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钢：蝴蝶玫瑰梦】 玫瑰梦Txt

　　 　　口述/陈钢 　　撰稿/钱亦蕉(记者) 　　 　　人性和永恒的爱,才是真正的主旋律｡ 　　 　　陈钢的名字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连在一起,他的名片上印着两只蝴蝶,象征着"化蝶";陈钢的名字与陈歌辛连在一起,这个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的天才,却有着凄凉的结局;陈钢的名字和上海连在一起,他热爱这个生活了70多年的城市,更愿意用自己的慧眼和纯情来寻找上海｡
　　
　　《梁祝》:"顶风抗旨"的产物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至今48年了｡我们以前常说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然而,"火红"的大跃进时代怎么会产生《梁祝》这样一个"才子佳人"的交响作品呢?我觉得,《梁祝》的诞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一方面,当时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伟大的中国需要伟大的声音,而我们解放前后只有几首管弦乐小品,还没有产生过属于自己的､有影响的交响音乐｡另一方面,身处大跃进时代,我们两个年轻人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向音乐的象牙塔顶尖---交响乐挑战,有为中国的交响乐填补空白的愿望,可同时我们却还保持着50年代大学生的纯情和理想主义｡
　　当时为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要搞一个协奏曲,在报选题时,俞丽拿报的是《大炼钢铁》,沈西蒂报的是《女民兵》,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当时他也不理直气壮,所以正式报上去的时候,《大炼钢铁》排在第一个,《女民兵》第二,《梁祝》排在最末尾｡这其实是时代使然,但是最了不起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他并没有随大流让我们创作大跃进题材,而是点了排在最后的《梁祝》,并安排我协助一起创作｡如果换了别的领导,很可能点第一､第二个选题,因为是"主旋律"嘛!其实,我所理解的主旋律,并不等于是配合特定形势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关注人类命运,歌颂人性､真情和永恒的爱的,才是真正的主旋律,才可以超越时代和国界,流传久远｡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梁祝》是"顶风抗旨"的产物｡孟波点《梁祝》本身就是"顶风"的做法,后来他在"文革"中还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在革命的大跃进年代还搞才子佳人｡那么什么是"抗旨"呢?这是直到去年俞丽拿才告诉我的(她保密了几十年)｡当年周总理招待外宾很喜欢听《梁祝》,有一次,总理跟俞丽拿说,《梁祝》太长了,你叫他们改一改｡俞丽拿心中暗自嘀咕,《梁祝》总共25分钟,与外国的一些协奏曲比,并不算长,而且音乐有自身规律,也不是随便剪一刀就可以的,所以就把这个事瞒下了,没有跟我们说｡周总理记性特好,第二次听时,发觉还是这样,就跟俞丽拿说,没改嘛!俞丽拿笑笑,总理就说,算了,尊重作曲家的创作么!在当时的形势下,假使俞丽拿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我们敢不改吗?如果那样,整个音乐就变成斩头去尾的"残疾人"了!所以,俞丽拿除了是《梁祝》的首演者外,她还立了个大功,就是保护了《梁祝》,保护了《梁祝》的完整性!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作为文艺领导,不要随意命题作文,不要对艺术家横加干涉,而是要严格地按艺术规律办事｡
　　当时提出的"民族化"的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它的片面性｡在创作《梁祝》时,我们曾做过一个尝试,在为"同窗三载､共读共玩"那一段配器时,我曾想加一组弹拨乐器(三弦､琵琶､月琴),来增强一些民族色彩｡那时一周排练一次,第一次排练时,怎么也听不到它们,管弦乐队的巨大音响把三弦､琵琶､月琴的声音全部淹没了｡第二个礼拜,我请他们尽量弹响一点,他们就拼命用力弹,可听上去全是噪音,很不协调｡第三个礼拜,他们开会请假,没参加排练,我一听,乐队音色反而统一协调,后来也就不请他们来了,而原来所需的弹拨效果,就用弦乐的拨奏来代替了｡所以说,不是说用了民族乐器就"民族化"了,民族是个精神的东西,《梁祝》表现的是精神上的民族｡当然,我们在哭灵跳坟一段中用了唯一的民族乐器--板鼓,因为它所表现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效果,是所有的西洋打击乐器所不能替代的｡
　　国学大师文怀沙曾经说,越剧本来是地方小戏,好比"乡镇企业";进了上海以后进行了改革,流传到全国,等于拿了个"城市户口";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出现后,就立即跨越了地域与国界,推向了世界,这就好比拿到了一张"国际护照"｡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和确切,它说明"民族化"必须与国际化､现代化结合,才能走向世界｡去年6月,《梁祝》在英国伊顿公学演出,这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贵族学校的师生并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但他们却都被音乐深深地感动了,这证明好的音乐是真正跨国界､跨时代的｡
　　在讨论《梁祝》初稿时,并没有"化蝶",也是孟波提出,一定要"化蝶",这是点睛之笔,因为《梁祝》的灵魂就是"化蝶",是一种爱情的升华和中国式的浪漫主义｡
　　
　　父亲: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我在创作《梁祝》的时候,父亲已经被打成右派,到安徽白茅岭去劳改了｡他是在无线电里听到《梁祝》的,他说有一些意见要告诉我,并希望我寄一本有我签名的《梁祝》的总谱给他｡后来,我把谱子托妈妈带去了,但不敢签名,因为要"划清界限";同时,我再也听不到他最后还来不及告诉我的意见了……
　　
　　父亲陈歌辛在三四十年代被誉为"歌仙",他在40年代初就写下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后来在50年代初传到了美国,由两个美国人把它翻译成英语,歌曲名还是叫《Rose Rose I Love You》,里面有一句"make way,make way",就是"玫瑰"的谐音,其他歌词都完全改变了｡Frankie Laine演唱之后,1951年,它登上了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据说那首歌的版税有100万美元,不过当时我们正在抗美援朝,自然不可能去领取那笔钱｡可是父亲当时就表态说,如果拿到了这笔版税,他立即用全部款项购买一架飞机去抗美援朝｡
　　抗战时期,孤岛沦陷区的上海,普通的市民不可能总是听革命歌曲,张爱玲说,是我父亲他们创作的这些流行歌曲,给了人们小小的圆满､小小的温暖｡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由于在上海孤岛时期谱写爱国歌曲,与吴晓邦合作创作了四部抗日歌舞剧,1941年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了｡那年我6岁,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半夜里日本宪兵冲进我们家把他带走,跟他铐在一起的正是鲁迅的太太许广平｡那时我还去日本宪兵部送饼干,父亲3个月以后才被保出来｡抗战后,国民党也要抓他,他被关了7天"无罪保释",为了度日只能和几位艺坛好友结伴卖唱,因此他写了歌曲《究竟是谁的胜利》批评国民党政府｡
　　后来父亲和母亲去了香港投奔夏衍｡解放以后,父亲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上海｡当然,从此以后很难再写､同时再也写不出以前那样的流行歌曲了｡这是他们这一代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父亲后来被错划成右派,前几年贺绿汀在一次会上说:"这顶(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这样在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右派"帽子｡在白茅岭农场,白茫茫的大雪,我妈妈跟着牛车,走了90里路赶过去看他｡他住的茅草棚又破又冷,一个晚上,他们就用套鞋接了点雪水,煮了点茶喝,第二天就分开了｡妈妈再去时,人就已经没有了,说他心力衰竭死了,接了他的骨头回来｡父亲一面在农场备尝艰辛,一面写的却都是歌颂春天的歌曲｡这就是真实的他｡
　　
　　上海:城市文化的"味道"
　　
　　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曾经把香港和她记忆中的上海做比较,说香港的橱窗琳琅满目,就是没有以前的上海有味道,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白俄比较多的缘故｡白俄崇尚的是法国文化,而张爱玲所说的"味道"就是指上海的高雅文化､情调文化和贵族文化｡
　　海派文化首先也就是城市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表现上海城市风貌的流行歌曲,特别是40年代成熟期的流行歌曲｡如果说,20年代黎锦晖的《毛毛雨》等还属于儿童歌舞和民歌小调的话,那么等到《夜上海》､《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出来后,它就表现出了茅盾在《子夜》中所描写的"光､电､能",表现出了国际大都会的风貌｡那时,爵士音乐和舞厅音乐都已进入上海,它们与上海本土的吴越文化结合在一起,诞生了这样一批中西结合､雅俗共赏,同时也是文人创作的市民歌曲｡
　　在今年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演出了一部以"紫竹调"为主题的交响曲,还专门邀请了8位法国作曲家参加"感受上海?呈现中国"活动,也是以"紫竹调"等为主题､二胡和唢呐为为主奏,来谱写交响音乐｡顿时间,"紫竹调"一下子像市花白玉兰一样,快变成了上海的"市歌"了｡我想,这完全是一种误读!"紫竹调"是一首苏南民间小调,它体现的音乐形象是江南水乡,而不是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它的音乐素材的内涵是农耕文明,而不是新兴的城市文化｡我们出了高额的奖金(第一名是2.5万美元),请了对上海只有浮光掠影印象的"外国和尚",用乡间小调来念这部"上海经",其结果必然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解读与阐释｡上海是一个大海,它从来就是海纳百川;但上海更是一个藏龙卧虎的人才宝地,为什么不能多发掘自己丰厚的文化资源,扶植自己的新生力量,加强上海的文化原创力,重振昔日上海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雄风呢?
　　上海的怀旧风是随着海外人士的归来和寻找上海才兴起的,某种程度上,港台两地更好地保留了上海原来的"味道"｡说来也惭愧,关于老上海的"味道",电影我们拍不过王家卫,歌曲我们唱不过蔡琴｡所有的大导演,一拍老上海就失败,比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因为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而王家卫,他即使不把背景放在上海,也能拍出浓浓的上海味道,潘迪华的一句上海话,就能把上海的风情勾画出来｡这次李安要拍张爱玲的《色戒》,请了潘迪华来教女演员们搓麻将,据说潘迪华的十个手指头里全是表情,但年轻女演员却学不到｡
　　当年龙应台来上海,碰到我,知道我是陈歌辛的儿子,非常激动｡她说,"我小时候就唱着你爸爸写的《永远的微笑》,拉着妈妈裙子的边过马路,去菜场买菜｡现在我妈妈老了,是我牵着她走,还唱着这个歌｡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回忆的幸福泪光｡"后来,龙应台邀请我和陈燮阳去台湾开音乐会,音乐会的名字就叫"凤凰于飞---上海台北老歌双城记"｡《凤凰于飞》这首老歌就是由我爸爸作曲,陈燮阳的父亲陈蝶衣作词的｡音乐会本来只开一场,但盛况空前,就连开了两场｡音乐会结乐时,观众全体起立,高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位80多岁的老先生坐着轮椅来,说当年他在复旦中学时,我父亲曾经教过他音乐｡我在那儿找到了昔日的上海｡而在香港碰到黄?时,他也说:"我就是喝着上海老歌的奶长大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最根本的是它的"文化力"｡有一年,我到莫斯科去,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1992年,苏联解体后,卢布贬值1000倍,就是说,一个千万富翁,一个晚上就变成万元户了｡可第二天人们照样排着队去听马勒的交响乐,马勒的交响乐很长,40多分钟,听完之后,人们全体起立,鼓掌鼓了40多分钟｡所以,这个民族是打不败的,因为,他们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现在我们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叫"打造",可文化怎么能打造呢?文化是一种长期的积淀｡我们需要的是培植参天大树,而不是弄几个盆景作摆设｡一个没有文化记忆和文化战略眼光的城市,充其量只是一个摩天大楼林立的水泥空壳｡

相关热词搜索：蝴蝶 玫瑰 陈钢 陈钢：蝴蝶玫瑰梦 蝴蝶玫瑰梦 陈钢:蝴蝶玫瑰梦 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