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蔡定剑] 良师益友

　　即使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自己的话语权交换金钱的当下,仍然有一些学者的高尚、脱俗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蔡定剑教授就是这样的人。蔡定剑英年早逝,国人痛失一位有良知的宪政学者、一位关心公民权益的行动者。
　　
　　11月22日凌晨,蔡定剑老师去世了。
　　蔡定剑老师的辞世,让我感到很突然。
　　在蔡老师辞世的前几个小时,我的记者朋友李蒙在QQ群里留言,说蔡老师病重,想约些朋友去探视。我第一时间就跟李蒙联络,希望同去。结果,几个小时之后,手机上就有朋友发来蔡老师辞世的消息。
　　我一时无语,愧疚与遗憾之感涌上心头。
　　得知蔡老师患病的消息后,我一直想去探视。多次给他打电话,问候他的情况,希望去看他,他都表示不用去,没什么。因为经常还能看到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消息,也能看到他不时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我以为他真的没事,同时也知道一个学者的时间宝贵,不应该随意去打扰,浪费他的时间,所以也就没有坚持去看望他。结果,探视蔡老师的愿望,竟至其辞世,也未能实现。而且,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为公共利益说话
　　最早关注蔡定剑老师,还是在我做《法制日报》记者、编辑的时候。那时,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官至副局级。听说凡群众来信,蔡老师必一一拆阅,电子邮件如没有时间回复,就让他儿子代复。
　　对蔡老师的关注,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而是研究兴趣。当时,我在研究舆论监督,以及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关注了他写的相关方面的文章。大概是2001年左右,很多学者都在谈论“舆论审判”、“媒体审判”的问题。蔡老师当时也写了一篇题目叫做《媒体审判应该降温―从蒋艳萍案谈起》的文章,对“媒体审判”表达了他的忧虑。因为我觉得一些人持批判态度的“舆论审判”、“媒体审判”,在提法上有问题,也担心人们对所谓“舆论审判”、“媒体审判”的批判会成为某些当权者限制新闻监督、打压舆论的口实,所以我对“舆论审判”、“媒体审判”这样的提法很敏感。但蔡老师在这篇对“媒体审判”提出谨慎批评的文章结尾,还是特别强调:“我们指出媒体在报道中的某些问题,并不是说媒体不能对案件进行报道和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相反,应该加强这种监督。”与颟顸的学官大不相同。
　　那时候,蔡老师其实已开始考虑弃官从教。江平老师说,蔡老师“对官位看得很轻,官位不要而从事教育,实在难能可贵”。他还嘱咐儿子:如要走学术之路,就要做一个有责任的知识分子。2004年1月,蔡老师调任中国政法大学任宪政研究所所长,告别“官员”身份,彻底回归为一名“学者”。
　　蔡老师短短54年人生中,历经了三次身份转换,先是一名军职干事,后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学者型官员,再后来“无官一身轻”了。多年来,蔡老师一直在表达,谈民主、谈宪政、谈法治。2009年,因为首都一家地方报社的社长发表了一篇奇文《破除“民主迷思”》,对民主大加批判,蔡老师读过文章,“深感民主的启蒙仍很必要”,认为作者“作为地方媒体的负责人,如此论调恐有误导人民之嫌”,“为了以正视听”,蔡老师写了一篇专文《民主仍需启蒙》,对《破除“民主迷思”》作了辩驳。
　　蔡老师对“民主启蒙”身体力行,2003年年初,还有着官方身份的蔡老师在北大发表了一场演讲,对台下大学生说,是否建立选举制度与公民的素质、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
　　蔡定剑老师不仅关心中国民主宪政这样的宏大议题,还关心具体的公民维权和公益诉讼,并积极参与反歧视运动。他是一个勇于且乐于为公共利益说话,并试图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制度变革的知识分子。患病期间,乃至到辞世之前不久的日子,仍然在通过媒体发表言论,他的遗作《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如今挂在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网页上。今年10月末,蔡老师抱病参加“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还制作了一份详尽的PPT电子文件,发言前,大家多次鼓掌,给蔡老师打气,可是当时他说话的声音已经有些微弱了。
　　蔡老师的辞世,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损失,也是中国公民维权的损失。
　　
　　为我背过“污名”
　　我离开《法制日报》后,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执教,同时做兼职律师,投入公益诉讼,与蔡老师便有了更多的交集,并有了交流和向他学习的机会。当然,与蔡老师交流的机会并不多,都是在一起参加研讨会的时候。而向蔡老师学习的机会却很多,因为他的文章经常会出现在我必读的一些报纸和网站上。这些文章都让我获益匪浅。
　　我十分敬重蔡老师。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北大的张千帆、姜明安、王锡锌等教授都是。他们一直激励着我前行。有机会与蔡老师见面的时候,他总是会对我做的一些事情表示关心和支持,给予肯定和鼓励。
　　就在蔡老师患病期间,在我打电话问候蔡老师时,他还关心我辞去大学教职做专职律师后的情况,说在中国做律师不容易,说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有意义,但担心像我这样经常参与公益诉讼的律师是不是会过得比较难,并表示他负责的项目有基金支持,让我考虑一下参与他的项目,可以把他们资助的一些公益诉讼交给我来做。由于我不习惯由他人资助着做事情,也就没有跟他探讨参与他的项目的问题。
　　让我不安的是,蔡老师还曾为我背过“污名”。
　　2008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发生了多起地方政府逮捕网民、记者的事件(网民据此发明了一个热词“跨省”),我担任了多位记者和网民的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问罪网民、记者事件的频发,是不寻常的社会事态,所以我便向蔡定剑老师提议搞一个研讨会,研讨一下这类事件对公民监督权利的影响。
　　本来我只是想发起这样一个会议而邀请蔡老师参加的,他听了我的提议后,让我赶紧组织,会务费用由他主持的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来承担。后来,那场名为“‘诽谤政府’与公民监督权研讨会”的会议在北大召开。在会议上,我指出频发的“抓记者”事件背后都有公权力报复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的痕迹,要警惕公权力随意对监督自己的记者进行刑事调查以抵制舆论监督,并发表了“收受采访对象财物的行为应该属于违反职业道德的范畴,而不应该以受贿罪论处”的观点,主张对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慎用刑罚。
　　蔡老师似乎也认同我的观点。他说,“司法机关不应在记者揭露问题时,启动对记者的调查,否则很容易形成打击报复。哪怕这个记者真的有问题,但为了保护舆论监督,为了一个更高的、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可以牺牲一些较低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整体社会的民主进步,必要时可以不必追究一些危害不大的过错或犯罪。保护记者舆论监督的权利,其意义远远大过追究某记者收受多少好处。”中国律师协会刑辩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大律师等与会法律专家也认同我们的观点。
　　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报道后,有个别媒体记者,不知是基于个人对法律的理解与我们不同,还是基于朴素的道德感,有感于记者职业道德的败坏而希望乱世用重典以严惩“堕落”的同行,对蔡老师及与会专家进行指责。某报记者甚至在网上留言,说在北京弄一个这样的会议要花多少钱,影射包括蔡老师在内的专家参加这个会议所发表的观点都是为钱所使。实际上,这次会议完全是一次公益性的学术会议,那么多专家学者、律师来参加这个会议,完全是基于对会议主题的关心,没有人为了什么好处来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人来参加这次会议得到了什么好处。
　　即使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自己的话语权交换金钱的当下,仍然有一些学者的高尚、脱俗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蔡定剑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我接触的不少学者,像贺卫方教授、张千帆教授等,也都是这样的人。
　　蔡定剑老师走了。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尽管蔡定剑老师走了,作为律师的我,在维权护法之路上少了蔡老师有力的支持,但我仍将坚定前行,不抛弃,不放弃!―谨以此告慰蔡老师的在天之灵。

相关热词搜索：良师益友 蔡定剑 良师益友蔡定剑 良师益友照样子写词语 良师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