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德:“哑巴”:失去了名字的人——文革忏悔录之二

发布时间:2020-05-21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我是在“刘家大院”长大的,它留下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的许多记忆。二十三岁那一年,我离开了故乡,到长春上吉林大学,从此告别了“刘家大院”。只有寒暑假回家探望父母时,才在这个老院子里,住上十天半个月的。我的母亲自从一九五六年搬到凤凰城后,在“刘家大院”的两间老房子里,一住就住了四十六年。

    

  去年我回国探亲,看见整个“刘家大院”都被拆除了,在废墟上正在盖著一个大市场。八十一岁的老母亲多次跟我说,怎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这说扒就给扒了。

    

  其实是“动迁”,但母亲不习惯用这新词。

    

  我们家的老房子,是“刘家大院”的东厢房,原来的马房。到我记事的时候,“刘家大院”已经只有房,没有院墙了。听大人说,原来的大院墙挺气派的,高高的,从墙外头看不到墙里头的人干什么。

    

  五八年那年“大炼钢铁”,就把大墙给扒掉了。

    

  这样,我眼睛中的“刘家大院”就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正房,和东西两排厢房,还有一个与正房相对的“门洞子”,但那时的“门洞子”已经不是人自由通行的“门洞子”了,它被堵上了,改造成了一个小民房,正挡著我们家的太阳。但也有补偿:我们家靠著“门洞子”的那扇大墙,盖了一个小厦子,省了许多的砖。

    

  “刘家大院”住了十三、四户人家,老老少少六十多口人,除了一个人外,都会说话。这个从来没开口说过话的人,大家都叫他“哑巴”。

    

  “哑巴”是男人。

    

  我懂事的时候,“哑巴”大概二十多岁,现在我推算,他大概是一九四四年或者四五年前后生的,就是我上学时读的教科书上所说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要是按照我母亲的说法,那叫“光复”前后。

    

  母亲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过了十多年,对当时的“中央军光复东北”印象深刻。所以,她计算日子有时就成了:“光复那年”,“光复后头一年”,以此类推。教了她许多遍,她还是记不清四几年,就像我不习惯“光复”几年一样。在我所看到的历史课本中,没有见到过“光复”这个概念。

    

  “哑巴”生年不详、无父、无母、无名。

    

  姓倒是有的,但大家很少提到。一提起他,就是“哑巴”。在我们的大杂院中,“哑巴”就是他,他就是“哑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从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六天后,二十九日,我当上了园艺五大队二小队的记工员,每天早上干活前,七点半钟准时点名(农民不使用“上班”这个词,“上班”是城里人的权利),迟到一分钟,罚款一个“工分”。我那时一天也就挣八个工分,总共合人民币一元两、三角左右。当我点到“哑巴”时,纸上写的就是“哑巴”。所以,我不像点别人名那样,喊张三、李四,而是大声喊:“哑巴来了没有?”通常都会听到:“来了!”当然了,是旁人代替他回答的。

    

  我不但点名时叫他“哑巴”,就是在平时和别人谈到他时,也是“哑巴”长,“哑巴”短的。我从来没有用他的名字称呼过他,就是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一点:即使我把“哑巴”当成了一个“残废人”,但我至少应当尊重他是一个有名字的“残废人”。不,我对这个可怜人的连这么一点可怜的尊重都没有。城郊的人乐意排街坊辈,我对其他的人,都称呼什么“叔叔”、“大婶”、“大哥”、“大嫂”的,但我也从来没有用一声“大哥”来称呼他或者代表他。

    

  这也说不上是蔑视,我就是没感到需要用人名来称呼他这个人。别人也是如此。

    

  “哑巴”被众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但他有姓。

    

  他姓“刘”。

    

  虽然全国有五、六千万人姓“刘”,但“哑巴”姓的“刘”与我们住的“刘家大院”的每一户都有关。他是“刘家大院”的主人的后裔。我们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都是他祖上当年的财产。

    

  他的父母是地主,大概是在“光复”前后过世的。所以,死前可能没有被划为“地主分子”。搞“土改”(土地改革的简称)时,刘家大概也没有什么地可分了,因为“哑巴”的父母去世后,他们家就分家了。

    

  所以,“哑巴”是一个孤儿。

    

  “哑巴”和他哥哥住在一起。大家都管他哥哥叫“刘老大”。他们住在“刘家大院”正房的东边,两大间。旁边靠著一个厕所。“刘老大”是一个有过老婆的人,老婆还是城里的职员,但六零年前后离了。文化大革命前她回过我们“刘家大院”几次,带著个孩子。大人说是来看“哑巴”的。也许,这个“哑巴”弟弟是她从小带大的,俗话说,老嫂如母,她放心不下他,她心疼他。的确,她来的时候,“哑巴”挺高兴的,这我们都看到了。“哑巴”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他一笑,就令人印象深刻。

    

  我也看过两、三次“哑巴”自己偷偷地笑,不是大笑、嘻笑、傻笑、冷笑,或者开心的笑,而是那种一闪而过的神秘的笑,令我感到神秘,还有些恐惧。

    

  文革开始后,“刘老大”的前妻似乎就再也不来了。这样,这个世界上大概就再也没有人心疼“哑巴”了,或者说,“哑巴”此后就再也没有被人心疼过。他哥哥是不心疼弟弟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就拿刘家的活来说,大都是“哑巴”干的,从种地到提水、作饭。当“哑巴”低头向灶坑里添柴火作饭时,“刘老大”一般都躺在炕头上读书。

    

  “刘老大”爱读书,不爱干活。

    

  要不是文革,“哑巴”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不会太难过,因为他有一个叔叔,早年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官作到了国务院水电部的副部长,五十年代末期还还过一次乡。他如何地惊动四方,不是我这个小毛孩能目睹能耳闻的。我只是知道他是我们凤城县闹革命后当官当得最大的。我都为他感到过自豪,并且自豪了四、五年之久,到文革开始为止。但这自豪并没有延伸到我改变对“哑巴”的态度。因为我听说他叔叔从小就献身革命,背叛了地主家庭。那时官大都是清廉的,所以刘副部长大人还乡后,没听说县里沾上了什么光,“刘老大”和“哑巴”也没有沾上,听说他们的叔叔亲切教导他们要的好好务农。下一句话自然是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类的,这是我猜想的。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有这样一个叔叔,在小县城人的眼睛里是非常了不起的。“刘老大”说到我叔叔什么的,眼睛也一亮。当然了,“哑巴”是从来不说什么的,他对自己的叔叔有什么感情,我不知道。

    

  文革开始后,“哑巴”的叔叔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了。这消息当然传到了凤城,但在县里没引起什么大反应,因为比付部长大得多的官被打倒的、被斗争的、被害死的、自杀死的,多着了。可在我们生产队,这影响就大了。以前付部长在位时,大家对他的侄儿们还有所顾忌,现在,就什么情面都撕破了。

    

  于是,“哑巴”大难临头了。

    

  首先,他哥哥被划为“漏化地主分子”,戴上了高帽子,被群众斗争了。“刘老大”一开始还不服气,老嘟囔说:我们家早在解放前就分家了,我最多就是个中农。但他的招来的不是听众,而是打手。打他的是生产队的年轻人,干农活的,有的是力气,说出手就出手,手狠,腿更狠,甚至往裤裆踢。“刘老大”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后,就服了,人家说什么他都点头说是、是、是。既然他承认了,他就是地主分子了;
既然哥哥是地主分子,弟弟也不能不是。哑巴就这样跟著成了地主分子。

    

  哑巴是地主分子。

    

  生产队有几个妇女,包括我母亲在内,私下里曾经嘀咕,说“哑巴”是跟“刘老大”倒霉的。还说,“哑巴”这个地主作得有点怨,没有享过几天的福。这话我是亲耳听过的,就在我们家中讲的。我还听她们说:我们瞎操什么心呵,什么人有什么命。“哑巴”天生就是个苦命。但我没有去告发。我只是觉得她们的阶级觉悟太低了!“哑巴”哪怕就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也是地主分子、阶级敌人。

    

  虽然我确信“哑巴”是地主分子,但就是到了我也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并且和“哑巴”一同劳动时,我也没把这“地主分子”的政治面貌看成很大的一回事。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这是由于我“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其实不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根本就没有把“哑巴”当成过一个人。不仅我是这样,我看我周围的许多人都这样。

    

  但“哑巴”是一个人。

    

  哑巴”一米七五上下,五官端正,作什么事都规规矩矩的。但我就是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已经比人低一等了,成了残废人,虽然算作人,但毕竟是残废的。而一个残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敌人或者敌人的后代,那么,在我和我周围的人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一个人了,而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怪物。

    

  把“哑巴”当成了一个东西、怪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任意对待他了。当然,我们没有斗争他、也没有对他施行酷刑,其实,我们如果那么作的话,“哑巴”的心也会好受一点,至少我们把他当成了人,哪怕是敌人。我们没那么作。我们做的只是逗他,挑理他、戏弄他,耍笑他,拿他逗乐子、穷开心,拿他出自己在别的地方不敢出的气或者曾经受的气。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在院子里玩,一看到“哑巴”过来了,大家就互相眨眨眼,明白了了,有的小孩子就从地上捡起个小石头,说,我要打中“哑巴”的后脑勺,然后就打了。气得“哑巴”回头嗷嗷叫,我们却高兴得直跺脚。

    

  我没动手打过,但和他们一起跺脚。

    

  也就在“哑巴”被打时,我听到了他的骂声:妈的。那是他说的唯一的话。但文革后,他就连这两个字也不说了,被打了,只叫。

    

  又比如,有人拿一块糖逗“哑巴”,说给你给你。他怀疑地看看,犹豫了一会儿后,伸出了一只手,满脸是乞求相。可他的手刚要够上糖,那人就把糖扔到了地上,看著“哑巴”弯腰捡起来,他弯腰时,有人还会照他屁股来一脚。

    

  这些事也不是我亲手做的,我们只是在一起商量,一起观看,一起跺脚、高兴。

    

  我的感觉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好玩”。

    

  罪孽呵,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成了我和我们“玩”的对象。当我和我们“玩”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还算是一个人吗?当我们根本就不把“玩人”当成一回事,这个世界还能称得上是人间吗?

    

  “玩人”,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倒一个人的过程,也就是那个人被“玩”的过程,这样的事情大多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最大的一个代表。而我们上中学批判前校长兼书记的时候,把他的老婆也拉来配斗,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好几双破皮鞋,不止是为了羞辱她,也是“玩”她。

    

  “哑巴”的一生就是这样被人玩了。

    

  呜乎哀哉。刘先生生于乱世,长于斗争年代,一生过的日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没有被当成一个人也罢,居然连个名字也被众口废了,只以“哑巴”一名,在人世行走。他现在是活在人间,还是死去,有谁在乎。听母亲说,他被送到养老院了,但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如今就是死了,又有谁会为他哭泣呢?

    

  有时又想,刘先生不会说话,这也许是他的福气。他年幼时父母双亡,及至成人,无友、无妻、无子。他即使开口,这心里的话对谁人说。幸喜他有口不能言,所以才逃过了祸从口出,免去了认罪、检讨、和一次次的斗争。

    

  刘先生呵,面对这个把你当成一个怪物的世界,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而当年的我,如此地作弄一个苦命的人时,上帝啊,我哪里会知道,我侮辱的正是你呵.

    

  写于2002。

1。2

    

  修改于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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