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大学的一些重要制度变革可说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发展，自然备受各方重视。而大学的考试、招生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而且直接影响到公众利益，所以对这一制度的改革则尤应慎重。

　　现在中国的大学实行的基本（近年有所松动，少数学校作为改革的试点开始具有自主招生权）是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制。由于这种制度有着诸如不利于学校自主办学、办出特色等弊病，所以近来要求变“统考”、“统招”为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呼声自然越来越高，而且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因此，现在的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实行这种考试招生制度。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自然很有“道理”，是“应当”实行的，但揆诸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此种制度却难以实行，倘硬要全面实行，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弊病，因为实行这种考试招生制度的一个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不能简单类比，以“他人”可以，“从前”可以，就认为“现在”也可以。其实，中外、过去与现在的情况早已迥然不同。

　　从一些具体事例，便可看出什么是大学的“独立性”：

　　1969年基辛格以哈佛大学名教授身份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炙手可热，大学却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独立性。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左派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学生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而吴晗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曾接到指示并且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称“希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希望清华不要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梅仍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在他们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蔡、梅这种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素。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并非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中，民间社会基本消失，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在其新著《大学的逻辑》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之怪现象，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
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之举。在这种大学没有独立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统一考试招生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已经发生种种腐败行为，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总之，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是大学要真正具有独立性，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如果大学没有独立性而“自主”招生，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粤海风》200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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