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在刚读完石勇先生的文章“徐友渔：‘自由’还是‘主义’？”（载于“世纪中国”的“世纪周刊”，2004年9月24日发布）时，我的感觉是，作者是不友善的、挑剔的、有误解和偏见的。

　　紧接着读了刚到手的《天涯》上朱苏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顿时觉得相比而言石文就算客气和讲道理的了。

　　朱在此文中断言，我从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是因为学术研究能力衰退，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是这样？朱从未与我交谈过，他对我专业兴趣改变的动因毫无所知，他显然并不了解我在政治哲学方面已经发表的东西从而评价我的学术功力，也不清楚我在国内国际专业会议上的表现和得到的评价，更无从知道我即将发表的东西，他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成事实？

　　我发现，石勇先生在批评我的时候，读了足够多的东西，他是在批评我说话的内容，而不是臆断我这么说是出于学问做不下去这个可悲的原因。而且，他针对的问题是重要的，如果恰当地回应，将助于讨论的深入。

　　我愿与石勇先生对话，表达我的观点，同时也表露我的困惑。我只在论证必需时才解释和澄清我的看法，以避免大量的自我引证。

　　一、改革：令人尴尬的两难局面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从GDP的帐面数字看，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从道义和人心上看，它相当失败。当初改革的阻力成了动力，因为那些占据“近水楼台先得月”位置的人，看清了变动对他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
而对那些坚持道义立场和承担改革代价的人来说，从上世纪末起，改革的乌托邦就不断破灭，现状令人难以忍受。

　　在回答“‘改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这个问题时，石勇这样描述：

　　经过从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争着抢着要把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公共资产—— “卖”出去，“改革”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抢劫”的过程，大量的公共资产落到了权力和资本阶层的手里。

　　他还描述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面对改革难局的尴尬心态，我相信，他在评判时力求客观公正：

　　这个时候，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们所向往的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必要步骤，但同时这种“私有化”却又是一种抢劫。而很显然，为了达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他们必须默认掠夺和抢劫，从而使自己陷入不义。新左派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他们从追求公正和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对权力与资本的抨击、对私有化的抨击非常容易被一种对“自由市场”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不付出被掠夺和抢劫的代价，一个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市场机制又在哪里？在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欢作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选择站在资本一方，客观上因弱势群体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甘阳所抨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新左派则没有归宿，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解决问题的实用路径，他们只能是在不断地解构和批判，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批判的价值基点而不停地呼啸呐喊。这是一个悲剧。

　　上述说法大体上成了当前中国民间话语中“政治正确”的新版本，但在我看来它是成问题的，需要辨析的，整个事情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近郎咸平挑起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是说明改革两难局面的最好例子，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它所产生的不公正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一直密切关注这场讨论，对郎的立场，我有一个从共鸣、支持到疏离的过程。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对郎所指控的现象愤懑不平：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掌权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但郎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没有必要改革，这是我和许多人所不能同意的。（郎的观点似乎在变化，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我们这里可以不追究细节）

　　周其仁对郎的批驳使我想到了我一直思索而不得解答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总体上给中国这些年来进行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作这样的定性：这完全是一个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任何人都同意，这个过程中问题很多，贪污腐败很严重，但多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国企改制就是国资流失，没有半点好处？

　　争论的双方都列举了一些事实，讲了一些道理，但都只是列举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没有人认真考虑对方举出的事实和讲出的道理，因此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争论。

　　我觉得有一种观点也应该考虑：一些企业以大大低于帐面资产值卖出，是因为新的经营者要花很多资金来解决原企业工人就业问题，或冗员的退休安置问题（比如见戴慕珍：“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中国企业改制的政治约束”，《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第21—22页）。

　　我还知道，国营企业的资产一直在大量流失，其渠道并不仅限于改制，比如有企业经营亏损引起的流失、管理不严造成的流失、被所属集体企业无偿占用、被行政事业单位无偿占用导致的流失，等等，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产权关系没有理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正是改制的初衷。

　　问题的核心是数字问题，程度问题：化公为私的比例有多大，正常和比较正常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在中国没有言论、信息自由的情况下，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执行也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所以，陆兴华的评论很好，他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甚至没有意义的。陆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我赞成并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可以把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

　　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
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
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我把我们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我们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新左派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
二、我们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也许要被说成是不彻底和抱有幻想），而新左派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
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二、市场经济、权贵改革和专制

　　石勇虽然稍微公平地提过一次“‘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但他主要还是断定自由主义“默认掠夺和抢劫”，认为自由主义无法“对新左派指责自己无视社会公正进行辩解”。我曾纠正过这种“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但基本无效，由此痛感成语“众口铄金”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曾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中指出：“从学理上讲，自由主义强调财产获取、转移的正当与合法，反对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
从实际上看，中国学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论证社会公正的，主要是公开认同自由主义原理，与新左派展开论战的人……新左派在什么时候大力提倡社会公正呢？他们只是在攻击自由主义的时候才对此大加议论和渲染，事实上，公正成了他们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这里应该说明，后来越来越多的呼唤社会公正的声音中，自然包含新左派的声音）

　　石勇赞扬甘阳抨击自由主义是“贵族”的自由主义，我特别乐于以甘阳为例，来看看是我上面这句话说得对，还是甘阳果真是“平民”的代言人。

　　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他断言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他甚至进而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甘阳提供了甚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甘阳也提不出任何文本依据，证明他比我所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更早（或者同时，哪怕更晚也行）论说过社会公正问题，抨击过有人利用改革化公为私、搞腐败。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都附和“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权利，新左派主张公正和平等”这种说法呢？石勇解释说这是因为“‘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其实，这与其说是因为新左派强调公正的声音强大，还不如说是像甘阳这样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上面那种机敏而精明的策略（甘阳精明到这种地步，他连“自由主义”的旗号都不想放过），他们的工夫与其说下在呼吁社会公正方面，还不如说更下在抨击自由主义不要公正方面。而甘阳们的策略之所以得手，是因为没有人去查核文本，认真考察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印象和想当然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人们把哈耶克当成自由主义的正宗，或者把他们理解的西方社会中左、右的区别不假思索地运用于中国。在他们看来，说“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新左派主张公正”应该是正确的，说“自由主义强调效率、新左派强调平等”也应该是不会错的。他们没有去追究，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中国的新左派等不等于西方的新左派。不过也有人能够区分“应该是”、 “逻辑上是”与“实际上是”，站在第三者立场的杨继绳在说到自由主义者比较亲近中产阶级和新左派更亲近低层社会民众时，就要在括号里注明一种是逻辑结论，不是口头表达，而另一种是口头表达，不是逻辑结论（杨继绳：“跨世纪的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明报月刊》，2000年5月号，第38—39页）。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虽然二者的理论资源均来自西方。仔细弄清楚他们实际上的主张和行动，而不是顾名思义地想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对体制资源的接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根本没法和对方比，这肯定是与照西方历史情况来想象相反的；
又如对中国搞人权外交，西方的左派往往比右派更来劲，因为他们理想主义色彩更浓，右派有时倾向于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中国的新左派对人权外交的愤恨则不下于官方。

　　我认为，石勇这篇文章的一个相当可取之处，是区分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病垢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他的疏漏在于认为我和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而使后者蒙受损失。事实上，我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对他所说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几乎和石勇如出一辙：

　　有人 (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 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

　　……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向我建议，我们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支持压迫和专制的主张怎么能够是自由主义？我不同意这个建议，这样做未免有为了论争而“摔包袱”之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当然应该看到，并不是每个（甚至并不是大多数）大力鼓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都在为权贵式的改革辩护。外号“吴市场”的吴敬琏大概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了，但在揭露改革中的腐败和寻租，鼓吹和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有哪个新左派比他做得更早、更有力和有效呢？

　　“经济自由主义”这个词中的“自由”，即使不包括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些可欲的含义，绝对要包含“自由竞争”的含义，而市场的规范化与规则平等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谴责的对象严格说来不应该称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应该是与权力体制联系的“市场主义”，这种依靠市场的权贵主义与在拉美和东南亚某些国家中的专制既得利益是不一样的，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最恰当的称呼是“市场列宁主义”。

　　如果一种不确切的“能指”不妨碍我们有共同的“所指”，那么如何判定这个所指的性质则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分析当前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自由、专制之间的关系。

　　石勇断言自由主义（主要是其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渗透入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它成为主流实际上通过自由主义体系内在的联系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台准备了基础和合理性的保证。”我认为这是大大低估了官方的执政能力和应变能力，完全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结合并服务于它的可能性，即诞生一种“市场列宁主义”的可能性。

　　共产制度的死敌杜勒斯曾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会由于经济建设而发生，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驳斥并嘲笑了这个反共政治家实际上信奉的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引述近代欧洲历史证明这个看法不正确。石勇上面论断的原理也是如此，他从他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专制在目前的蜜月状态推断专制已经不再具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性质，而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自由主义的性质。也许可以把石勇和新左派担忧并反抗的东西叫做“自由主义的极权制”，这在概念上和理论上都是非常古怪的，连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承认，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体制很难产生专制极权，而从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倒比较容易。我早就说过，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无知和偏见，超过了终生大反特反资本主义的毛泽东。

　　自由主义看重的是，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风貌、尤其是消费心理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而新左派力图让人们相信的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奴役，是马尔库塞教导的那种欧美西方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异化。

　　三、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

　　我认为，石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提出了如何理解国际关系，正确处理对国内体制批判与正视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他的批评是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批评值得认真对待，对某些人来说是切中要害，当然更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妥当地厘清事实和观点。石勇在批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时说：

　　他们完全忘记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在代表他们自己，也在代表国家，一句话，他们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捍卫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一反到底”的单向度思维在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到现在仍然未算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战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外行为便也是正义的；
而谁胆敢反对侵略战争，谁就是在维护专制。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都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它们之间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异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在捍卫自由和正义，恰恰相反，倒是在捍卫美国的利益，为霸权张目，扼杀国际关系领域的民主和正义。

　　我首先要指出，石勇只把自由主义挑出来批评，其实全体中国民众中都有人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他没有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而这一点才是事情的关键。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生活在可悲的封闭状态，他们无从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教育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甚至知识精英，都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更缺乏观察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学维度。

　　事实上，支撑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支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整套关于近现代历史的精致的、无所不包的神话，从三元里抗英的似是而非的故事，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击了95%以上的侵华日军”，从毛泽东断言“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到“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对事实的歪曲与对敌人的丑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至今都难于还原历史真相。

　　有一项事实特别值得一提，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大大增强了，但常常可以发现，哪怕是最尖锐最激烈批判国内现实的人，一说到国际问题（包括台、港问题），马上变得相当盲从和无知，从不妥协地（甚至是过分地）批判官方变为不自觉地附和官方——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就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人们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对关于国内事务的谎言有免疫力，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本能地采取逆反态度，但对于发生在国门之外的事，他们没有亲身经验来证伪，他们仍然是信息管制和宣传的牺牲品。

　　对许多人来说，逆反态度，对官方的宣传作反向解读往往没错，既然在国内事务方面能如此，这种方法和习惯自然就延伸到国际问题方面。这当然是不可靠的，也许有时冤枉了政府。但是这不过是政府自食其果，当它把广大中国人民变成自己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受害者时，它偶尔也成了受害者，这不过是愚民政策小小的报复。但石勇可能没有注意到，第一，这种逆反态度导致的结论很可能是对比错多；
第二，持这种方法和态度的决非只是自由主义者；
第三，在国际事务问题上仍然是盲从者、受害者大大多于持逆反态度者。

　　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他们还有常识，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

　　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理想和原则是一回事，它在国际竞争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实力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当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能保证民主国家天然持有正义，任何手法都属正当。把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外推到判断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把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演绎为对人类政治文明公认价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对的。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两种毛病对中国人都存在，那一种更厉害？更长期、更广泛？更值得提醒、反思、清理、矫正？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虽然我们肯定不同意“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句格言，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外交是否还是有不容忽视的区别，我承认并重视这种区别。许多政治理论家都指出，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但近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罗尔斯在《万民法》中也强调这个事实），哪怕有例外，但这个论断肯定基本正确，这是否还是说明一点问题？

　　国际事务中固然是利益主导而非理想与价值主导，但外交政策或多或少总要受国内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民选政府和独裁政府受民意约束程度大不同，在对外政策上毕竟会得到反映。比如二战中，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的作为是否毫无区别？我们当然可以谴责西方盟国的自私和重实利，比如我们说雅尔塔协议是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但它和无耻的苏德互不侵犯协议（即瓜分波兰协议）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不少人乐于谴责美国对日本投原子弹，但这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难道这不是日本右翼份子为二战翻案的理由吗？石勇断言，近现代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史“证明最有军国主义狂热的恰恰是自由主义‘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觉得这实在是走火入魔，你指的军国主义只能是英美，而不是德、意、日，那么中国与谁结盟，被谁侵略呢？

　　当石勇断言：“主导美国政府行为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干涉和发动战争，已建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军事秩序”，我感到，这种说法已经超过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革命、最狂热、最极端的语言。我不知道当石勇使用“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时是否认真想过其准确含义，我想问一下，你是否比较过日本、德国、伊拉克在战前和美国军事占领之后的宪法、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为了避免无谓纠缠，我要强调，我这里只是追究“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含义，而不谈整个相关历史；
也许澄清这一点不是多余的：我没有表态支持过美国出兵伊拉克。）

　　我自信我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考虑有足够的清醒，比如我一直对中外人士说，既然北约的宗旨是针对和防范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防范华约，那么在苏东巨变、华约不存在之后，北约有什么必要存在，有什么理由反而要东扩？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类似的问题，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性，这不能靠简单地划分“民主-专制”来解决，正如对待国内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区分“左-右”、“保守-改革”来解决。“利益”是思考政治最根本的维度，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愚民政策，在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中一直付诸阙如。

　　许多人认为，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还有以前的“银河号”事件，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对中国的欺凌，国内群情激愤是自然的，自由主义者偏重于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是亲美卖国。我在这期间没有作公开表态，但内心想法和表态的自由主义者差不多，因为我从各种信息来源知道情况和官方宣布的大相径庭。当石勇大力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辩护时，我想到的是他们情绪的真诚（这种人除外，他们朝使馆扔石块来劲，考托福和办签证同样来劲）和信息状况的可怜。我不知道石勇是否打算和我讨论中国的信息自由问题，我这里只简单地提一句，在全中国人民面临“非典”这个大灾大难时，如果没有蒋彦永大夫的冒险犯难，后果会如何，而蒋大夫的遭遇又如何？把灾情（家丑？）捅给美国的媒体，是不是（用石勇的话来说）亲美卖国？但是，我和石勇现在能对话，没准还是托了蒋大夫的福呢？

　　石勇应该想一下，一个体制，当自己的亿万人民的生命受到“非典”严重威胁，当由于封锁消息疫病已经传播到香港、东南亚、北美时还拒不说出真相，它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时，还会把真相告诉人民？对许多国际事件的判断，问题并不在于有人要“亲美卖国”，而在于是根据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信息作出判断、作出反应。

　　所谓“亲美卖国”的最雄辩事例，是9.11事件发生后任不寐、余杰等人起草的公开信中有一句“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许多人揪住不放，极尽挖苦嘲骂之能事。我曾对任讲过，我也不赞成说这句话，但你们的唯一过错，是高估了国人的知识和理解力，用了一个欧美化的表达。此话出自柏林墙危机时，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讲话中表示反对苏联的封锁，道义上支持柏林人民，用德语说了：“Heute, Ich bin ein Beiliner（今天我是德国人）。”任不寐等在9.11事件后的声明中套用这句话，用意一样，即一国人民遭遇危难时，表示与之站在一起，分享其道义和感情。肯尼迪讲此话时没有“崇德媚外”的意思，任不寐说这话时也没有以当一夜美国人为荣的意思。

　　四、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说到这里我愿向石勇先生表明，我和你对话并不是想宣讲自由主义的教义，你在文章中说我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更准确地说是清醒的自由主义者。我知道存在着成为教条的自由主义者的危险，我很警惕，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警惕。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找不到理由使我决心在自由主义这棵树上吊死。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市场经济、法治、人权、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力的制衡等等，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我是为了这些价值而研究、言说自由主义，如果有更好的主义，我何必死守着它？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并不认为自由主义垄断了这些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或者其他思想流派不分享这些价值（石勇有这种误解），我特别愿意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遍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由主义首先提出并深刻阐发了这些价值。也许，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也可以抵达和实现这些价值，但因为这些理念和价值并不是我们思想文化传统中故有的东西，需要学习，就应该从源而不是流起步研究。

　　我认为，自由主义对中国人来说，不能只意味着其中的这一家这一派，而决不可沾染另一家另一派，有用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那些被历史证明了，为其他思想流派同意，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财富的东西。其中的细微差异，比如福利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国家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对别人可能很重要，对我们就并不那么重要，更何况我们必须根据具体国情集思广益、兼容百家、创新发展。“XX主义救中国”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僭妄，我想自由主义更没有那非份之想。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构成了近10年中国思想舞台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争论的参与者，我常常感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这不太像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我觉得，对于像陆兴华这样的真正的（或真诚的，他似乎自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新左派，我与他可能的争论是在对“原教旨”的喜好还是不喜好方面，就现实问题而言，就这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言，据我看多的还是立场和感情的一致。所以我和他的工作有重合之处，即我批评和揭露的与其说是新左派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伪立场和伪观念，是对学术真诚性的藐视和冒犯。这可以解释，当我写“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时，把很大篇幅花在“评新左派学风”上面。

　　敏锐的观察者可以看到，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分化的苗头。我以复杂的心情看待一种新兴的、强有力的动向：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对刘军宁以爱德蒙·柏克为典范解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我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我的问题是，如果说在英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可贵的自由传统，因而保守意味着保持这个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要保守什么传统呢？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人说，对文化、对传统，决不能革命，保守天然合理。我的疑问是，如杜维明所说，传统多种多样，不止一个，除了大传统，还有小传统，除了旧传统，还有革命传统。杜维明的例子中，就有延安传统。谁也不能否认，就其影响的强度、广度、深度、持久度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一种传统，难道它可以在“保守传统”这一抽象原则下而具有合理性、合法性？

　　我理解一批年轻学者的思路，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难于想象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接榫，难道可以全面移植？

　　我完全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应该是多元文化建设种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元素，我知道，像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以批判、革新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使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很有价值的。

　　一些认同自由主义原理的年轻学者正在大力进行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工作，我理解他们，祝福他们。我没有这方面的学术兴趣和能力，只能对他们的努力乐观其成。但我要提醒他们两点，第一，不要因为有良好的愿望就落入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的窠臼，在对接中要实事求是，不要善意地曲解和美化传统经典要义。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做忠诚的、建设性的反对派。

　　第二，虽然汤一介先生在学养、人品以及学术界内部的影响力方面是第一流的，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没有以文化保守主义相标榜，至少在今天以文化保守主义旗手自命的人士当中没有他的身影。年轻的自由主义学人看好和接近的是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底蕴我不了解，但我提醒注意以下特点：他们中有人主张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不存在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中国人天生不适合自由、民主；
他们立志要把孔孟的所谓“王道”运用于今日中国；
他们开始与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用余世存的话说是“次法西斯主义”）接近或结盟，而后者正在想方设法地利用文化传统资源。

　　如果说我对分歧和分化的动向不无忧虑，同时我也感到乐观。分化是思想、学理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内部倾向、观点多元杂陈，交锋、争论不断的思想流派，这决非坏事。

　　同样，如果目前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僵硬划界能有所松动、改变，那一定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长进。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专制和非正义的抗争；
重要的是观点一定要是头脑思索、心灵感受的产物，而不是由屁股决定。

　　附一、徐友渔：“自由”还是“主义”？

　　作者：石勇

　　一

　　“是否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流派的根本分歧。” [1]

　　以上这一段话若放在西方，肯定是个假命题。在西方，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都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基准而被“先验”地设定。换句话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对价值前提的认定，而在于实现这些价值前提的不同选择和路径的歧异。然而在习惯了“阶级斗争”的中国，某种“单向度”思维却使它从“公理”的位置上越出，渗透入各种“主义”的比较中，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从一种共同的东西变成了某个派别的私有财产。它显然很受“自由主义者”激赏，不过对于其他“派”，其他“主义”来说却是不公正的。这无异于指责“新左派”等不想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他们肯定会反驳：他们更强调公正和平等不仅仅是在捍卫个人自由，恰恰相反，是在企图捍卫普遍的个人自由，而不仅仅是“能人”、“强人”等少数人的自由――在捍卫个人自由等方面，他们比“自由主义者”彻底得多。然而新左派的这些辩护在浓重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苍白无力。被强行与极权主义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从一开始便被认为与追求自由毫无关系。而他们所主张的“积极自由”，也已被认为是一种有可能走向专制的东西。“自由主义者”通过对“自由”的垄断获得了道德优势，正如“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

　　说这话的人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友渔。徐友渔在说这句话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正酣时期。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对“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在中国可能再没有几个人能像他如此“激进”，以致将自由主义与作为公共基准的价值前提而不仅仅是某种社会制度安排的设定对应，从而从根子上对其他与之竞争的主义提出质疑。这种搞哲学研究的人应该拒绝的独断论难免使一个学者的理性蒙上浓重的阴影，并赋予事实判断以过多的价值判断的指令。可以为徐友渔的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进行论证的是，在此后他接连写了几篇文章，比如《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已“浮出水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它发扬光大，以变成一种主流理论。这么说当然不太准确，“自由主义”并不是在1998年才“浮出水面”，而是在官方于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自由主义就已经成为官方的经济理论了。这一点也得到了徐友渔的承认：“市场经济方针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出来。” [2]因此，准确地说“浮出水面”的应该是政治自由主义，即一套在西方已经成功，并可以搬用来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予以改革的民主政治理论，它将导向一个民主的体制和自由的社会。而既然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支配了官方的经济政策，那么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便是合理和必然的。政治自由主义在90年代后期的“复活”不仅仅是中国改革的必然产物，经济与政治领域互动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正如徐友渔所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更加依靠市场调节机制，依法治国，加强舆论监督作用，等等，这一切经济和政治构架的设立，都需要认真研究自由主义学说，以便在思想和学理上得到相关支撑。” [3]

　　正是这种“认真研究自由主义学说”而翼求“在思想和学理上得到相关支撑”，以切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通过“改良”而走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的内在指令，使徐友渔对自由主义的鼓吹甚至超过了朱学勤。反观他这几年的一系列言论，竟然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使我们以为他仅仅是个自由主义的二道贩子，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的那些可以确立他的学者地位的哲学研究著作，比如上海三联书店于1994年出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香港中华书局于1994年出版的研究罗素的著作《罗素》、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的与周国平、陈嘉映、尚杰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几乎被他对自由主义的鼓吹所遮蔽。而与邓正来、朱学勤、何怀宏等人不同，他研究的方向主是要罗素、维特根斯坦那一路的语言哲学，与“自由主义”中的某个具有理论原创力的思想家没有多大的联系。在他身上所出现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固然与他所研究的哲学置身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有很大的联系，但恐怕更主要的是价值选择的结果。新左派常常被他和朱学勤指责为有过多的文学化倾向（他们中有多数人原本就是弄文学的），也许正是他有哲学背景的原因。但是，无论是哲学背景还是文学背景，是历史背景还是法律背景，都不能成为在判断某个问题时对判断能力进行质疑的判据。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徐友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主体的认知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某种知识背景，它作为起作用的一种因素并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
而且主体的认识图式随着知识结构的不断组合而不断地变化，当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所谓的知识背景已经相当模糊了。

　　徐友渔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据他在他的自选集《自由的言说》里的简介：他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成都一中高三学生，下乡三年，返城当工人六年，高教制度恢复后为首届大学生。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种经历其实也算是丰富的了。在他的收入《自由的言说》的系列文章，如《我的造反生涯》里，他坦承自己当过红卫兵，而且其“革命事迹”比曾下乡到河南兰考的朱学勤“光辉”得多了。在中国，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当“文革”正轰轰烈烈压倒一切的时候，许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疯狂蔓延，歇斯底里；
而当官方否定文革时，许多在文革时哪怕干过很无耻和罪恶的勾当的人都跟在后面痛骂文革了。有两拨老红卫兵的表演相当有趣，一拨是高歌当初的“理想主义”，把一场愚民运动看成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洗礼，至死不知悔悟；
而有一拨则破口大骂，厉声诉苦，大意是自己本是个高贵的城里人，怎么会被弄到农村去成为一个下贱的农民。这种人虽然也随大流逞英雄跳起双脚痛骂文革，但他们骂文革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革本身的恶，而在于文革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按他们的心理逻辑，假如文革并没有伤害到他们的话，想必他们对文革只有感恩戴德了。这种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价值判断的行为难免让人感到虚伪，其骨子里的“精英意识”和对农民的鄙视注定了他们与文革并不存在一种天然的异质关系。他们的诉苦当然合理，但也只有切入了整体性的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才具有它看起来的合理性。与这些人不同，徐友渔不仅要解构自己的红卫兵身份，并且要杀回马枪，要朝那个极左年代，朝那个造就出红卫兵、呼唤出无耻和罪恶的意识形态和延续至今的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以抽心的一击。也许正因为曾经陷入，一旦回头是岸，对耻辱感和个中的微妙之处体验也越深，批判也越加彻底。他曾经花了远比自由主义的其他领军人物更多的精力来梳理文革的内在逻辑。而这种批判与他对自由主义的鼓吹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历史的隐痛出发，现实和未来被纳入了一种批判和建构的统一之中，无论是历史的反思还是现实的内在要求，能够切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建立了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徐友渔的“身份”尚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那么此后加入的一系列热门思想文化讨论则使他从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现在，他的影响力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已经直逼朱学勤。他和朱学勤等人在网上拥有了无数拥戴者。在公共领域的发言使徐友渔以其知识成就参与了瓦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的行列。其中在媒体和网上引起较大反响的有两篇发表在《新京报》上的关于“限制（禁止）乞讨”争论的文章《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和《制定禁讨法要兼顾自由和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遗憾的是，在前文他仍然强调“‘法无明令禁止之事不为罪过’，因此，政府无权禁止、干涉这类行为” ，指出限制（禁止）乞丐乞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在后一篇文章，则作了妥协，不谈禁乞是否合法，只更加强调“制定禁讨法要兼顾自由和秩序”。这种妥协是意味深长的。而当苏州率先抛开争论开始禁乞时，无论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还是从法律上对禁乞提出质疑似乎一下子都丧失了意义。公共知识分子某些理性和良知的声音无法抗拒权力的暴政与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在利益驱动下为某些罪恶提供辩护再一次暴露出精英意识的卑鄙。这种知识与权力和资本勾结在一起的背景从另一方面倒似乎确证了徐友渔在参与公共领域的发言时所持的自由主义论据的合理性。唯一的遗憾只在于，当“政治自由主义”遭遇“经济自由主义”与权力的勾勾搭搭时，对后者的警惕和对前者的认同难免使它的某些指令在现实中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这方面，徐友渔并没有跳出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所具有的将当下中国特定语境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而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某种普遍性适用性进行消解的陷阱。他在这方面甚至还没任不寐清醒，虽然任不寐在影响力上，实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二

　　经过几年的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双方似乎已经“理性”了。但表面上的争论的沉寂掩盖不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日益分裂。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操持的都是西方话语，以至有人说他们的争论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彼此拿西方的理论武器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舞弄并相互攻击，对现实的忽略甚至使某些争论成为一种学术的游戏。这时候，理论能否切入问题，能否从立足于对问题的争论而不变成主义的意气之争便凸显出来。在争论中倾向于自由主义一派却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的秦晖看得比较清楚。他在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轻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还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4]

　　秦晖对中国的“改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是洞若观火的。经过从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争着抢着要把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公共资产――“卖”出去，“改革”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抢劫”的过程，大量的公共资产落到了权力和资本阶层的手里。无论是农民的破产还是工人的下岗，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都证明了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与野蛮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相互渗透的残酷性。自然，这样的“自由市场”像自由主义者们否认的那样，并不是“自由”的。“自由”的是权力，以及与权力勾结在一起的资本，是一种保证掠夺的政治经济环境。无论是近期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还是许多国有企业被低价收购，都一再地证明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资本与权力的同构性。一句话，资本具有“原罪”，一些人的财产来源并不是清白的，而且仍然在以掠夺的方式进行积累。那么在这样的由权力所自由干预的市场和私有化的抢劫实质中，只在书斋里从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教条出发，不顾它们的实际表现方式而进行鼓吹到底只能对谁有利？恐怕只能对有机会参与抢劫的人有利。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是构成自由主义者与左派冲突的一个特征。但按秦晖的意思，在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要自由多一点还是要平等多一点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自由和平等。换句话说，要争论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起码也应该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在极权主义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无论鼓吹什么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在这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宪政民主还是新左派鼓吹的实质民主，都遥遥无期。而在经济领域，私有化不仅造成普遍的社会不公，而受益者也仅仅是权力和资本。这个时候，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们所向往的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必要步骤，但同时这种“私有化”却又是一种抢劫。而很显然，为了达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他们必须默认掠夺和抢劫，从而使自己陷入不义。新左派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他们从追求公正和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对权力与资本的抨击、对私有化的抨击非常容易被一种对“自由市场”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不付出被掠夺和抢劫的代价，一个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市场机制又在哪里？在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欢作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选择站在资本一方，客观上因弱势群体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甘阳所抨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新左派则没有归宿，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解决问题的实用路径，他们只能是在不断地解构和批判，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批判的价值基点而不停地呼啸呐喊。这是一个悲剧。

　　自由主义在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号召，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情形颇与20世纪20、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类似。这真是颇值得玩味。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暴露出严重的危机和弊病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西方社会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此前从未有过的苏俄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种对比的强烈使人们普遍地向往社会主义。在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难以言表，20世纪西方知识界普遍左倾有两个时期――2、30年代和6、70年代――而第一个时期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而在中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后，所谓的“民主”并没有到来。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民国政府实质的专制并没有使它能够在人们心中燃烧出自由主义之火，或者说，它代表的极少数人的利益只能让已经燃烧出的自由主义之火熄灭下去。深陷地地狱中的中国，将苏俄当成了一个典范，而不是危机重重、并且仍然在欺凌中国的英美。今天尽管许多人可以有多种理由来探讨“救亡”与“启蒙”的话题，厉声谴责“民族主义”而无原则地亲美，但必须看到，自由主义在旧中国之所以衰微，自由主义者们不能正确地处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是一个原因。当一个国家正饱受欺凌时，在已经被现实证明存在着肮脏与丑恶和已初步展露其美好的一面，而其更大的阴暗尚未能暴露出来的两个事物之间，人们从情感上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实在没什么疑问。

　　而现在的自由主义的日渐火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体系分崩离析。资本主义“不自而胜”，从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开始了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所到之处，摧枯拉朽，荡涤一切。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主宰了全世界，使得趋炎附势者纷纷归顺。这是自由主义的“复兴”，其强劲势头一扫曾经有过的衰颓之气。而号称“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罪恶和它的解体，已经宣告它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一种现实都已被人们所抛弃。除了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在中国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从国内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长期的愤怒和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和它们国内的自由民主上所产生的反应让人们几乎是没有疑问地选择自由主义。在1998年它公开冒出水面后，短短几年间它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众多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鼓吹下，已经成为批评现行体制并成为其改革的某种标准。这种毫不掩饰它捍卫资本利益的主义切入当前的政治环境中，的确让人很难拒绝。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交火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或者社会分配领域。在政治领域上的分歧主要是具体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与经济领域有关的制度安排。新左派对私有制、对国际资本的厌恶与自由主义者的鼓吹水火不容。他们的分歧继承了西方左右分立的传统，在目前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相互攻讦。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攻击颇耐人寻味。按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可以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在不同的层面和问题域的两种理论。比如在19世纪的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一个共生体：一个国家在对内是自由主义的，而对外则是民族主义的，即捍卫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内的自由并不矛盾。它们在中国之所以冲突，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专制社会。而只要是专制统治，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凡是与政党和政权有关的一切，如国家、民族利益，都通通得遭受怀疑和打击。自由主义者简单粗暴地认为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支持者，民族主义的发作是在捍卫专制统治。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抨击民族主义，甚至说出“愚民”、“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等暴露出自己的“精英”嘴脸的词语。他们完全忘记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在代表他们自己，也在代表国家，一句话，他们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捍卫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一反到底”的单向度思维在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到现在仍然未算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战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外行为便也是正义的；
而谁胆敢反对侵略战争，谁就是在维护专制。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都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它们之间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异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在捍卫自由和正义，恰恰相反，倒是在捍卫美国的利益，为霸权张目，扼杀国际关系领域的民主和正义。

　　三

　　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这篇文章里，徐友渔认为：“自由主义在许多国家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受严重挫折，迅速衰退，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急欲抬头时，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健康、清醒力量。但自由主义在中国却是命途多舛，它长期受到批评和误解，虽然三四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暂显兴旺之势，但在无情的历史急流中却不断触礁，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左右碰壁。从50年代起，‘自由主义’成了不言而喻的贬义词，只是在近两年，才有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内涵，它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重新探讨，并得到不少富有启发的成果。” [5]

　　这段话至少有两个错误。其一，“自由主义”已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甚至相互冲突。比如我们如何分析比较罗尔斯、德沃金的自由主义和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主义？除了将自由放在第一位以外，他们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怎样保证自由的实现的手段方面，所持的观点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而自由主义中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已经被看成是右派和左派的冲突，一句话，在西方当左派与右派对自由的价值都承认的情况下，一句笼统的“自由主义”而不界定它的内涵只能使它歧义丛生。如果说更重视福利和平等的自由主义尚是一种健康、清醒的力量的话，那么保守主义绝对不是什么健康、清醒的力量。恰恰相反，主导美国政府行为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干涉和发动战争，已建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军事秩序。这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而自欧洲白人屠杀印弟安人开始，到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美国侵略格林纳达、巴拿马，到现在还未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都证明最有军国主义狂热的恰恰是自由主义“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国家。而现在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更是西方强国力图通过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实现对弱国的经济掠夺的一种意识形态。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分析了美国通过操纵世贸组织所产生的几个“预期结果”：1、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
2、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
3、使商人和富人获利；
4、使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
5、为对付民主所产生的威胁提供了新式的潜力强大的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6]试问，在新自由主义成为霸权的同谋和剥夺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实中，它又健康、清醒在哪里呢？

　　其二、徐友渔在笼统地谈论“自由主义”时，说话前后矛盾。“自由主义”包括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四期，如果他所说的“只是在近两年，才有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内涵，它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重新探讨，并得到不少富有启发的成果”中的“自由主义”只是指政治自由主义，那别人自然无话可说。可是，自由主义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官方确立了市场经济方针的时候，便已经明确地成为官方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了。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才得到“重新探讨”，而是已经渗透入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就等于说，实际上这种“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主义意义上，或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它成为主流实际上通过自由主义体系内在的联系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台准备了基础和合理性的保证。经济自由主义的喧嚣反过来倒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边缘，基本上被官方抛弃。而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渗透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在作为一种官方的权力合法性的历史属性而继续它的惯性了。这样的一个招牌虽然因与统治制度有理论上的联系而必须打出来，但也早就徒有虚名。20世纪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由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言说并不是那么艰于呼吸。它能冒出水面说明只要它不激进到要马上威胁权力秩序，基本上其存在的合法性已被承认，而且所谓的改革，在权力精英与知识、资本精英已经结为一体的时候，也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当前虽然既得利益者仍然拼命让他们的专制统治不致显得摇摇欲坠，但他们赖以掠夺的理论武器却是经济自由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对极左的攻击和知识精英、资本精英的活动下，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前景和强大的知识与资本操纵力只会将许多人裹挟而去。借用韩毓海的一句话便是：“在这个不断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义的得势是自然的”。[7]

　　像朱学勤和其他自由主义者那样，徐友渔对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几乎要将资本主义的五脏六腑掏个干净的松散的左翼学术团体也持批判态度，斥之为“法兰克福书呆子”。这也是任何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曾经辉煌无比，20世纪著名的一些思想家，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都是它的成员。但现在它已日薄西山。尚健在的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也已经从当初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转而论证它存在的合理性。所谓的激进批判早就烟消云散了。这似乎是“失败”的证明，它的“文化批判”由此遭到朱学勤的嘲讽，讥之为“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态度颇为不屑。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唯一激烈批判到底的马尔库塞对英美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批判，也被转化成对英美经验理性的批判。他在《单向度的人》这本至今令人读起仍然感觉到他的理论洞察力的书里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置换的分析，巧妙地被移置语境，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技术控制体系相结合导致的对人的操纵和奴役的批判看成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对自由主义通向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徐友渔在此重蹈覆辙，将自由主义本身与在自由主义的内在指令下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转而从洛克等人的自由主义言说中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这实在有转移语境的嫌疑。换句话说，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奴役的洞悉，被纳入了对一个国家的具体政治制度的定性判断。通过分析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越来“单向度”化的事实，马尔库塞并没有错。说一个全面的控制体系是极权主义，同样符合事实。只不过批判越彻底，批判也越无力，当“革命”竟然要从“本能”开始的时候，它是最难的，可以说几乎不可能了。

　　徐友渔认为：“如果大而化之地勾画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那么可以说它主张对人性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如果不把握以洛克发端的自由主义的主流，那么由此滑向卢梭的专断主义和柏克的保守主义，都是有内在逻辑线索可寻的。法兰克福学派指责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等于实证主义，抹杀价值的一维，这是没有根据的，但在中国，确实有不少人这么理解自由主义。把握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路向对中国人似乎很难，中国的政治思潮总是习惯于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选择与震荡。” [8]这段话有些地方并不准确。自由主义对人性并不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权利，同时承认自利的合理性；
自私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只要不损人便不是罪恶的。但由于人是社会动物，个体利益的获得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并常常与他人的利益产生冲突，因而有可能损人利已。为了防止这一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假定人性是恶的，力图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予以制止。一句话，自由主义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和力图阻止其破坏性力量的渲泻使它的哲学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安排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承认人性的基本事实，但并不放纵。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是实证主义，抹杀它的价值的一维。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与实证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不存在多少联系。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人权的天赋、人性的不可信，等等――便是先验的。它切入政治经济架构后的理论演绎更注重经验，由此演绎成一种“经验理性”并不表明它就是实证的。它的“实证”在于不喜欢作价值判断而喜欢实证的经济学、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等哲学已经渗入了它的机体，而它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与统治秩序之间的同构关系使它成了一种没有批判性的统治工具。正是这种为现存统治秩序辩护的工具属性取消了价值之维，从而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抨击。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判断更是复杂得多，不可用一句“指责启蒙运动等于实证主义”就加以抹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里，他们分析了启蒙的裂变，发现启蒙“祛魅”的同时，也是知识、科学等中性的东西确立其神圣地位的同时，就此而言，它们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理性中的工具理性大大地发展了，相反价值理性则大为萎缩。这是实证主义泛滥的结果，它们所确立的判断标准由此取消了价值之维。这的确是启蒙的悲剧，但并不是启蒙本身的错，它是科技理性异化的一种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这种悲剧性后果的批判并不是在批判启蒙取消价值之维，恰恰相反，是在企图通过对启蒙裂变的分析找到它异化的原因而对它本身的价值进行捍卫。正如批判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否定一样，不是要反对它本身，而是希望能通过对它致病原因的分析和诊疗使它回归正轨。

　　四

　　西方左派在漫长的批判旅程中难免激进。马尔库塞的《单同度的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奴役的揭露入木三分。这本惊世之作使“单向度的人”成为被意识形态洗脑的人的某种称谓。不管是被哪一种意识形态洗脑，非黑即白、拒绝多元化的角度都构成他的思维方式的某种表征。然而必须承认，与西方人相比，长期经受专制愚民教育、又有“文革”的“洗礼”的中国人“单向度”得多，几乎本能地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好像中间从来没有过度，从来没有过程。而在作出判断时人们则总无法避免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这一点徐友渔看得很清楚。在一篇访谈中，他谈到：“我想指出，以一元化的反左标准和心态对待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思想文化观点，凡事只问一个‘革’与‘保’，确实是落后于形势。如是，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解答就会不得要领。改革越发展和深入，价值论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就越淡化，实际利益的调整和分配问题就越来越突出，由于有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的可能，以前最守旧的人现在可以变得最主张改革，关健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改革。” [9]

　　最洞若观火的话往往是在随意中流露的。将徐友渔的这段话说成是对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现象的本质洞悉绝对不算过分。这无愧是一双哲学家的眼睛。徐友渔说得一点都没错，改革开放所确立的“主要是反左”的方针仍然遵循意识形态的指令，此时无论是改革还是保守，不仅与利益有涉，更主要的是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而当改革开放已经可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保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徒有虚名时，无论是改革还是保守的争论都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意义。此时的改革已被普遍接受，它带来的利益重组一跃而凌驾在意识形态争论之上。而有些人的渴望返回毛泽东时代仅仅是面对社会不公所产生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根本无法对抗改革的方向的。这个时候还在用左呀右的的意识形态眼光去看待改革便已相当滑稽。改革越深入，对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的特征便越明显，各种社会阶层便越会企图影响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从而使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当改革可以为官僚阶层捞取利益时，即使是最保守的人也要跳起双脚对这种改革加以维护。因此，利益重组使改革成了一种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们掠夺的手段，而他们也早已结成利益共同体。什么样的改革最能让他们掠夺，那么鼓吹这种改革便是他们进行理论论证和政策制定的手段之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虽然改革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博弈，谁拥有更多的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谁就得益更多，但由于必须为这种利益提供理论依据，将它美化成一种即使不是普世也是代表某种光明的前景的价值，因此事情又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没有意识形态争论的涵义的利益重组过程恰恰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最典型的便是徐友渔作为其中的一员大将参与了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前者在提出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同时，背后晃荡着资本的幽灵，对私有化等现在只能是有助于权力资本掠夺的观念的无原则鼓吹使它堕落成一种掠夺的理论依据。而后者在打出公正的旗号的同时，对文革的某些吹捧却又使自己比前者更加丧失存在的价值依据。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很少有人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进行反省。自由主义在现在的这种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可以说最有号召力。一方面美国咄咄逼人，无形中使自由主义拥有了一个强硬的国际背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本上已经可以将中国看成是一个粗鄙的资本主义社会。说得露骨一点，完全资本主义化只是迟早的事情。自由主义者可谓代表了“时代”，代表了不可违抗的“潮流”。在这方面，与之相近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见有什么起色，而虽有弱势群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拿不出可行的方案、并且已被边缘化的新左派则根本无须提了。他们也就是跳出来骂几句权力和资本而已，权力与资本照样掠夺，他们的声音等于放屁。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自由主义除了让一些“精英”和谁都想向他们洗脑的大学生趋之若骛外，在许多他们所呵斥的“愚民”面前并没有收获到什么好名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大量的投机分子混水摸鱼伪装成自由主义者展览他们的丑陋和徐友渔、朱学勤最喜欢谈论的中国人与法俄德相近的政治文化性格外，经济自由主义者站在富人和强权一边破口大骂敢挡掠夺和欺凌的道的“愚民”所激起的反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与野蛮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结合所造成的罪恶，被自由主义者全算到权力和体制的头上，而资本似乎天然是无辜的。在沿海地区的大量血汗工厂里工人在超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像牛马一样的劳作、没有劳动保障和随时被侵犯人身自由，这些好像都不是资本家干的。而官府为了所谓的招商引资，对此的视而不见甚至提供保护好像也与他们无关。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开发商与官府勾结起来的强制拆迁好像也只是官府的杰作。通过行贿和“利益共享”等方式在官僚的帮助下低价收购国有企业，变相掠夺国有资产在一些自由主义者听来好像更是天方夜谭。至于资本家与官僚早就在酒桌上称兄道弟结为利益同盟，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污蔑了。当一个主义口喊普世价值却站在某些强势阶层一边为他们的利益呐喊，它所允诺的普世价值到底又在哪里？它如何来证明它的真诚，即“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上流人物的专利？它如何来对新左派指责自己无视社会公正进行辩解？因为这个判断是针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仅仅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教条上寻找辩护的论据是无效的。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已经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施行的后果，自由主义者又如何来面对呢？

　　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不管是误会还是自身的劣迹，如果不使自由主义与弱肉强食的掠夺划清界限，那么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设计就可能遭遇阻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种阻力虽来自外部针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力量，但起因却在于对自由主义的运行轨迹的纠正。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0]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开放真的已经失败了，走了邪路了，因为两极分化已相当严重（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而且新的资产阶级早就产生，并且仍然在继续疯狂地掠夺公共资产。但是，即使“失败”了、“走了邪路了”也要继续改革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一条“不归路”。而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后，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也必须尽快建立。要使改革重新从邪路上退出来回归正轨，首先就必须斩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联系。但现在自由主义与权力资本的遮遮掩掩的共谋使宪政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中国已具有“拉美化”的一些特征，如果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在切入权力资本推行并掠夺的私有化的语境，不管中国是否能尽快实现统治制度的到位改革，中国的完全“拉美化”都是无法避免的。

　　秦晖曾在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中比较过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新左派对于当下中国的存在意义，颇有在宪政民主体制的建构中更推崇自由主义的意思。而在这一点上徐友渔比他更不善于遮遮掩掩，表达得更直露和明白：“上一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重新出现；
与此同时，新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亦日渐猛烈，社会民主主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主要是从事批判与消解，正面建构性的内容不多，因此当人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宪政前途和设计时，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近而最具竞争力的另一种选择。我认为，就中国大陆宪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价值选择而言，不管是从逻辑顺序还是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都应该把自由主义放在先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 [11] 我们当然不能说，一个什么样的主义者都是倾向于将它所宣称信奉的主义当成某种设计和安排的标准的。徐友渔作出的这种判断极为严肃，而且似乎是一以贯之的观点。他就差说明白了：中国必须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承认，在现在竞争的几大思潮中，没有哪一种能比自由主义更成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强劲的国际背景。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批判思潮，因此在切入政治制度的建构时难免力不从心，无法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可行性论证。而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平等和它在目前中国的弱势也不入许多人的法眼。唯一可行的似乎只有自由主义了。但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而中国的情况和危机远比俄罗斯严重得多，一个在少数富人、将权力转化成了资本的人、将知识转化成了资本的人，以及不可避免的跨国资本的操纵下的“宪政制度”真能将我们带向我们所想像的民主与自由吗？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可能遵循一种理想主义的支配，现实有诸多因素决定理论的运行轨迹，而这种运行轨迹甚至无法与理论的内在指令产生一种性质上的对应关系。这个时候，“现实”和“主义者”会不会基于复杂性和利益对“主义”进行重新编码，将它弄得面目全非？正如秦晖所说：“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 [12]那么，强调“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如何来保证竞争的“自由”，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不使所谓的竞争变成一种掠夺？而“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初始分配的问题，排斥罗尔斯和德沃金而推崇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者如何来公平地对这种产权或交易权加以配置呢？在这个过程中，排斥左派的理论、对左派对权力与资本的批判进行拒绝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寡头的“宪政”，还是民主的宪政？一句话，失去了民主的支撑与公平的考虑，一个未来的“自由制度”保证的将只是谁的自由和利益呢？

　　注释

　　[1]　徐友渔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　1999年第3期

　　[2]　 [3]　徐友渔《90年代的社会思潮》，载《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59页

　　4]　 [12] 秦晖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5] 　[8]　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载《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05页，第317页，

　　[6]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54页

　　[7]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天涯》1998年第5期

　　[9]　徐友渔　柏兰群《当前中国思想争论》，载《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67页

　　[10]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　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见思想评论网站

　　附二：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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