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奇才_汇兑奇才,贝祖诒

　　一般而言，为了满足国家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虽然民国建立后，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是，这项业务一直仍由外商银行主导。 　　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商银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凭借其实力，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
　　作为央行存在的中国银行，自然要首先承担起外汇这项业务。当时，中国民族实业尚处发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抗衡，而国民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十分有限，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广东侨资，广东分行尤为重要。
　　广东分行主要由江苏人贝祖诒负责，他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因为勤于职守，努力钻研，宋汉章和张公权都对他颇为赏识。1915年，贝祖诒调入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
　　在贝祖诒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主任期间，他力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以自己发行的纸币，收回泛滥于市的滥币。贝祖诒参与其间，稳定了清末遗留下来的币值混乱。更为重要的是，贝祖贻积极开展起侨汇业务，使广东分行的侨汇业务成为整个中国银行国际收支项目中之一笔重要收入。
　　尽管当时中国在名义上已经完成统一，但在距离中央偏远的东南沿海完成这项工作实属不易。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一向自成一体，不会当地语言，很难与当地人打交道。对于一口吴侬软语的贝祖诒而言，语言不通竟然也是一大障碍。为了增进沟通，他一到广东，便开始勤奋学习粤语，花费几个月时间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广东官话。
　　东南沿海的外汇收入，不可能不依赖香港市场，贝祖诒在广东站稳脚跟后，立即主持开展香港业务。1916年，他前往香港筹建分支机构。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成立。当时，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华侨辛勤劳作的收入需要汇回国内，贝祖诒将在香港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这部分客源身上。
　　应该说，香港支行是中国银行率先在客户服务上进行改革的地方。为了吸引华侨，贝祖诒主张中行要主动改变服务形象，改革取款汇兑的手续和方法，同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同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凡侨胞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香港支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大量外汇资金，更多的侨汇源源不断地经此转汇国内，并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来源匮乏，筹备各项用款尚十分困难。蒋介石希望能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但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任中行总经理的张公权建议蒋介石：“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支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当时宋汉章正好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极需静养。1927年夏天，贝祖诒被任至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了新的主要业务，贝祖诒有了用武之地，他随即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又兼任上海分行经理。
　　在贝祖贻主管国际汇兑业务的18年间，外商银行依然占据着汇兑的主导地位。但他争取到的国际汇兑业务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仍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与此同时，中行相继在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设分行，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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