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　至高无上的幸福

　　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当事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经由拍电影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再进一步讲，还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小川绅介，一代纪录片大师、一位超级“说客”，他眼里的纪录片工作的使命。
　　
　　2007年10月，“遭遇”小川14年后，冯艳翻译的小川演讲谈话录《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出了简体中文版。此时她已经“收割”了自己的电影，就在这个月，第10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她的作品《秉爱》荣获了“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追寻幸福的旅程远没有结束，半年之后她又去三峡继续她的故事。她去年的计划，一个是完成纪录片《长江边的女人们》，另一个就是翻译一本关于纪录片的书。
　　有时冯艳会怀念当年“迷茫”的自己。
　　“那阵儿挺纯粹的，呆了好几个月都不知道要回看一下，不记得自己拍了什么。现在目的性太强。那些我想得到的东西太轻易地得到了。初期拍东西也许我拍了10个小时，只有20分钟完整的段落可用。现在一切都来得太顺利了，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每次从乡下回来她都觉得特别放松。“因为不用掩饰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乡下。为了让对方更多展现，就会克制自己暴躁的一面或者掩饰自己的观点。”
　　到现在还没放弃拍摄，是因为“我还想知道某些东西、寻找某些东西――自己心灵里缺少的那些东西”。
　　《收割电影》里，小川绅介导演说，拍纪录片实际上是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
　　冯艳在她的博客回应：“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当事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野中，小川
　　
　　我原来在日本上学。1992年，一个朋友让我去东京当翻译。当时东京有个“亚洲国际报道”，一个摄影师团体，举办一个摄影展。他们邀请了吴文光，他刚拍完《流浪北京》，我给他当翻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因为当翻译，认识了他们那个负责人野中。他有意培养一些亚洲导演，认为在日本看到的亚洲报道都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他对中国感兴趣，问我有什么可拍的。我跟新疆大学一个研究哈萨克的老师挺熟的，就带他去了新疆。
　　那个老师研究了50年哈萨克的历史，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文革”受了很多罪。野中拍完他，又拍了他的夫人。老学者在监狱呆了很多年，出来之后就恨不得在有生之年把这研究搞好，很少有时间理他夫人。一有外人去他们家她就特紧张，因为跟她无关，但这些人她还得伺候。野中采访她聊了6个小时，那天下着大雨，他的手法就是让她尽情地说。老人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了，话题岔开去，说了很多她人生中也许跟这个采访无关的事，也很有意思。等都说完了，她脸上是如释重负那种表情。因为她释放了，头一次有人听她说些什么了。
　　93年的时候，正好有“山形”。他就说，哎呀，咱们一起去看电影，路费住宿啊什么的我给你出。其实是他领我走入这个行业。那阵我是留学生嘛，只拿了一点奖学金生活。那些天在山形看了很多片子，眼都红了，挺震撼的，从来不知道纪录片怎么回事儿，去了以后觉得，哎呀，纪录片比故事片还好看。
　　为了纪念发起人之一、前一年刚去世的小川绅介，1992年山形影展特别开设了小川纪录片展映单元。由评论家山根贞男根据小川生前的演讲谈话编的《收割电影》同时问世。冯艳被小川深深打动，忍不住向来参展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吴文光、郝智强和段锦川讲述书里的“红蜻蜓的故事”。
　　“有一个单身的老爷爷，这个人上了年纪，还是个酒鬼，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有一次到了割稻子的季节，学生们就去帮老爷爷割稻子。学生们年轻力壮的，叭叭叭地割得很快。那时候，三里?的庄稼地里有好多红蜻蜓飞来飞去，一片美丽的晚秋景色。我忽然间发现，那个老爷爷弯着的腰上落着一只红蜻蜓，再看看学生们的腰上就没有。我当时吃了一惊，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个老爷爷的腰很稳，纹丝不晃。就是这么回事。”
　　吴文光他们被深深打动了，怂恿冯艳翻译此书在中国出版。郝智强回国后就跟出版社联系，可惜没有结果。后来，小川摄制组制片伏屋博雄向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提及，焦雄屏联合朱天文等人奔走，远流出版社赶在1995年山形影展之前出版了冯艳的译本，书名定为《小川绅介的世界》。
　　
　　为了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小川绅介的团队在那里住了15年，和农民一起下地种水稻，“成天在田里溜达”。有一天，小川的朋友土本典昭（日本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水俣系列”讲述工厂排放有毒废水进入水俣海域致使居民汞中毒的事件）到牧野去玩，小川邀请他到他们的田里去。走着说着忽然发觉，他已经下到田里去了，而土本站在田的外边，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时小川就想：这回没问题了，我们现在能拍农田的电影了。
　　冯艳在京都的房东特别喜欢摄影，在他的引导下，她也开始拿起摄影机拍东西。
　　她的第一部纪录片是跟着“关西日中友好恳谈会”去湖南帮助失学儿童时拍的（在日本她还做了很多年志愿者），说的是桑植县三漤子村村小的18岁女教师和她教的十几个孩子的故事。那是个要走几小时山路才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老师肯来，村长不得已，让初中刚毕业的女儿当了代课老师。
　　“桑植离广东比较近。后来很多广东大款往那儿投资或捐款，比日本人捐得多。又离旅游景点张家界很近，就越来越富。现在桑植老县城都有麦当劳了。”
　　
　　初识秉爱
　　
　　从天津坐火车到宜昌，乘船逆流而上，湖北省秭归县离三峡入口不远，这是诗人屈原的故乡。桂林村这样的小地方，上去的大船一般不停，只能先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下船，再坐小船去那儿。当年，冯艳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现在建了公路，从宜昌坐车到茅坪一个小时，再从茅坪上去，两个小时就到了。
　　1994年夏天，冯艳第一次来到这里，半年前她从朋友那儿得知三峡工程获批的消息。带着小川纪录片的余温，原以为突然被改变了命运的农民们“即使不抗争也会为失去家园痛哭流涕”，不料竟是一片欢呼之声。这里实在太穷，长期以来，为减少水库建设所造成的损失，政府限制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建设，移民，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为得到补偿款，有的人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流行的说法是“要想富，下水库”。农民陆续外迁，带头走的还会有奖励。因为地里有一些庄稼还没长成，有的人家，丈夫就先在外面安置下来，妻子在家里把庄稼收完，到年底把猪杀了卖了再走。
　　冯艳觉得不安，她朦胧地知道自己要拍三峡，可是拍什么呢？再者，虽然拿了个日本的记者证，她还是没有“身份”。那一阵，就那么漫无目的地晃。有天逛到了一个小市场，一个老太太闯进镜头，冲她说了一大通，还让她上家里去。她一句话也没听懂，还是去了。后来知道，老人和老伴分居，许多年不说话。儿女们觉得妈妈倔，喜欢爸爸，都不管她。老人很孤独，对她来说冯艳是个可亲近的人。
　　刚开始我拍她特别多，她会告诉我：明天几点几点我要下田，你来找我啊。或者几点几点我一直在家，一定要来啊。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拍另外一个年轻人，去她那儿比较少了。过年的时候她就过来找我了：你这些天为什么不来？她给我看她的牙，你看，我花150块钱镶了副牙，就等着你来拍了，你怎么就不来呢？
　　那天我还没起床，赶紧拿起机器，那奶奶咱们现在就开始拍。拍什么呢，您给我讲点什么。然后她就说，啊――她就学电视里看过的东西――你看，我们都是托毛主席的福，才活到今天。
　　冯艳渐渐明白了，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先拍了茅坪，明渠改道工程要从那个村子里经过，那里的农民最早搬迁。然后她来到桂林村。
　　一天，有个男人来找冯艳，想要她拍张照片，从长江对岸拍桂林村的全景，说他可以给钱。冯艳说，你给我留个地址。那人就在软烟壳纸背面写了一个地址――那是冯艳第一次见到张秉爱的丈夫。
　　
　　最初她拍得更多的，是秉爱的邻居“舅妈”，但秉爱的与众不同渐渐把她吸引住了。其他的农民看到冯艳手上的摄影机，都管她叫“冯记者”，念叨着：你这个拍完在《焦点访谈》放放，兴许对我有点好处。秉爱从来直呼其名，从没追究过冯艳是什么人，这让冯艳感到亲近和平等。
　　张秉爱一家4口。她和丈夫熊云建结婚前“从来没有走过一起”。秉爱这样说她结婚的情景：“你看，我8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结婚的，我八月二十五还在坡里种豌豆。八月二十六晚上还要酬客，坐了一二十张桌子。第二天我要当新娘子了，二十六在家里做菜。我外婆是主厨子，我妈和我舅妈是帮厨子，饭厨子就是我一个人。晚上一二十张桌子的饭，完全都是我做出来的，我还帮忙洗菜切菜。你说，我第二天就要当新娘子了，二十六晚上两点多钟了，我外婆才说，张秉爱，你还是睡一下去。我两点钟睡，睡一会儿，4点钟又起来。外婆说，儿要起来梳头洗脸呵，收拾清白穿衣服。”就这么结了婚。
　　熊云建身体弱，儿子昌文、女儿灵芝都在上学。他们家的地还不到一亩，秉爱和丈夫就去开荒。山崖上种地容易被野兽糟蹋，他们还是没完没了地开。秉爱不想外迁，她只想就地“后靠”，继续生活。
　　1996年4月1日，桂林村贴出了第一批外迁移民名单，共310人。
　　1996年6月1日，桂林村第一批移民外迁至下游120公里处的董市镇，共4户，21口人。竹筐、提篮、锅子、童车、桌椅、扫帚……以及多少年的琐碎记忆，与他们一同上了船。有人在船头点起鞭炮。
　　第一次搬迁前，冯艳一直住在村公所。后来那里虱子太多，实在住不了，就搬到“舅妈”家的二楼去住――那是放杂物的地方，虱子、跳蚤、耗子一样不少。“我每天晚上拿一个棍儿睡觉，一听到‘簇簇簇’的声响就‘啪啪啪’拍床，也不睁眼，就下意识的。以前有点东西就受不了。可那阵就觉得很正常，接着睡，不当回事儿，满身都是虱子。”拍完第一批移民外迁，她已在村子里呆了3个月了，马上就是洪水季节，再不走，乘小船就危险了。满身的虱子钻心地痒，衣服煮了好几次，还是没用。她决定回家。
　　
　　再遇秉爱
　　
　　1998年冯艳生了孩子。2002年，她正在一边带孩子，一边拍别的片子，秉爱的儿子给她来了一封信，说他们家还没有搬，村里一直没给划定建房的地。于是她又来到桂林村。
　　当年，秉爱从山脚嫁到河边，她爸爸说，“老子姑娘嫁到河边上，喝碗水都清?。”现在，河水要涨上来了。
　　秉爱对外迁心存恐惧。跟前就有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好朋友，拿着十几万拆迁款带头搬到城里去了，却遭遇诸多的挫折。年轻时她也向往过城市，看到的却是城里人欺负农村人，她女儿的好朋友也被骗到城里去卖身。她知道自己挣不了城里的钱，做生意没城市人精。不过，“农村里只要刻一点苦，没有比城市的差”。她所指望的，无非是建上几间房，离地近些，通上水电。
　　移民站干部这么答复：“这个你有你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规定。我们有大的政策把我们管着。你让我们政府想办法，我们也不可能让你一个人脱离政策。我给你一个人脱离政策，其他人都要找我说无政策的事。那么多移民，都要到那边搞去，我怎么受得住呢？6月底，县里统一规定，二线以下房子必须拆除，马上验收。你不能拉我们全镇的验收不合格啊。我这儿还有大局哪。”
　　干部们到秉爱家来做工作，冯艳刚拍了个镜头就被“cut”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干吗的？”第二天，她拿着朋友开的介绍信去说明自己是“干吗的”。
　　地方的官特有意思。我拿着信追他，他跑。他不能接，一旦接他就必须有表态。我说主任，我给他拿，他躲，他躲。他也不说你行你不行，他不跟你正面接触。你想一大男人，被我追着在那场子里跑。最后也没接。气得我大哭一场。
　　冯艳的对策是：“把摄影机拿到手里，也不问他们，我认为需要的画面，我就拍。他们要我停下，我就停。你不阻止我就拍。”
　　秉爱家后来被断了电，等她忙完一天的活，晚上冯艳只能录下声音。黑暗中秉爱谈论梦和灵魂：“我做梦的时候，经常性地还是跟着我爹妈。一般是和我妈在一起干活，或者是和我外婆在一起。经常性地做梦是在娘家。在这儿，跟着你熊大哥的极少。这人，只怕好多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这只怕是属于灵魂。人的灵魂等于说是不能轻易地跟着人一起走的。我起码跟他结婚20年、30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我现在做梦到这儿来了，这儿。”
　　在冯艳看来，秉爱选择“后靠”非常现实。“她迄今为止的人生当中，只有土地给了她回报：只要劳动就能有吃的，这是她最有把握的，别的付出了不见得有回报。”冯艳也试着跟秉爱“劳动”。“但现实是他们活看似轻松，其实很累。我只能帮她背一些东西什么的，锄头我基本没动过。我弄几下她就说你这根本就不叫干活，去去，边上帮我撒籽儿撒化肥。”
　　2002年6月，二线移民搬迁基本结束，桂林村留下来的村民开始重新划分土地。
　　有一天秉爱干了半截活，说要带冯艳玩，把她领到了山上。她是有意识地领冯艳去看她的田。冯艳一支起脚架，秉爱就说起来了，特别得意：“你看，我好多田，在那个下头。算起来怕有一二十块。跑都跑不过来，闹得我一块块地跑还忘记，太多了。都是移民以后别人送给我种的。光下面送给我的，有5户人家的屋场，大院子还送给我了。你说我种多少。”她想在135米水位线下种上桃树，搭个棚子让她丈夫在那儿守。桃子熟了卖给别人。
　　冯艳问：“问题是明年水一上来呢？”
　　秉爱很乐观：“水涨一下涨不到这儿来。这是国家预备，怕洪水。我就怕他们要砍，我的小树还没起来。……等他们砍过了，我再栽。快得很，桃子树快，四年就可以吃桃子。”
　　片子里插入的秉爱的叙述，都是冯艳2002年拍的。“但以前秉爱已经讲过很多次，要是当年自己有倾听能力，也许早就把这些东西拍下来了。”
　　我在日本那么多年特别顺利，并没有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刚去三峡时，我还抱着知识分子那种想法接近他们。2002年回到中国后，我也生了小孩了，也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了：生孩子养孩子是多么不容易，挣钱养活自己是多么不容易。那阵才一点点体会到秉爱的压力――我才头一次感觉到压力这个东西。所以2002年我再去的时候，秉爱也想说的时候，我才能听进去这些东西。后来把它们用到《秉爱》里，是因为我理解她说的话了，要不然我还会省略那些东西。
　　那次在江边，秉爱“入戏”了，一连说了4个小时。
　　这是冯艳临走前的一天。秉爱说，这么多天光跟我干活了，咱俩说说话去。就带冯艳去江边的沙滩。那块沙滩只有冬天枯水的时候才露出来，她小时候常在那儿玩耍。她说，等到2月份的时候，水库大坝一合龙，水涨上来，这片沙滩冬天也露不出来了。
　　她说她要把一家人捆在一起，捆得团团圆圆的，将来死了也留个好名声：某某人的妈，再造孽，她还是把她丈夫、孩子照顾得好好的。只留这么个名声。
　　正说着，熊云建来了。他在路边摘了些柑子。秉爱让他把柑子皮上的麻子擦干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柑子，掏了七八个，又在裤子口袋里掏。两个人坐在沙滩上擦着柑子，就像在清点他们所有的财产。
　　
　　秉爱进城
　　
　　2002年7月，昌文高考落榜，放弃复读的机会，当兵去了新疆。2003年2月，长江水位上涨到135米一线，张家小屋的原址彻底淹没在水底。张秉爱先是在自家田里搭棚子住了一年，后又用全部房屋补偿款4800元买下了公路边的几间窝棚。
　　让冯艳颇感遗憾的是，她没有拍到秉爱家拆房子的情景。“当时她和村里讲好了，所以没告诉我。我一直说你一定告诉我，到时我提前去。直到这片子完成，她也不理解纪录片是什么。她一直认为我干的是没用的事儿。在拿出来一个东西对她的生活产生具体影响之前，那就是没用。现在她也许有点理解了。”
　　2006年底的时候片子剪出来了，我让她来了一趟。有些东西我也怕影响她生活，她认为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比较安心了。我给她打电话，我说，这时候农闲季节，你能来吗？她特高兴，她从没出过远门。
　　我和我丈夫去车站接她。她最后一个下车，穿了一个红的花棉袄，脸黑红黑红的，就像秋菊进城一样。提着两个大纸箱子，拿铁丝栓着，都是柑子、腊肉之类的，可走亲戚来了。一下来就跟我说普通话。开始那3天她慌了，在村里头那么自然，从来都说家乡话，来城里突然改普通话。我说你别说普通话，特别扭。她就是改不过来，后来才一点点改过来了。
　　在电脑上给她看的片子。其实我那阵很想在北京放一场，秉爱也特别想在北京放一场，她也很想知道大家什么反应。但那阵还没做声音。第一遍的时候，她含着眼泪，哭着看的。她没想到。那时候她儿女那么小，现在都很大了。她说，呀，昌文、灵芝小时候多可爱，那时候你都给拍下来了，这么好。早知道我当初配合你了。她特感慨，结尾那个镜头看了无数遍，觉得浪漫，说，你熊大哥也挺好的，我们俩跟演员一样。
　　但她在城里特别不习惯，看任何东西都没兴趣，说你们这破城市有什么好的，一出门就坐汽车，到处都是尾气味。你们这水我喝得下去吗天天让我喝。总之城市没有一点好的。她只有一个念头，哪天领我去天安门广场我照张照片。这是她这趟来惟一一个目的。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她就起来。我要睡懒觉，她在厨房“吭吭吭”把我们家的衣服都给洗了，所有的锅都拿铁刨“噜噜噜”擦了。我心想你不要什么都拿铁刨刮啊。多少年的油渍都给弄得倍儿干净，每天都弄，反复地弄。但她还吃不下去，给她吃她也不吃，给她喝她也不喝。可能她的心还是踏不下来，因为她不劳动了。
　　我忽然觉得，哦，原来家里来一个人是这么累的事啊。秉爱家我去过那么多次，每次我就觉得特舒服，特心安理得在他们家又吃又喝。我觉得我是受她欢迎的。可她来了十几天我就累得不得了了。我不知道如何照顾她、如何让她觉得快乐。
　　她就恨不得每天晚上跟我说话说话说话。有一天夜里，我们俩聊了很多事。我说，秉爱，这次叫你来，一个是让你最后看一下完整片子，再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别想找一个机会报答你，我觉得特对不起你。我就提起一件事来。
　　有一次，秉爱在田里锄草的时候，无意中跟我说，昌文他们学校特不讲理，还要交1600块钱培养费，不交钱不让毕业不让参加高考。我说那得给孩子交，不交孩子毕不了业怎么办。秉爱就不说话了，她没钱。昌文毕业那会儿他们家有16000块钱债。她借债给孩子上学，这些年一直一点一点还钱。
　　其实，给她拿1600块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至今我跟秉爱之间没有任何金钱关系。这么多年我在他们家没有给过任何钱。我会给他们买东西，买米买面买酒。我觉着这样好点。我就特犹豫，还给很多朋友打电话，说这事儿怎么办。她要是看病，我绝对马上把钱拿出来。还是跟我拍片子有关，我怕一旦给了钱，她突然特别配合我，我想要什么她都顺着我说――这样拍摄会特别顺利，没有那种张力。我想，只要她再跟我说一次钱，不管怎么说，我要给她拿钱，我这防线要崩溃了，特别自责。可她再也没说。
　　我提起1600块钱那事。我说当时你也许没有要钱的意思，就是说闲话说起来。但我完全能帮你，却没有帮你，我特别愧对你。当时秉爱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秉爱完全不是被我的诚意感动，不是因为这个，她想起她当时的难来了，她当时也许在心里怨恨过我：这个人我跟她那么掏心窝子，关键时刻没有帮我。她一定是百感交集。我也哭了，我也是百感交集，我终于有机会说出这句话了。
　　后来整理以前的日记，有一次提到了“幸福”。2002年时，从秉爱家出来，回北京路上我大发感慨写了日记，觉得自己特别幸福。不说见证，我幸运地跟他们共同经历了很多时刻，有些事我有幸就在现场。
　　另一个幸福的时刻就是我给秉爱看完片子以后，她自己觉得这片子对她有意义。我弄了个片子，没伤害她，她还觉着有价值。对我来说这比观众的评价更重要。
　　2008年5月，秉爱家拆除了大部分窝棚，只留下了一小部分居住。她准备开始一点点建房。她家的移民补偿款根本不够建房之用，所以她现在有一点钱就先动一点。年初她花8000元先把坝子给垒起来了――那里是山区，先要用石头和水泥把房子下面的斜坡垒结实了才能在上面盖房。接下来就是打地基。
　　一家人现在分居三处。秉爱和她丈夫在家里务农；儿子昌文退役后，起先在广东做保安，没什么收入，又容易受气。后来一位上海观众看了《秉爱》非常感动，把他招到了自己开的公司。女儿灵芝现在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他们两个靠男朋友父亲给买的一辆中巴跑车――从茅坪到他们那里，来回地跑。
　　（感谢纪录片导演周浩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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