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条曲折而坚定的道路_马克思中国化最新成果

　　20世纪是一个风云多变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华民族书写了救亡图存、独立自强的壮丽诗篇。而不管是对整个世界还是中华民族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都塑造了历史的走向与独特面貌，可以说，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震荡与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马克思主义也随着这股潮流进入了中国。
　　目前所知最早在中国提到马克思的是西方传教士，而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随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社会没有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转折点。辛亥革命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革新运动，一时间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怀疑与不满，五四运动爆发，促使新文化运动由思想启蒙转向政治行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奠基者。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思想界影响重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每前进一步、每深入一次都会面临与其他思潮的激烈交锋。早在1919年，胡适就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发难。“问题与主义”之争直面中国道路问题――革命还是改良。在争论中，李达、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路，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些正面交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加深了对理论本身的学习，而且也提高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的能力，不断扩大了理论的深度与传播的广度。
　　从1920年起，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到革命实践，理论传播与实践扩展相得益彰。1920年8月，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开启了“中国化”的漫长道路。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19世纪末的零星介绍，到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激烈震荡的中国成为先进分子的选择，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而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中国人民追求解放的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趋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品质促使中国革命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存亡与运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参照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是苏联模式，都无法直接作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方面体现为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导致的左倾危险，另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一条交织着错误与失败的艰难道路，但最终我们获得了胜利。
　　上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大大提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逐渐走向深入，并进一步渗透到文学、史学、经济学和中国哲学等领域，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用却困难重重，三次左倾错误的危险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方针，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不断革命论”的主张，要求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使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1930年前后，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山作出最后决战的决定，导致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1－1935年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被迫进行长征。这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实认识不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尤其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但这三次错误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那些不屈不挠的革命者，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篇章。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转向井冈山地区，并建立革命根据地。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实行农村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进一步形成了党的建设、土地革命、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革命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中自觉选择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
　　在反对敌人的围剿及同党内的左倾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加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断提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对中国革命战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过程，也是一个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其重要成果标志是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思想的形成。
　　
　　改造与教训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是肃清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整治。毛泽东首先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还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倾向的批判等。这一系列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些批判模式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争鸣，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对学科发展上的破坏性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但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重大成绩，激发了毛泽东的冒进倾向，他的指导思想逐渐偏离实际，经济建设最终朝着“左”的方向发展，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总结这个时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辩证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对关系，提出要在苏联之外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而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实事求是分析中国新形势和新矛盾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总方针，但未得到落实。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一样，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导致“五风”盛行。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开始主持对“左”倾指导思想的反思和纠正，但是这种纠正并没有深入到思想路线上，以致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经济建设中短暂的调整，没有从根本上制止左倾思潮在党内的发展，政治上与思想文化上的左倾冒进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在一个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解决的重大难题。在摸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学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领域开展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等方面的论争。但这些论争并没有走向理论化的深处，而是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唯物史观，企图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跨越生产力落后的局面，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纯正，只好不断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斗争。这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历史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前提。
　　
　　反思与革新
　　
　　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挫折，为了打碎左倾思想的桎梏，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正反两面经验，明确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客观评价毛泽东思想，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廓清了理论迷雾。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在理论上亟需澄清的问题，邓小平以极大的胆识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回答，强调了社会主义内涵中的生产力维度，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目标，由此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思想理论上的革新在实践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结合新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艰巨的战争，是中国社会全方位的转型，实践上的伟大成就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动反思运用中的理论错误，要求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仍然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尤其是发展所导致的全球性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解决的，人类的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找到可行的替代性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作为创新的源泉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面对时代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与多元的理论交锋中，探求一条符合历史趋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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