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墨 [积墨写人生]

　　 　　此次上海美术馆特别推出的“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不仅对方增先半个多世纪以来漫长的水墨画探索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展示,同时也是对以方增先为代表的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人物画沿革､“浙派人物画”的贡献与意义进行一番综合的梳理和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方增先就博采中外各家之所长,创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主要是写意花鸟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画的人物造型问题,用中国传统的水墨材料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物画探索由此走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也是中国画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篇章｡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由于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易于掌握,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学校的重视,很快在浙美的国画教学中普及开来,之后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成为中国画系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程｡
　　而方增先也以其对于中国人物画现代化改造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为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50年代的《粒粒皆辛苦》､60年代的《说红书》､70年代的《艳阳天》,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是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时代发展变化和个人自觉艺术追求的双重推动下,方增先开始积极地进行着新的尝试,以寻找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新的可能｡为此,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既向西方现代艺术汲取灵感和形式资源,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形式特点做研究,将文人画的笔墨特性､审美意趣反复琢磨､研究,融进自己的创作｡
　　从2001年开始,方增先发现用积墨法画人物可以增强人物群像的整体感､形式感,并能产生斑斑驳驳的肌理效果｡近年来,方增先用积墨法创作了《祝酒舞》､《梦》､《佛珠》等作品,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和内涵｡
　　方增先先生还是一个对国内当代艺术发展具有前瞻性和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历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从首届推出有中国味的油画,到第二届的兼具传统与实验的水墨,再到第三届的突出国际化但强调本土性的“海上?上海”,再至第四届的“都市营造”､第五届的“影像生存”以及第六届的“超设计”主题,上海双年展在国际化､现代性的走向中始终有一条关注本土化､强调民族性的基本线索贯穿其间,其实这和方增先始终坚持的走民族特色艺术之路､建立自己的本土化当代艺术的思想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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