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答季羡林教授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住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道歉和永远向这些师生作深刻的检讨。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因为，季羡林讲了很多涉及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季羡林先生在书中，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生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是做学问的人，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失水准。

　　说到我的其它事情，季羡林也有许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并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革委会那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这话说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了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何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都能注意到啊。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应该归结到我的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时期，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先生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幸且令人同情的。但群众整他，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连他参加“井冈山兵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还不知道。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又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学生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不对当年的“业绩”深刻反省呢？难道二十年之后，还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的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客观的说，大家都参与了悲剧的上演，又都承受了恶果。痛定思痛，皆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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