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话剧在上海】 杨绛《称心如意》话剧

　　一部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于上海的风俗喜剧，64年后在上海舞台上重新焕发光彩。这对于上海观众和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 　　《弄真成假》是杨绛先生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喜剧，这部被柯灵先生誉为“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在1943年首演时便引起巨大轰动。64年后，这部本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作品终于被重新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弄真成假》的来龙去脉
　　
　　《弄真成假》的剧情并不复杂，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青年周大璋，仪表非凡却穷困不堪，与早年守寡的母亲寄住舅父开的杂货铺楼上。他原有个女朋友张燕华，是个自食其力的女职员，也是因为家境清贫，寄住在她伯父、地产商张祥甫家中。周大璋因此结识了地产商的阔小姐张婉如，立刻移情另注，准备把阔小姐当作他的登天梯。两位姑娘同时被他吹得神魂颠倒，把他当作年轻有为的大人物。最终，张燕华费尽心机，用闪电式的巧妙手腕赚得周大璋旅行结婚。周大璋的母亲不见了儿子，却误以为地产商要把宝贝儿子入赘，登门拜访，向亲家要人却出尽了洋相，她儿子天花乱坠的谎话也彻底拆穿……
　　作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副博士，杨绛本身并非专业剧作家，她的戏剧创作出于偶然，首演大获成功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而实际上，杨绛与现代戏剧的渊源颇深。她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外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是曾受教于戏剧大家贝克的王文显教授，其所开设的“外国戏剧”、“戏剧概要”等课程，使清华外文系毕业的许多同学如洪深、石华父（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深受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最终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
　　在英国牛津和巴黎大学进修西洋文学时，杨绛遍读古希腊以来的外文戏剧经典，对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悲喜剧概念的理解更清晰了。她生性开朗幽默，对喜剧体会尤深。她认为，喜剧不应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讽刺和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还应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这便是其创作中国式风俗喜剧的初衷。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创作的。1938年秋，杨绛带着一岁的女儿钱媛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并与父亲一起避难到上海的法租界。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来后，与杨绛住在淮海路淮海坊杨绛的妹夫家。夫妻二人与戏剧家石华父、李健吾交往甚密，但当时，石、李只知道钱钟书是个学问家、“书虫”，并不知道他有写小说的才能（钱尚未写《围城》），他们倒是觉得杨绛在创作上很有天赋。有一回，石华父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演，邀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吃饭庆祝，同席的还有李健吾。就在饭桌上，李、石两位学长都对杨绛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鼓励杨绛创作话剧剧本。
　　杨绛当时正在当小学教员，夫妻二人的生活很困难，写剧本可以赚取稿费，摆脱寄居生活，买下自己的房子。于是，她便利用起业余时间，在石华父的指导下写出了话剧处女作――《称心如意》，并交给了李健吾。不久，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看中了这个剧本，亲自着手排演，李健吾甚至也决定粉墨登场，在戏中担任徐朗斋一角……种种好运让杨绛觉得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那时，杨绛一直用季康这个名字。戏正式要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她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的大名就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称心如意》上演后，引起巨大轰动，杨绛一下子出了名。在李先生的鼓励下，她又写了《弄真成假》。《弄真成假》写成，即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上演后，获得了更大的反响，沦陷区的各大报刊上都有宣传与评论，还有些朋友给她寄来剪报，鼓励她继续创作这类喜剧，剧团的演员也以演出她的喜剧为荣，联名写信给她表示谢意。当时中国的话剧喜剧，几乎都是改编自外国的作品，杨绛“喜剧双璧”的出现，令李健吾先生赞赏有加：“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杨绛几乎成了当时文艺青年竞相崇拜的偶像。据其晚年回忆，当时有人介绍钱钟书时，常常会冠以“这是杨绛的先生”。一天夜晚，钱先生看了杨绛的话剧以后，从戏院出来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妻子说，自己决定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正是后来风靡文坛至今不衰的《围城》。杨绛听了以后大为高兴，竭尽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她让钱先生减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钟点，并将本来就很节俭的家庭生活进一步加以省俭，甚至辞退了女仆，自己兼任一切家务，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围城》于1946年完成，但在当时，杨绛的盛名仍在钱先生之上。
　　钱钟书先生在1959年写给杨绛的十首诗中，有两首还提起这一段时间的往事：“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他责怪自
　　
　　己是个书呆子，不会家务琐事，耽误了杨绛先生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使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在另一首诗中，钱先生的内疚之情则更为强烈：“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不仅赞扬了杨绛的剧作生动传神，更自悔当年不该像赵明诚嫉妒李清照那样文士争名，要与自己的贤妻一比高低。
　　《弄真成假》成功之后，杨绛先生又接着写了一部三幕闹剧《游戏人间》。1944年夏由上海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上演，剧作家姚克导演，他极力保持了喜剧的纯洁性，对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安排也很成功。1945年夏天，杨绛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并由黄佐临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丹尼担任女主角，未及上演，抗战就取得了胜利，演员们各奔前程，首演就此遥遥无期。此后杨绛先生没有再创作剧本。
　　话剧百年，重现舞台
　　对于《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话剧舞台，96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
　　
　　“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4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实际上，在严厉的政治压迫下，当时很多作家都无法直抒胸臆地创作反日抗日表现民族忧患的作品。但不管如何，在上海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上，除了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张爱玲外，还有太多作家和学者有待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杨绛先生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尽管杨先生在原作中并没有对当时环境的过多描写，但我希望通过剧组的努力，尽量在最大尺度上展现孤岛时期的众生相。希望《弄真成假》能够成为观众窥视和认识孤岛文化的一扇新窗口。”
　　杨绛先生特意撰写了《杨绛与杨季康》一文，祝贺《弄真成假》的上演。对于64年后自己的作品重登舞台，杨先生感慨良多：“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又将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其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说，而文字背后的超然物外，真值得玩味。
　　“明年《弄真成假》来北京首演，我一定会亲自来剧场观看。”杨绛先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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