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反正都是死，希望世界更美好吧]希望明天的太阳更美好

　　一个人不从内心里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行为都是荒谬的。这世界为什么总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村的澡堂也跟着起哄,搓澡涨到7块钱了 　　
　　
　　19 97年,春天。和所有胸怀模糊而遥远理想的人一样,6名汉族新疆人逃离故乡,在北京西北角一个叫树村的小村子里安然栖身。这个日后被拆迁的村子,见证了1997-1999年中国地下摇滚的鼎盛期。
　　1994年校园民谣的大获成功应该归因于长期积淀的城市怀旧情结和精良策划的商业运作。而同年“魔岩”推出的窦唯和张楚的专辑则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在集体社会中孱弱无力的个人可以在音乐中凸显个性。酒吧业的一度繁荣使得外地歌手、吉他手云集北京,与流浪的诗人、画家一起形成相对稳定的聚居区,如1994-1995年的圆明园村,1997-1999年的树村、东北旺等,以及MIDI音乐学校。这些身份可疑的工人、农民、无业游民、诗人有一部分后来转型为中国摇滚的精英分子。一时间,世纪末俨然成了风起云涌的摇滚时代。
　　成军于1997年的“舌头”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新疆特性,而是以崭新的音乐、狂欢的节奏、反讽的歌词满足了人们对现场的期待。这些1970年代出生的工人、司机、酒吧吉他手、无业游民、豫剧团鼓手把摇滚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很孤独,因为缺少听众而不得不成为时尚杂志和音像公司的谋利对象。当然,因为过于暴烈的音乐形式和变化无常的歌词,他们也不太可能被学术化经典化。
　　1999年,初春。崔健亲临偏僻的小酒吧,邀请他们为他的演出暖场。《南方周末》将他们称为“98年最令人目眩的乐队”,和“苍蝇”、“NO”、王磊,一起担当起地下音乐的先锋。让人震惊的,不只是他们严谨的技术,更是颠覆性的音乐意识。主唱吴吞有意无意的呓语与无所事事的嬉闹、心无旁骛的反讽和自嘲掺杂起来,还原为一种亲切、宽容的态度。
　　作为最坚硬的摇滚乐队之一,伴随着两张并不讨好的专辑《小鸡出壳》(1999)、《这就是你》(2002)的出版,“舌头”成了摇滚迷心目中的神话。
　　由于很少有商业演出,他们成了贫困的一群。10年前,一支原创乐队在北京的酒吧一晚上的出场费大约是100-200元,生意不好时更降到大约40-50元(每人10元左右),连路费都不够。即使出专辑也不见得会有所好转。以“舌头”为例, “摩登天空”用5万元即买断其一张专辑,录音费大约是2万元,剩下3万元6名乐手平分,还债都不够。
　　可这依然不能阻止他们成为那些年里最强悍的摇滚乐队之一,“舌头”具有现场乐队所有的浪漫特质:够革命,够暴烈,够难听,够诗意,够纯粹,令人屏息。
　　
　　一支乐队的“后半生”
　　
　　吉他手李红军离队,据说回新疆结婚了,做过导游,后来还做瑜伽教练;键盘手郭大纲成了独立制作人;贝斯吴俊德做了主唱,录制自己的音乐;鼓手李旦做了蒙古乐队“杭盖”的鼓手,还开起了酒吧“疆进酒”――北京民谣演出地之一。
　　33岁的李旦是“舌头”成员里年纪最小、看起来最可亲的。
　　他祖籍开封,曾在乌鲁木齐兵团豫剧团任职。因为听到崔健、“黑豹”,十分躁动,又有朱小龙写信给他:“北京挺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脑袋一转,伸出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家人,向兵团请了3个月假,只身一人,左右各拎一大包,身后再背一大包来到北京,在茫茫人海中,投奔朱小龙。为了找到同乡,他病急乱投医,找一道士问卦。道士掐指一算说,你找的人不在这里了。几天后朱小龙意外地出现了,李旦再也不相信其他道士。
　　有一年冬天,他租的小平房被偷了,除了枕头被子,只有一条裤子因为穿在他身上而幸免于难。他就只好一直穿着这条裤子。
　　“舌头”乐队成立12年了。李旦说,如果自己有些变化,那就是没12年前那么爱笑了。
　　吉他手朱小龙1973年生,离队后云游四方,最后和女友、孩子定居昆明,重新组建乐队。
　　他原本是新疆一个硫酸厂的工人,1992年成为当地一个夜总会的吉他手,弹琴,伴唱。
　　1994年他住到了圆明园画家村。之后他住哪儿施工队就拆到哪儿,终于把他和他的法国女友逼出了中国。
　　他们去了法国、澳大利亚、缅甸、越南,转了一圈又回到中国,不再为生活狼奔豕突。到了晚上他会去“说吧”,那里有一些弹琴的朋友每周三在台上玩即兴,大家一起蹲在酒吧门口吞云吐雾。有些喝多了的人,认识不认识的,与他说一些琐事,他微笑倾听。他觉得,到现在他还能和音乐在一起,已经十分满足。
　　主唱吴吞是个被人疑心自闭的人,虽然他也很会说冷笑话。他住在很远的陂村,平时不进城,家里没有网络。
　　
　　“舌头”乐队身上有一股向内的力量,最直观体现在吴吞写的歌词里。吴吞的语言表达令人慨叹教育的无用。
　　2004年,“舌头”乐队转入沉寂,吴吞离开了北京,开始游历。自2008年开始做一些小型的民谣演出。在舞台上,他仍然有点羞涩。手拨琴弦,眼望地面,然而琴声铮铮,载着越来越沉重的愤怒的琴弦几乎要断了。
　　
　　我们干了想干的事,干得很棒
　　
　　人物周刊:去北京前你在新疆,生活状态怎么样?
　　吴吞:18岁之前由父母罩着,父母由单位罩着,单位由国家罩着,国家由全国人民罩着,全国人民由地球和老天罩着;18岁之后仍然如此。
　　人物周刊: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吴吞:我父母都是支边的青年,毛主席一声号令,到了新疆,然后成家生孩子,我又喜欢到处跑,可以算流浪者之家了。
　　人物周刊:你做过些什么工作?
　　吴吞:很多,每天都在做,这些都是必须的。谁也说不清活着是怎么回事,总之为自己或别人工作都是一种奉献,把工作演变成爱好,玩进去就能成劳模。高不成低不就的就别去为人民服务了,回家看看电视、马路上踢踢石头也挺好。
　　人物周刊:所有工作都能成为爱好?
　　吴吞:很难。有的人掏粪掏出了门道,有的人天天在交响乐团混饭吃,所以这事和职业种类没有太大关系。我们总是觉着别人锅里的肉香。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受的教育?
　　吴吞:基本是盲人摸象,但好处是从任何一个地方下手都可以摸到大象的全部。它教会我反向思维。比如说,我一生下来,这就是个现成的世界,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每样东西都有名字都有关系,这事是好事,那人是坏人等等。你还没回过味来,已经参加考核,通过不通过都要投入社会。
　　人物周刊:我们基本上都受了相同的教育,这些教育的本质就是劝你服从、接受平庸,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反向思维的?
　　吴吞:我们小时候都跟灌肠一样,调好的东西往里一灌,品质一样。我是被灌得太多,漏了的那根。
　　人物周刊:谈谈“舌头”乐队吧。
　　吴吞:1993年,兰州的诗人、行为艺术家柳遇午和乌鲁木齐的摇滚吉他手丁建、贝司吴俊德、维吾尔族鼓手晓该提组建了它。
　　人物周刊:为什么叫“舌头”?
　　吴吞:有许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合适,说他们几个当时都以为老柳比较能吹牛。
　　人物周刊:谈谈你加入后的事情。
　　吴吞:别让我说了,我不想回忆,那是老年人与斤斤计较者的专利,都过去了。
　　总之,我们干了想干的事,干得很棒。“舌头”会有第10代主唱第60代吉他手,他们干得好,我会为他们加油喝彩的。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养活自己?
　　吴吞: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羊毛出在羊身上。
　　人物周刊:“舌头”的现场演出非常有力量,你们在台上台下有什么不同吗?
　　吴吞:那是集体力量的汇集,台上台下没有什么不同。他们5个人当时都很猛。开始我还可以招架,越往后就越吃力,所以演出时不能动,一动就唱不下来了,看起来像个旁观者。
　　人物周刊:成员纷纷离队是什么原因?
　　吴吞:也没有什么离开不离开的,都还在地球上。
　　我最近在乌鲁木齐见了李红军,在昆明见了朱小龙。吴俊德和郭大纲也都有自己的乐队,都在做音乐专辑。我很高兴和他们这样优秀的音乐家一起合作过,一起生活过,这就足够了。
　　人物周刊:“舌头”的原班人马会重组吗?
　　吴吞:我唱得这么糟糕,他们本世纪是不会轻易出马了。
　　我早已停止挣扎不再反抗
　　人物周刊:摇滚承载着怎样的社会意义?
　　吴吞:摇滚承载了人和社会的所有情绪。摇滚是年轻人的外表、中年人的内在、老人和孩子的乐子。只要敢于面对、质疑自己,互相嘲笑一下。这世界本来就太苦闷,工业文明中人类又有这么多怪癖,摇滚是现代人精神的出口,和谐社会必不可少。
　　人物周刊:当时树村有全国各地的乐队聚集,有点像摇滚的乌托邦。
　　吴吞:什么是乌托邦我不清楚。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摇滚音乐人都是自我放逐的人,主动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大伙看上去都很懒散,无组织,也没有什么纪律,整天排练、游泳、爬山,日子很慢。霍营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大家看上去有些疲惫,眼里有了些迷蒙的目标,快乐都蒙了一层东西,笑得很有内容。
　　人物周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吴吞:中国年轻人的气质和个性吧。一开始可以把一切都超越,越往后越被现实坠住,磨去棱角,从半空中掉下来。想回家的,不知道怎么走,绕圈,原地踏步。
　　人物周刊:你说“这时代摧毁了一切,但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你在反抗什么?
　　吴吞:我早已停止挣扎,反抗对于我不再是盲目的行为。一个人不从内心里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行为都是荒谬的。这世界为什么总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村的澡堂也跟着起哄,搓澡涨到7块钱了。
　　农民还在种地,工人炼钢、挖煤、建房子,商人们搞经济,政治家们治理世界,我还反抗什么?感谢他们给粮食打上了农药,把地球掏空,把房子建得那么高,感谢通货膨胀,咱们不再反抗,也不再抱怨了。反正都是死,希望世界更美好吧。
　　人物周刊:这几年你在做什么?
　　吴吞:从游击战变成纸上谈兵。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商业化地生存?
　　吴吞:我对商业化没什么概念。人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加衣服,现在有人有十几套房子,有人没地方住,不知道这是不是够商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的摇滚乐?
　　吴吞: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中国摇滚音乐人都很质朴。他们曾在中西文化间徘徊,游离于现实与禁约间。他们做的音乐也很感人,但他们过快地与现实打成一片,与他们真正的家园越来越远,不再有贴近生活和时代的作品问世。
　　90年代中后期的音乐人陷入了音乐元素、风格、设备的海洋中。他们走进去,又走出来,一直在寻找之中。他们想更彻底地用冲撞来瓦解一切,可总撞在水泥墙上或棉花堆里。摇滚乐手们基本不会用吉他来演绎自己乐队的歌曲,也不知道所唱歌词的意义,但其中不乏经典的作品,时间会证明的。
　　2000年后就更有意思了。2007年夏天,我们参加了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音乐节,参加演出的大多是当地的乐队,十几个乐队,80%用英语演唱,在远处看来像国外的音乐节。不过石油工人的领导们、孩子们都很开心,脸上有自豪感。2006年在兰州师范大学看一场当地乐队的演出,我很激动。当时是冬天,七八个乐队演出,都很年轻,打扮都很酷,歌也好听,“0工厂”给人印象最深。可现在都不再玩了。
　　(实习记者张莹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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