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建筑文化与城市精神

　　上海就是上海，上海的魅力不可抗拒。希望上海建筑的性格特征在升腾的动势中，再多一点蕴含理性的浪漫和典雅，少一点“暴发户式”的造作与浮华。

　　——常青

　　上海进入近代以来，已有160年的历史，但迄今标志上海高速发展，深刻改变城市轮廓线，体现城市精神最强烈者，其实也就是两个十五年，即上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和80年代末至今；
从标志性建筑上看，最有代表性者，当首推外滩历史建筑风景线和隔江相望的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

　　建筑的风格与性格

　　城市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可记忆、可遗传，有延续、有变异。建筑全息反映城市精神。但不同历史背景，建筑风格迥异的外滩浦江两岸建筑群，又是如何反映上海城市精神的呢？答案可能隐藏在“风格”的背后，与我们称之为“性格”的概念有关。相同的建筑性格可能在不同样式甚至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中显露出来，是城市精神的一种最直观的表达。

　　建筑文化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俗、时尚及技术条件在建筑上的反映，往往被首先看作是某种建筑风格。建筑风格有着两层含义：建筑样式和建筑性格。建筑样式尤如人的穿着打扮，诉诸于外在的形象，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建筑性格却像人的性格，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取决于一个地方所特有的环境特征、文化基因以及价值取向。因而建筑性格其实也内在于人的心灵，是集体无意识中被认同的，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确实，不同的建筑空间会使人产生诸如拘束、放松，优越、卑微，肃然、轻快，脱俗、平庸等截然相反的自我感受，而这正是建筑之于人的性格所在。可见建筑性格具有明显的场景性质。

　　如今，传统意义上的建筑“样式”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视觉上的审美尺度或审美愉悦早已多元化、多样化了。然而，对于今日的都市人来说，一座建筑或一组建筑景观是否具有吸引力，是何样式虽不那么重要，但对建筑空间的感性体验仍与内在的建筑性格有关，也即对适合自我表现的都市场景的追求，仍是建筑性格表达的首要依据。比如上海“新天地”，将传统和时尚碰撞在一起，既满足了外国白领和观光者对上海石库门的好奇心和泡吧的习俗需求，又为中国白领和时尚人士提供了怀旧与赏新的场景。这样一个阶层、这样一群文化消费者的空间感受，正是“新天地”的建筑性格所在。这是由来已久的、上海所特有的一种建筑性格。

　　而这也就喻示了，其他地方要再造“新天地”，就得先问问这与那里人们的传统习俗、空间感受和文化消费需求有关联吗？换言之，能够形成建筑的性格吗？显然，在“搭置”场景前，需要先考察一下有无“表演者”和“观赏者”？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关于上海文化的评论都可归之为“实用、实惠、实效”和“求新、求变”这10个字。回顾世界近代史，似乎可以略带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像上海这样以如此开放、理性的心态，从容地接受外来的新事物。这或许是因为从一开始，上海就不像香港或孟买等中外城市那样，经历了彻底的殖民时代，社会文化在心灵上被降格和扭曲的程度要小得多，因而被动无奈地接纳了西方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以至发展到主动选择式的海纳百川，这是合乎历史和情理的。

　　诚然，外滩历史建筑群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外国洋行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与今日外滩隔江相望的小陆家嘴商业建筑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由外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但是对前者来说，这些建筑都不是原样照搬外国风格，而是在上海黄浦滩旁的一种创造，且中国人参与了整个建造过程，建筑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上海近代城市的重要象征，是外来文化移入并本土化的范例；
就后者而言，外国建筑师的设计方案是由上海方面选定的，是一种完全主动的吸纳，中国人不但完成了全部建造过程，而且参与了后期的全部设计工作，所以说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是中外建筑交流的结晶。

　　从历史上看，由于外来文化基因深深地进入到了上海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层次，文化价值取向也就逐渐地走向了成熟，上海的建筑性格也不断地表现出来。要看清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从商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探寻。

　　理性的文化基因

　　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商业街市是宋代才出现的，而事实上，江南同类商业街的产生，至迟却可追溯到唐代。鸦片战争后，已非常发达的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汇聚上海，使这里成为地方封建宗法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加上广商、晋商等的介入，决定了上海商业文化的多源性和兼容性。但是本土异域文化间的渊源关系并不足以说明上海城市精神的特质，而外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必须借助某种精神的东西方能触及人心。

　　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近代西方文明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欧美的新教文化，也一并移植到了上海。新教即推崇理性、宽容世俗的基督教，新教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合理牟利、合理消费，有益者取、无益者忌”。由此树立起了一整套有关敬业、诚信、高效、优质的商业文化价值观和职业生活守则。在被称之为“外滩源”的外滩33号原英领馆所在地段，可以看到这一影响从上海开埠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印记：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女青年协会所在的两座建筑里，既向教徒，也向非教徒的公众传布新教文化的理念；
广学会大楼里是上海最早的西文报馆和出版机构；
亚洲文会拥有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东方学图书馆；
真光大楼里的沪江商学院走出了20世纪初中国土地上培养出的商界白领和企业家。从商业文化的角度看，外滩源地段也可以说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之源。

　　总之，这一外来的理性文化基因，通过社会的运作与交往，潜移默化并深入骨髓地影响了上海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并迁延至今：既追求实惠实效的品质，又极重精制雅观的“卖相”。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特质，确能说明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脉络并涉及到了上海的建筑性格。譬如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上海居住文化象征，一方面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使TOWNHOUSE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
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因而西味浓郁的上海石库门决不是以盲目抄搬外来建筑形式为目的，而是追求实用、实效的城市生长进程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说明上海建筑性格的理性本质，也是当时城市精神的一种体现。至于上海标志性的商业建筑，以外滩历史建筑群及对岸的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为代表，在品质和品位上又是如何表现上海城市精神的呢？这就先要从外滩建筑风格说起。

　　外滩“款式”的由来

　　外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华尔街”，这条风景线及其周边地带集中了一批当时上海最重要的商业、金融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是高层。要了解外滩的建筑风格及其内在的性格，先得弄清楚这些建筑的样式或曰“款式”来自何方？

　　在19世纪的欧美，尽管以铁、玻璃和混凝土为代表的新建筑材料和新结构已先后问世，资本主义仍是以复古主义风格作为建筑的躯壳，包括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衷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到了20世纪初，在欧洲探索新建筑的运动之外，深受新教文化影响的美国仍以复古主义作为主要的建筑风格。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这一时期，尽管新的功能需求不断产生，建筑技术日新月异，但美国上层社会对于纪念碑般的历史建筑形式依然倚重，表现了强烈的保守主义态度，这种状况直到二战后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除去功能和技术因素，欧美高层建筑形式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了浪漫主义的重要影响。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主要表现为“哥特复兴”，以新教国家的英国建筑为代表（如英国国会大厦）。所谓“哥特复兴”，即从外观上模仿中世纪后期以尖券、骨架拱和飞扶壁为特征的教堂建筑风格。这种向上升腾的动势，于神秘莫测中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不仅可以表达中世纪对天国上帝的向往，同样也可以象征资本主义对人间财富的崇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哥特式建筑的拱券结构赞赏有加，认为其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建于1913年，高度超过240米的纽约沃尔华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是一座著名的哥特复兴风格摩天大楼，其钢结构的骨架和上部收分的形体，浪漫中带着理性，有利于高层建筑之间的日照和通风，成为了有关市政法规出台的起因。1925年后，这种竖向划分并向上收分的高层形体，与一种不排拒几何化装饰的现代简洁造型（装饰艺术风格）相结合，形成了风靡美国东西海岸的装饰艺术风格的高层“摩登建筑”时尚，建于30年代高达380米的纽约帝国州大厦就是其中的巅峰之作（“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重新成为纽约的城市制高点）。由于其与哥特复兴多少有些形和意上的关联，而且构成了当时的都市“摩登”生活场景，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装饰艺术风格称为“浪漫的摩登”风格。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上海也为自己的商业空间找到了两款“外衣”，其一是“折衷的复古”，不拘于照搬某一种旧形式，而是在多种历史元素中选取，进行精到的叠合与创造，如外滩的汇丰银行、海关大楼等，可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或“商业古典主义”；
其二即是“浪漫的摩登”。在20－30年代的上海，就如当时的电影对好莱坞的模仿一样，一大批高层建筑都采用了从美国引入的装饰艺术风格，如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上海大厦等。其中沙逊大厦还带着浪漫主义的绿色铜皮的金字塔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滩源地段上的圆明园路一线，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片装饰艺术风格的街区建筑，如亚洲文会大楼与中国银行大楼出自同一家设计洋行（公和洋行），真光大楼和广学大楼出自著名匈籍建筑师邬达克之手，带着他设计哥特复兴式摩尔堂（沐恩堂）的某些元素，随后他还设计了同样风格的国际饭店大楼和大光明电影院等。此时，中国的建筑师也参与了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的设计，如圆明园路上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采用了中国古典宫廷的图案装饰；
中国银行大楼用了中国传统的四坡攒尖顶和檐下的斗拱装饰。这两款“外衣”之下，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框架、钢框架，甚至轻钢框架结构。无论是哪一款，都表露出了外滩建筑对浪漫和典雅的理解和再创造，以及对技术水准和文化象征双重作用的完美表达。

　　隔江建筑的因缘

　　星移斗转50年，当以小陆家嘴建筑群为标志的新上海崛起于浦东时，中国现代建筑早已错过了追随二战后国际现代建筑潮流（常常被贬称为“国际式方盒子”）的时机，这当然首先与国门闭锁的历史原因有关。

　　如今从外滩东望，人们看到的是个个都弄姿作态，栋栋皆个性鲜明的一幅建筑图景，其风格也只能以“新现代”、“后现代”、“后现代古典”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风格标签来辨识。在我们这个一切事物都呈现出表层化和平面性的时代，过去所有的形式和风格都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物质和文化消费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理解“历史的终结”这一断言的含义所在。

　　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建筑在无奈的复制和抄袭中个性愈来愈趋于弱化；
另一方面是所谓“标志性建筑”在外形变化的追求中极度夸张地表达着“个性”，而技术发展也为之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即使如此，世界上也没有一座城市会像上海这样，在城市商务或金融中心地段冒出一组又一组形态各异、变化万千的标志性建筑群。这是否表示上海建筑在性格表达上已经矫枉过正，失却了理性的文化基因？一些中外评论家因此认为这种图景反映的是紊乱、失序和浮华。但是如果超越形式上的审美和伦理评判层面，似乎仍可以说，小陆家嘴建筑群所反映出的矛盾与问题，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所定，即便有极端的推崇或批评，整个社会，从政府官员、专家、业主到社会大众，还是有意无意地接受并喜爱上了这样一幅图景。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再从浦东回望一下老外滩，那些在“折衷的复古”和“浪漫的摩登”总称之下的建筑群，何尝不是姿态各异、争奇斗艳的同一类图景呢？由此可见，浦江两岸的两组建筑群虽时代背景与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但却在骨子里有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商业建筑性格：个个欲求新求变、栋栋想卓而不群。这也反映出了两组跨时空景观间的因缘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上海城市记忆和集体无意识中对这一建筑性格的认同。因此有理由认为，小陆家嘴建筑群虽有些变化过度，也还称得上“和而不同”（和谐而不雷同）。也即多少都有不失个性且融于环境的文化品位（当然也有诸如“地球仪”一类的遗憾），并且都具备比较先进的建筑技术条件。这些性格要素间存在着明显的复杂与矛盾，但确实也在无意识中象征了蓬勃向上、求新求变的上海城市精神。

　　就上海城市精神而言，理想的情形是，第一，突出开放性，勇于并乐于直面一切外部的新事物，并通过理性的分析，有目的、有选择地吸纳其中的精华；
第二，注重原创性，在外来影响下始终保持有自己的创新点；
第三，追求高品位，即强调先进技术支撑下的内在品质和雅致外观。对此，毋庸讳言上海当代建筑在总体上还需反省和提升。首先，上海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选择对待外来的建筑文化与技术，同时创造条件，使国际水准的中国建筑师涌现在上海滩上。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比之其他城市，上海应该距离国际水准更近些；
其次，上海当代建筑绝不能陷入盲目抄袭或模仿欧美建筑形式的窠臼，而是要在都市发展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需求中创造出有上海特色的建筑文化，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探求具有事件性和场景性的建筑性格。再次，建筑艺术依然是全社会对建筑学的认同基础，而浪漫和典雅的建筑形式也依然是上海都市口味的无意识追求。如何运用当代先进的设计理念、技术手段和艺术手法来满足这一追求，也是以建筑来表达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方面。

　　上海就是上海，上海的魅力不可抗拒。希望上海建筑的性格特征在升腾的动势中，再多一点蕴含理性的浪漫和典雅，少一点“暴发户式”的造作与浮华。

来源：同济网

　　讲演者小传　　常青

　　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系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美国夏威夷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建筑理论与历史教学、研究和建筑工程实践。近年来主持“建筑人类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风土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等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项目完成人。主持“外滩源”工程前期研究及概念设计、外滩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外观复原与内部更新设计、杭州钱塘古镇保护性改造（都市新水乡）概念设计，龙虎山大上清宫复原设计等重要项目。出版《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中国建筑志》、《建筑遗产的生存策略》等有影响的著作多部，在海内外学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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