册的三十多万家中小企业的基数相比，迁移的几百家企业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并不能说明深圳企业迁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业性的现象。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及企业外迁时表示，深圳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外迁现象。
　　深圳转移企业的总量不到全市企业总量的千分之一，而且新增企业远远多于注销企业。2005年以来，全市新登记注册企业11万余家，远高于同期不到4万家的吊销、注销企业。最近，东莞经贸局副局长罗斌也表示，目前东莞并未出现大规模和行业性的产业转移现象，少数企业转移主要出现在部分特定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用地紧张的区域，亦有一些企业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战略布局而将增资扩产部分或新项目安排在外地。
　　
　　警惕区域经济“空心化”
　　
　　产业转移能否带来地区经济的空心化?如果没有其他产业的支撑，核心企业的外迁会造成地区的经济萧条。《纽约时报》(2002年12月26日)报道，美泰克冰箱工厂从盖尔斯堡迁到墨西哥，直接造成了当地1600~人失业，并且间接造成了物流等相关产业的2000人下岗，当地经济从此恶化。对于许多企业工人而言，长期的工作实际上将自身锁定在了某一行业。
　　如果企业迁移，特别是某一产业从一个地区迁向其他地区，而本地工人由家庭等各方面原因不能迁移，产业(或者企业)迁移可能对工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致命的。许多工人由于年龄大已经很难转业。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于某一产业甚至某一企业的地区，特别是规模不大的小城镇。
　　产业转移带来的空心化在国内还没有出现。企业外迁对城市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果无法应对挑战，就会带来“空心化”；没有抓住机遇，也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对于产业转移会带来“空心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地方政府对此要有充分的警惕。深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步至今的发展就是不断应对空 心化挑战的过程，最早发展的福田区及其上步、八卦岭工业区等已经而且正在成功转型。
　　
　　产业升级需循序渐进
　　
　　政府尤其不能简单、主观而急躁地把所谓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换进所谓高技术企业。当今世界中，传统技术和高技术越来越趋于融合。由于使用高技术的不一定是高技术产业，而那些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又不一定都使用高技术，甚至不顾社会责任地使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简单化地认为必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而将鞋业等转移至低成本区域，会误导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实，地方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它所生产的产品和所从事的产业，而在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传统产业也可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例如时尚的服装和鞋类产品的设计样式、颜色、质料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或知识特性，这些产业同样能在发达社会中确立行业主导地位。而高技术产业往往伴随着很多创新过程中的高风险，未必能够形成竞争力。
　　再者，有些传统产业中也都有高技术的环节，需要高技术的辅助和应用。很多产品本身存在档次差别，其生产的整个价值环节包括设计研发、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多个价值环节，在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时，本地制造业完全可以向高端产品升级、向高创意的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升级、向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这种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突变式的产业结构变迁将为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
　　
　　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投资环境
　　
　　产业转移对迁出地能够盘活土地资源，改善环境条件，实现产业升级；对于迁入地，能够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宏观上看，能够促进地区互动，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都普遍持鼓励态度。当然，迁出地政府支持的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外迁，不希望高科技企业出去。
　　各级政府出台法规条例，包括采取地区差别对待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规划和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区，都意在鼓励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过，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企业的市场决策行为。如果对于产业转移的干预“越俎代庖”，强制某类企业迁移，会直接造成本地工人失业，突然释放大量土地，由于代替产业难以一时到位，产生“空心化”后果，还会破坏本地的商业氛围，很难将高附加值的企业真正留住。
　　因此，政府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在于指令企业的去与留，而在于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软硬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的产业根植于本地，促进本地创新性企业的成长。土地的级差地租效应将自动显现，企业也会将低附加值的活动自愿地转移到其他地区，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实现产业升级。
　　对于产业转移的迁入地而言，重要的同样在于完善投资环境。广东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谈及政府招商时这样说：“如果地方政府的服务不好，发展环境不好，你怎么去抢?……我比较推崇先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再引资的模式。”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职工技术学校的建立，政府自身的工作效率，企业之间不相互嫉妒、相互拆台的经商氛围，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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