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离婚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这个秋天的中国荧屏上,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收视率独领风骚,并且引起了广泛议论。   官方的统计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的改革开放25年中,中国社会的离婚率上升了3.2倍。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离婚率在过去20年中翻了20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离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亲友离了婚。2003年,中国民政部门每颁发七张结婚证,就要发出一张离婚证。
  如果要总结中国当代生活的几个关键词的话,“离婚”毫无疑问地要算一个。它越来越构成中国人生活的背景。而且在有着重视家庭传统、信奉“家和万事兴”的中国,骤然提升的离婚率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张力,在现代与传统撕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仓皇不知所措的男女,离婚本来是为了摆脱不幸,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造成了持久的不幸。中国人还没有学会离婚。
  对离婚的争议由来以久,有人说它顺应人性、彰显自由,是进步的体现,有人说它捐弃责任、伤害后代,是堕落的标志。以至有大专辩论会又非常小儿科地将离婚“弊大于利”“利大于弊”了一把。
  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告诉我们,离婚和婚姻只是社会的组成形式,而不是解决方案。它们既可以是有用的组成形式,也可以是有害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对待它们。
  在迈向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转型中国,离婚率高企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要学会离婚,包括懂得什么时候不必离婚。
  
  分手的国庆节
  
  “婚姻太脆弱了……”然后目光直视远处,发呆。这是许巍在半个小时的交谈中重复四次的话和表情。对29岁的许巍来说,这个国庆节前后发生的事足以让她唏嘘不已。
  今年8月,她休完产假,准备上班。一个下午在清理家中的信件时,偶然发现了丈夫桌头的一张酒店电话账单,账单是今年5月开的,上面落着丈夫单位的名称,毫无疑问,这是他出差时打的电话。许巍发现,几天时间内丈夫打了20多个电话,其中有打往家里的,有打到他单位的,但最多的是打到南京的同一个电话,有14个,而且多数都是凌晨一两点打的。“在南京我们并没有朋友”,许巍下意识地觉得不对劲,就照着号码拨了过去,“喂?”对方是一个甜美的女声,“啪”的一声,许巍挂断了电话。
  等晚上丈夫回来,两口子开始吵架,一直吵到凌晨四点,丈夫终于招供:去年她怀孕时他出差至南京,在一次会议上的邂逅……
  6年前许巍大学毕业到深圳一家公司工作,丈夫早她两年到深圳,在一家外资公司任销售经理,年轻有为,收入颇丰,两人在工作场合认识,两年前结婚,买房买车,今年初又生了一个儿子。许巍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接下来的一个月,许巍为丈夫的外遇争吵不休,她心烦意乱,曾经想到离婚,但还没有下定决心,坦率地说她一直很依恋丈夫,更何况现在有了小孩。国庆节到了,她准备回老家武汉,与父母好好聊聊,散散心。
  国庆节回到家中,许巍发现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父母竟然离了婚,瞒着她已有三个月!
  许巍是家中的独女,父母已年近六十,都是机关退休干部,从许巍的青少年时代开始,她知道父母不是那么亲热,虽然她们都很爱许巍,家中没大吵大闹,但总缺少一点幸福家庭的其乐融融。离婚是父亲提出来的,他孓然而去,房子和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母亲。
  
  “我和你妈结婚时就有些牵强,志趣差别太大,这些年我们过得并不幸福。”父亲在他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对许巍说,“那时离婚不容易,更何况有了你,现在你长大了,工作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了。我们都活不了多少年了,这样将就到死肯定会留下终生遗憾。”父亲的住处可以说家徒四壁,但他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听说已经有了相好的对象。
  许巍在震惊之余欣慰的是,她母亲精神看起来也不错。目睹家中的变故,许巍也收起了嘴边的话――她原是要将与丈夫的纠纷告诉父母的,“我不能向两个离了婚的人征求意见――我现在还想尽量挽救我的婚姻,”许巍说,“但我不能保证不走我父母的路,现在婚姻太脆弱了。”
  
  中国的离婚之路
  
  “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发现,越是繁荣的时期,离婚率反而上升,物质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小了,对情感生活的要求和期望值就上升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描述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不断高企的离婚率时说。
  徐安琪最近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是“中国五十年离婚”,研究时段从1950年到2000年,从曲线图上看,五十年代是中国人离婚的最高峰,很多人认为现在离婚率走高,其实远不如五十年代。但确实近几年来离婚率一直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形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五十年代中国刚刚颁布婚姻法,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很多过去包办婚姻的、娶小老婆的、因战争家庭分离的,其中不乏新政权的进城干部抛弃原来的农村家属的,一下子全激发出来了,所以那一段时间,离婚率直线上升,但是骤升骤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错误的政治整肃波及无数原本和睦的家庭,许多的夫妇被迫离异。1976年,那个混乱的时代结束后,另外的许多配偶结束了在那个不寻常的环境里结下的婚姻。
  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政治波及型离婚”远远大于正常年代“情感破裂型离婚”。
  中国社会婚姻家庭形态近20年来发生了急遽变化。中国人过去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总觉得离婚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并认为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小两口发生矛盾了,可能家族、单位组织、街道居委会都会介入。另外物质条件也会限制离婚的自由度,1970年代末的时候上海离婚率很低,就是受住房问题的限制,离婚官司打到法院去,法院首先问房子能分开吗,如果房子不能分开,法院就根本不受理离婚。
  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基层单位的控制也弱化了,也就是个人本位,承认了婚姻是个人的事情。2003年,中国废除了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才能离婚的规定,离婚成为纯粹夫妻个人的事务。离婚曾经被认为是有失颜面,并且带来愤怒和悲伤,如今正渐渐被宽容和理解。
  
  婚外情是第一杀手
  
  对于北京的妇女来说,上升的离婚率,是新的社会和经济自由的反映,是妇女对婚姻期望值上升的反映,也是破坏性事件――婚外恋显著增长的反映。目前超过70%的离婚事件由女方发起,最普遍的理由就是丈夫不忠。重庆一家婚姻危机服务中心的调查发现,有70%的婚外情导致离婚。
  在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一位32岁的男士说,结婚前,三年的约会期间他对妻子是忠诚的,但是在婚后6个月,他开始了婚外恋。
  “男人需要其他的女人。”这位男士说,他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家庭生活是一回事;家庭外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没有必要掩饰,每个同事都知道我的女朋友是谁。”
  许多女性和男性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会没有教男人们善待他们的妻子。
  婚外恋并非男人的专利。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通常更甚于男性。随着中国女性红杏出墙的比率与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同步增高。一项统计表明,上海人当中发生婚外恋的女性多于男性。
   《廊桥遗梦》曾经在中国畅销一时,这本美国的畅销书以审美的笔调讲述了一位中年妇女浪漫的婚外恋。一些妇女说她们曾经整夜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这本书中所描述的浪漫在婚姻中是否可行。
  “以前,婚姻是非常稳固的,但是婚姻的质量却非常低,”北京一个妇女热线的创办者王女士说,每月都要接听上百个抱怨电话。“现在,人们对于婚姻有着很高的期望。”传统的夫妻是生育、经济的共同体,而现在的夫妻更强调是心理、精神的共同体。
  另外,先前私密性很强的性生活质量,现在却常常被公开讨论,并被认为是衡量婚姻质量的标准之一。
  传统上大多数中国女性做爱仅仅是为了生小孩。但是中国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却为城市的女性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无论是在职业追求还是在对性的诉求上。“现在,性是为了得到愉悦,获得健康。” 王女士说。
  38岁的吴女士,是北京一家食品生产公司的主管,在维持了12年的婚姻之后,今年年初和丈夫离婚了。她说,原因之一就是不满意性生活。
  
  “我们曾被灌输,男人是性行为的发起者,”她说,“很长时间我不说一句话。但是最后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真傻。我感觉自己虚度了十年。”
  该不该用法律惩罚婚外情,是2001年《婚姻法》修订工作的焦点问题之一,全国妇联曾建议第三者应该对破坏婚姻负责,婚外情应该是非法的。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说,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一件事究竟应该由道德来管还是由法律来管,是很明确的。英国一位学者曾在1957年提出,法律不应该干涉道德领域的事,相信成年人有自己作出道德选择的能力。其实用法律惩罚婚外情是不应当的,大多数国家早已废弃了通奸法;过去很多国家施行过失离婚法,但现在多数西方国家选择了无过失离婚法,这是一种进步。
  李银河还表示,《婚姻法》试拟稿第二稿上有一条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如果一方发生婚外情,另一方有权报告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对此她坚决反对,认为法律应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场引发广泛关注的讨论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主流意见:情感是个人的,运用法律手段干涉婚外情行为,并不能提高婚姻的价值。
  如果夫妻俩都没有想过背叛对方,
  那么这是个幸福的婚姻;
  如果一方的背叛行为没有使另一方产生怀疑,
  那么这是个圆满的婚姻;
  如果背叛行为得到谅解,
  那么这是个成功的婚姻;
  如果背叛行为不能得到宽恕,
  那么这是个不圆满的婚姻;
  如果背叛只是为了寻找安慰;
  那么这是个形式上的婚姻;
  如果背叛根本就不是寻求安慰,
  那么这是个失败的婚姻
  ――季丽娅?叶尼克耶娃
  
  “新女性已经诞生,而男性还在原地踏步”
  
  这是一位专栏女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她美貌富足却至今单身。“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以为,不结婚不生小孩会错失生活中某些重要的东西……然而今天,妇女们终于有了这么多机会过她们想过的生活。她们旅游、工作、学习。生活变得充满激情和挑战,我简直不知道要把丈夫和孩子放在什么地方合适。”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稳定的收入让她们推迟结婚,并敢于抛弃痛苦的婚姻。与此同时,由农村向城市高楼大厦的迁移结束了几代同堂的情况,不再有长辈像过去那样干预夫妻矛盾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和流行文化为任何想独身的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在中国的城市,离婚案中由女性首先提出的比率达到了70%,是男性的两倍多。这在大男子主义曾经盛行的亚洲是一个新趋势。《参考消息》的一篇报道,在亚洲,妇女要求在家庭生活中更平等。许多亚洲妇女越来越不愿意从属于丈夫。她们的自我意识在增强。她们结婚后如果出现问题,往往对自己的利益考虑得更多,而不是家庭的和睦。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很多地方,离婚潮不仅波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冲击到结婚数十年的中老年夫妻。子女已经成年,丈夫退休了或者不中用了,妻子就打起自己的算盘。日益流行的趋势是,要求得到丈夫一半的退休金,开始新的单身生活。夫妻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矛盾,但这不是关键――满足和寻找意义才是关键。老年人离婚在日本尤其盛行,大多数由女性提出。在那里,大量的老年人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金钱考虑如何度过余生。1975年,结婚20年或更长时间后离婚的夫妻有6810对;2002年,达到45536对。在中国,“熟年离婚”案例也在稳步增长。
  反倒是男人要艰难地应付新的现实。在日本,被抛弃的丈夫看起来带着明显的慌乱开始单身生活。被抛弃的上班族第一次挣扎着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这种人在日本市郊越来越常见。这些男人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家和城里的工作场所之间埋头往返,为日本一度惊人的经济增长作贡献。然而到了晚年,他们面临双重调整:一方面公司不再重视他们的贡献,另一方面,妻子们急于得到自由,她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料理家务。
  最近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阴盛阳衰现象,它几乎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大学中男生和女生的人数比一代人之前增加了。但是,如果把人口增长因素考虑进去,那么,男孩读大学、硕士和博士(在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等少数学科读博士的男孩除外)的比例,基本上已停止增长。而女孩读大学、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却继续全面增长。
  新经济和全球化看重的是智力而不是体力,女性在教育上享有的决定性优势,可能会使她们能够缩小工资差距,更多地突破晋升方面的限制,并在重新制定公司、政府和社会规章制度上享有同等发言权。詹姆斯.加巴里诺说:“女性更具有现代社会要求人们所具有的能力,如关爱他人,遵纪守法,能说会道,善于处理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等。”加巴里诺是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发展学教授,写过一本书,名叫《失去的男孩:我们的男孩子为何喜欢暴力以及我们如何拯救他们》。
  
  良性离婚
  
  多少年来,我们被灌输的主流观点就是:离婚意味着婚姻破碎,离婚是灾难,离婚伤害子女,但是,在中国离婚潮已不可阻挡的情势下,如果我们老是汲汲于此,是否太没有建设性了一点?
  这正是《良性离婚》一书的主要论点:离婚并不一定是好事,但确有一条通向“良性离婚”的生路。离婚和再婚已经像初婚和单身那样成了人们惯常的生活行为。婚姻和家庭不再是同义词。
  
  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临死前接受过一次采访,讲述了她漫长又富于传奇的生活。她结过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当采访者提到她的“失败”婚姻时,她立即回答:“我从没有过失败的婚姻。我结过三次婚,每一次婚姻都是成功的。”她继续向采访者解释她经历过的几个完全不同的生活阶段以及每次选择的不同的生活伴侣――最能够满足她当时需求的人。30年前她写过一本书,她在书中预言:她的婚姻模式――连续的一夫一妻制模式,将会风靡未来的社会。
  当平均寿命很短的时候,夫妻间的婚姻生活也是短暂的。而今天人类寿命已经大大增长,当处于不幸婚姻中的夫妻想到他们还有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苦日子要熬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法忍耐。
  配偶间没有爱情而又生活在一起的最常见的借口是为了孩子。在美国曾有一对年逾90高龄的夫妇的离婚案例。法官对此感到震惊,问道,“为什么结婚70年后仍要求离婚?”这对夫妇回答说,我们一直在等待,直到孩子们去世。
  
  在《良性离婚》一书中,国际知名社会学家康斯坦丝.阿荣斯说,很多父母认为离婚会伤害孩子,所以才不分手。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看惯了无休止的争吵、暴力、酗酒和吸毒,孩子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爸爸妈妈在一起一直都不幸福。这时候“待在一起”对孩子们造成的伤害比离婚还更大。离婚了,他们还有机会摆脱坏毛病,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很多时候,离婚本身并不是错,真正考验人的是如何对待离婚。有一个学心理学的女大学生,小时候父母离异,她判归母亲抚养。从小到大,母亲就给她塑造了一个恶徒父亲的形象。而事实上,她的父亲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男人,在离婚后他无数次想看望女儿,都遭到了她母亲的拒绝。“小时候我恨我爸爸,现在我恨我妈妈,”当这位女大学生了解到这一切的时候说,“她丑化了我父亲的形象,影响了我对男性的看法,到现在我还不能同异性正常交往。”
  有婚姻专家劝告离异的夫妻要尽量保持双方的朋友关系。“中国式离婚中双方往往显得不够豁达,非要吵个你死我活,而在西方国家通常比较理性,做不成夫妻还可以做朋友,”广州《家庭》杂志家庭研究中心主任郑晨说,“这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是分不开的,这种文化倡导博爱,对待继子或者继女,他们往往也充满着爱心。”
  
  有多少婚不必离
  
  按下离婚是利大还是弊大、苦多还是乐多不表,离婚为何如此频发?人类为何如此热衷离婚?对此的分析解释,通常是以社会、文化、心理等角度说明,不过,人类学家费修却尝试用新的角度,也就是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明。费修首先收集了自1947年以来,世界上不同文化、宗教、政治、经济背景的人口资料,归类分析后,得出人类离婚的三种高峰状态,分别是:一,结婚四年的夫妻;二,结婚年龄在25岁至29岁之间的夫妻;三,只有一个或没有孩子的夫妻。
  费修指出,造成离婚的原因,一部分来自脑生化物的变动。精神病学家莱波卫曾注意到,幸福、愉悦、迷醉的感情,是由脑部一些如Phenylethylamine等自然激素的增加所引起的。遗憾得很,这些自然的兴奋激素,婚后数年就慢慢生起抗抑性。至于为什么有抗抑效果?有人认为这和性行为有关。所以,由这个观点来解释婚后四年会有离婚高峰,并不是说不通。
  “激情不可能永远存在,这要看你如何来定义爱情,爱情是否等于激情?”婚姻问题学者徐安琪说,“或者,婚姻是不是一定要靠激情来维系?婚姻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很琐碎的柴米油盐。我们在调查中曾经问过被调查人,你是否是出于爱情而维系婚姻,不少人说‘爱情似乎也谈不上,是感情吧’,这中间,也有责任和义务的成分。”
  当然婚姻的调适、增加情趣也有一定的方法,西方人送花、烛光晚餐等浪漫行为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中国人。但有一点是通用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要多沟通,多一点家庭团聚的时间,多在一起相处。现代社会中婚姻双方各自忙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彼此的接触比较少。这也是婚外恋发生的原因之一,丈夫可能跟工作上接触的女性相处愉快,共处时间甚至比妻子更多。
  
  “人类本性中,既有喜新厌旧的本性,也有求稳求和的本性,否则不足以解释为何多数人离婚后都要再婚,最终要寻找家的归宿。”广州《家庭》杂志家庭研究中心主任郑晨说。“我们并非反对离婚,而是要防止不必要的离婚,防止社会成本浪费,提升个人幸福,道理很简单,你离了再找一个老婆,发现连前面一个都不如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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