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的两地生活

　　从广东珠海到河南扶沟 　　 　　这是一家四口，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在同样遭受危机影响的中国的生存故事。他们是――父亲柴卫春、母亲梅雪、女儿柴娟以及儿子柴亚勇。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工家庭。一家人全都在外打工，先是父母，再是孩子。日复一日地从事简单而枯燥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则销往世界各地。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狭小的接吻楼里，在南方度过一个又一个春节。这里从来不是他们的家，但他们已很满足了――工作稳定，只要多加班，就能多挣钱。
　　但是，去年9、10月份起，不可知的命运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起初是厂里不再要求加班，降低工资，后来干脆说放假了。他们只有唯一的退路――回到分隔许久、已有些陌生的农村。
　　于是，梅雪和儿子柴亚勇返回了老家河南，柴卫春和女儿柴娟则继续在珠海三灶镇，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经济复苏。
　　这是结婚20年以来，柴卫春和梅雪第一次分开。妻子刚离开那阵，柴卫春感觉眼前一片黑，大病一场，高烧42度，“那几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真是凄?。”
　　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梅雪在河南老家门口点燃了一挂鞭炮，拿起电话拨给远在珠海的丈夫：“听，你听到爆竹声吗？”
　　丈夫柴卫春此时正在珠海三灶镇狭小的出租屋里操持碗筷，将中午剩下的红薯粥热一热，算是晚饭，而农历小年的日子，要不是妻子的电话，他已经忘记。他快速吞下了一碗红薯粥，就赶去上夜班了。
　　半个月里，本刊记者由南而北，分别在广东珠海和河南扶沟，记录和观察这一家四口分居两地的日子。也试图同时描述，这一南一北、一个民工输出大县和一个民工主要流入地，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生存状况。
　　据统计，因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柴卫春一家，只是其中的缩影。
　　本刊记者谭翊飞发自珠海、扶沟
　　
　　父女在珠海
　　
　　保安员柴卫春的工作来之不易。
　　年前，因为思泰电子厂招工，却不要大龄男工，他失去了和妻子同在一个厂里工作的机会，只得去了一家化肥厂作搬运工。4年后，金融风暴来袭，厂里活不多，他被裁员了。
　　被裁员时是他家最困难的日子。工作没了，妻子、儿子、女儿也都处于半歇业状态。留下还是返乡？这是个问题。他跟妻子商量过 ：回老家吧。梅雪阻止了他 ：“回去干什么？田地又没有农活。”
　　柴卫春听了妻子的话，坚守一段时间后，果真找到了这份保安的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拿固定工资，上班若被发现打瞌睡每次扣50块。
　　柴卫春很满足，他认为这份工作再不会丢了，“厂子垮了，总还要人看财产”。但他的开支也在增加，上夜班每晚得一包烟，“没办法，否则会打瞌睡。”
　　为了增加收入，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12个小时做保安，值班，另外六七个小时开摩托载客，碰上上夜班，他清早下班就开始拉客，下午才睡觉，“那样睡得香，倒下就睡着了”。
　　38岁的柴卫春留着平头，上身穿一件4年前刚来时买的黑色皮衣，下身一条暗色条纹裤。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摩托车上高喊：过来这边！
　　三灶镇的马路比扶沟宽得多，工人提前返乡，镇上已显冷清，挂着江西牌照的河南人开的摩托车，在马路上胡乱飞窜。
　　
　　柴卫春也是摩托仔中的一员。他的摩托车载客生意在农民工返乡后直线下降，收入不到以往的一半，但抢劫和偷东西的却多了，晚上开摩托载客他会带上一根钢管，防止车被抢，人被打。
　　他有些怀念几个月前的生活，那时一家人其乐融融，加上侄子，5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现在亲人一个个离开了，他孤身一人住在单间。
　　他的床头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六合彩信息和每个月的工资数，还夹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他自己洗碗做饭，自己洗衣服，以前他从来不做这些。
　　几个月前，柴卫春的妻儿都在三灶镇思泰电子厂工作，这家成立不到10年的电子厂，以招收女工为主，最高峰时工人超过13000人。这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除机械设备外几乎没有固定资产，厂房和土地都是租来的。儿子11月份离开这个厂时，厂里剩下三四千人，而到12月份妻子和女儿离开时，只剩下2000人。
　　离开是“被逼的”。思泰电子厂实行了“最低工资 + 伙食费 + 保险费+加班费”的薪酬制度，这也是珠三角地区这类工厂的普遍做法。妻子每个月800元底薪，减去伙食费120元（不管在厂里吃饭否，强制扣除）、保险费95元，如果没有加班，薪水就只有585元。
　　没有加班的日子让这对夫妇感觉非常吃紧，日常必须的开支房租、水电费、伙食费一一除去后，一个月还攒不到200元。
　　在他们的记忆中，工作没什么让人自豪的，不过是“像螺丝钉一样”被固定在不同岗位上。梅雪视力尚好，工作就是将不同颜色的细金属丝绕到指定的磁环上。
　　柴亚勇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孩，绕线圈、备料组装、搬运，哪个岗位缺人他去哪里。有些车间温度很高，珠海的冬天最冷的时候，在车间内穿短袖还出汗。夏天的酷热，更让每个新工人难以忍受。
　　但他们已很满足于这样的工作，并且希望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正常工作时间，他1小时的劳动所得只有2.5元，而加班则有7元，这还是近年经历了“民工荒”和劳动部门执法加强后大有提高的结果。可惜，现在他们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了。
　　柴卫春先让儿子回家。儿子在这个厂里只做了一年多，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没有加班了。儿子离开珠海前，先找了一个礼拜工作，一个也没有找到，连职业介绍所都关门了，他就下决心回去了。
　　
　　儿子和他的表弟一同回家，他们都没活可干了。去年11月份已经是农民工返乡高峰期，他们先给长途车司机打电话订了位置，然后带了几件洗换衣服、手机充电器等必需品就去车站了。车费已上涨了40块，从珠海到扶沟县要240元，后来梅雪回家时又涨了20块，要260块，元旦时已经涨到500块。一路26小时，他和表弟什么也没吃，“就睡觉，保持体力。”
　　这趟长途汽车开通于2000年。以前，扶沟人返乡只能从广州坐火车，到许昌再转客车。那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增长，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开始见效，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农民工开始更加迅猛地涌向沿海地区。
　　儿子回家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被裁员之后，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退社保。退回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缴纳的不退，也不能转到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对广东省来说，这等于充实了他们的社保资金。
　　排队领社保，像是每个离开外来工的告别仪式。对他们夫妇来说，则是他们4年中唯一一次与三灶镇劳动部门打交道。
　　三灶镇位于珠海市西南，以年工业产值200亿元雄居珠海各镇之首。虽然财力充足，但三灶镇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外来农民工有一二十万，而镇劳动所公务员编制只有5人。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他们以外聘方式招聘了7名“准公务员”，即便如此，这12名人员管理十几万外来人口也相当不易。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普遍情况，一个小镇的财力充裕程度，让内地许多县市难以望其项背。比如，以工业产值比，三灶镇是扶沟县的3倍还有余。以公务员年薪比，同等级别，三灶镇是扶沟的10倍左右。
　　然而，富足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改变公共服务的紧缺。户籍人口数仍然是劳动、公安等部门人员编制的基础，而三灶镇的外来人口已是户籍人口的4倍不止。
　　思泰电子厂大规模裁员后，镇上的人少了许多。但当地官员对此并不忧心。珠海市相对于整个珠江三角洲而言，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三灶镇却异军突起。一位当地媒体人士介绍：“（三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政府办事效率比较高，将招商视为生命线，一切以项目为主。”
　　三灶镇政府大楼上镶嵌着金晃晃的大字：“居安思危，慢进即退。追商抢资，科学发展……”他们派出的招商队伍，除了去东莞、深圳的几乎每一家企业，还去了香港、日本。在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三灶镇委副书记杨全对本刊记者说，“农民工撤离影响微乎其微，只是镇上的人气冷淡了些，外来工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
　　他最担心的，不是工人离开，而是已经走了上万人的思泰电子厂的老板会不会转移资产。如果企业转移了资产，老板拍屁股走，那么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爆发，政府要贴本先垫付工资。前些日子，已经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金融危机发生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对广州、东莞、中山、佛山4市工人进行的调研显示，有超过25%的企业不再给工人买社保，超过21%的企业裁掉老员工，超过13%的工人所在工厂增加了伙食、水电扣款或更严厉的罚款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为转移资产、更改劳动合同，让工人变成另外一家企业的员工。
　　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本刊记者说，“许多企业主转嫁危机，降低工人待遇，工人则是危机的最后承受者。生活水平在一步步倒退。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帮扶政策几乎没有，最后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去。”
　　
　　河南的冬天
　　
　　儿子柴亚勇回扶沟县柴岗镇的老家后，第一件事是把柜子里的被子翻出来，铺好床铺，他已有4年没在老家过冬了。
　　村里出外打工的年轻人许多都回来了，喝酒、打扑克、上网、骑摩托车闲逛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20岁的柴亚勇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热闹场面，整个冬天几乎都在被窝里度过，他自嘲为“冬眠”，还不花钱，不闹事。
　　柴亚勇出生于1989年。每次起床，洗漱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洗头、吹干、对镜梳妆，长发遮住半个前额。他上身穿一件米白色的夹克，下穿一条黑色休闲裤。一切妥当后，他来到屋外感叹：好几天没有见到阳光了。
　　柴亚勇说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参与上访、打架等。过去每个月的上千元工资，他差不多都要用光，现在却无钱可花。往年过年回家，总要带些东西回来，今年他和他妈连一分钱东西也没买。
　　柴亚勇一家人的微薄积蓄，大多作为活期存款放在银行，以备未来建房、看病、养老和教育投入。生活开支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这也是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
　　他家最值钱的，是一台14英寸的hisense牌黑白电视机，杂乱的衣服和被褥堆放在正房。这间平房建于10年前。那时，柴岗镇的乡镇企业还很红火，柴卫春家靠卖馒头盖起了这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房。后来，镇上人少了，卖馒头的却多了。
　　那时，县域经济还没有完全垮掉。80年代，扶沟还有国家部委直属的缸盖厂，曾占全国缸盖市场的60%以上。扶沟县味精厂也曾名扬一时，“莲花牌”味精刚起家时都曾来此学习。可这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落伍，被淘汰，破产倒闭。
　　当地干部将这些本地企业衰败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不重视”。放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变化其实正是全国乡镇企业走向衰败的缩影。
　　柴亚勇所在的村子，位于柴岗镇与镇中心相连地带之间，一条小河将村子一分为二，柴亚勇家在河南，属第二组，全组共1000余人。因为与镇中心连成一片，且离县城不远，村民们平常搞蔬菜种植、搬运等，总能挣上些零花钱，因此便成了全镇的富裕村。外出打工的一般是年轻人，中年人大多留在家乡发展。
　　相对来说，2公里外的塔湾村则穷多了，那里的普通家庭一般只有12-14英寸的山寨黑白电视机。布帘代替墙将卧室和客厅隔开，寒风吹入帘影动。塔湾村人出外打工早，第一批出去打工的现在都有三四十岁了，年轻时像机器人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年老了，却被工厂淘汰，只有去劳动条件更艰苦、工作不稳定的工地、矿井，从事季节性打工。
　　扶沟县地处豫西南，属当地人所称的“黄淮塌陷四市”之一的周口市管辖，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去年12月底，扶沟县劳动局按照周口市的统一布置，由村支书上报统计提前返乡人数，扶沟的数字是3.8万人，而全县外出人员总数约十一、二万，提前返乡人数比例已达1/3。
　　扶沟县最大的企业“中方棉业”，已经积压了两个月的产品，工人也已提前放假。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金重则在筹划一场招聘会，“帮助企业低价吸纳沿海企业熟练技术工人”。一些企业的招聘已经开始，这些数据已被扶沟县劳动局编入“今年新增就业岗位”上报，但实质上并未创造任何新的就业岗位。
　　扶沟县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当地总结的经验是“一手抓工业园区的构筑，一手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扶沟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派出由官员带队的多个招商小分队，工资仍由县政府发放，常年驻在外地，专责招商引资，吸引发达地区需要转移出去的企业。这些政策让扶沟尝到了甜头，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去年全县一般预算收入已达1.66亿，县城的房地产市场也正启动，最高房价达一千三四百元每平米。
　　
　　金融危机初来之时，扶沟县的官员还以为只是“沿海刮了场风暴”，后来发现“风暴很快就到了眼前”，纺织厂、缸盖厂销售不畅，货物积压。紧接着，刚刚升温的楼市开始走冷，房价下跌。
　　对扶沟县来说，他们最担忧的事情逐渐变为现实――原有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破产，而新建项目则被搁置。这对扶沟县的财政来说，影响是致命的。
　　
　　为什么路越走越窄？
　　
　　珠海市三灶镇和河南省扶沟县是中国经济的两面镜子，而柴卫春一家人则是穿在其中的一条线。
　　38岁的柴卫春和20岁的柴亚勇都在寻找未来的路，他们试图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而命运却让他们无法触摸成功。
　　柴卫春认为自己很失败，在外闯荡四五年，“越混越差”。刚来广东时，他不是一般盲目求职的农民工，他带了卖馒头挣来的上万元资金，开了一个铁皮屋搭起的杂货店，卖日用品和食品。后来这个店没法开下去。一方面，他一直没办营业执照，需要打点的关系不少；另一方面，老乡熟人太多，许多人赊账不还，换了工作，换了手机，人都找不到。
　　如果国家对自雇经营者的税费减免早日来临，有更多的帮扶措施，也许柴卫春现在已经是农民工中的一个“小资本家”。可惜，这不能假设。于是，他只有跟儿子一样，进了工厂。
　　柴亚勇则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一天，他突然对本刊记者说：“老哥，帮我宣传一下我爷爷的醋怎么样？”2005年初中毕业后，他不愿念书，觉得打工潇洒，现在后悔了。这些“冬眠”的日子，他时而想到养猪致富，时而想学开车跑运输，有时却突然想继承爷爷酿醋的祖业。
　　创业似乎不现实。当地农产品价格下跌已让农民叫苦连天。跌得最惨的要数棉花，许多去新疆包地种棉花的人，前几年有发了财的，可今年据说“几乎都亏本了”。
　　就说养猪吧，猪肉每市斤单价已比去年跌了3元。除小麦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价格几乎全线下跌：玉米去年8角/市斤，今年6角；大豆去年1元8角，今年1元6角没人要；红辣椒去年五六元，现在2元5角还没人要。而且，会不会继续下跌，谁也说不清楚。
　　大棚蔬菜种植是柴岗镇的特色产业，在柴岗镇委书记穆成安的眼中，农民工返乡后，“群众安居乐业”，“他们回来，就让他们种蔬菜”。可柴亚勇从未想过种蔬菜，一来大棚种植投入甚高，全家也拿不出这笔钱；二来技术门槛不低，一旦蔬菜发病，可能血本无归。
　　种田？人均1.2亩耕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柴岗村的一位村民说，过去一亩地4个人干，现在一两个人就足够了。过去打麦子农忙要持续一二十天，现在机械化了，只需要3天。
　　在柴亚勇可想到的农业创业门路中，几乎无一可行。
　　柴亚勇并非没有技术，出校门后他学过两门技术，一是电焊，二是家电维修，可无一见效益。村头巷尾，职业学校的广告很多，“你来学习，政府买单”、“政府补助，学费减免”，他觉得这些很假。
　　拿电焊来说，减免后的学费还要近千元。而他在广东学习时，师傅不仅没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他100元钱。学了电焊，没找到合适工作。又学家电维修，学完后发现搞维修的太多了，没市场，又白学了。最后只好进入他妈所在的思泰厂，做一名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
　　本刊记者随他和同学一起去探访县城的几家职业学校，他一个同学想报名学习电焊，他立马反对：“那个东西根本不用（进学校）学，几天就会了，给钱学校还不如给我，浪费钱。”
　　扶沟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劳动局的一名副局长介绍说，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很难一次完整下拨。而且培训资金本来就僧多粥少，还被部门条块分割，农业部门搞“阳光工程”，劳动部门搞再就业资金，扶贫部门也搞农民工培训。
　　在珠海三灶镇寻找未来，这是柴亚勇梦想中的事。但仅仅是梦想。三灶镇的房子平均也要二三千元一平米，最贵的要4000元一平米，他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平米房子。况且，社保几乎等于无，工作也无着落，好比赤身裸体在城市。
　　在珠海三灶镇列圣村的一间出租屋内，柴卫春喝着稀饭，惦记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儿，迎接着农历小年的到来。要不是记者到访，他那天要和老乡们一起去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他的一个老乡将要被判刑，但老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始终不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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