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

　　一、序言

　　贵州「四清运动」是60年代初一个很大的事件，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目前在国内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关档案没有开放，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近来，笔者读到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带有「辩诬」的性质，周林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1964年主持贵州「四清」的原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披露了一些情况，也回避了一些问题。笔者在数据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围绕周林的这个回忆文本，尽量扩展材料，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贵州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以及高干回忆文本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二、周林治黔的「功」与「过」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评的李大章都是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但是两人在党内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级的老干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又和邓小平等一起离法转俄国学习，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1949年后长期任四川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李大章除了在「四清运动」期间短期代理过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长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号人物。周林则是30年代中期入党的年轻干部，抗战时期是陈毅的部下，建国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因为是黔籍，1951年被调往贵州，1954年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一干就是十年。贵州省的重要性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贵州，周林却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省份，和其它重要省份的第一书记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贵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过，他的「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改善了贵州交通不便的状况，1964年，全省八十一个县市都通了汽车；
在铁路建设方面，1959年，黔桂铁路修到了贵阳，结束了贵阳不通火车的历史。第二，周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较为务实。1956年，贵州发生「群众性骚乱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谟、紫云、罗佃三个县的九个区八十九个乡的苗族和布依族群众，前后历时八个月。以周林为首的贵州省委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坚持「稳慎」方针，最终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的「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有数据显示，周林在干部任用问题上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周林青年时代就出外革命，建国后才调回原籍工作，在北京看来，贵州不存在如同广东那样的「地方主义」势力，所以北京是支持周林的。「高饶事件」后，周林把在省委会议上向他提意见，希望周林只做省委书记，不做省长的原南下干部、省委副书记申云浦和省委秘书长刘钊打下去，把申云浦贬到基层农场当副场长，刘钊则被开除党籍，贬为安顺师范学校的校长。正是因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又兼了省长，这种情况在毛时代是很少见的。1959年9月，周林又藉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大气候，将几个和他意见不和的，南下的省委主要领导打成「反党集团」（「常颂、夏德义、李庭桂反党集团」），其时常颂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个「反党集团」1.周林比较重视提拔和重用黔籍干部，从而引起原南下干部的不满，影响了贵州干部队伍的团结。

　　周林的更大错误是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率先大办「公社食堂」，大搞「反瞒产」，造成贵州众多群众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贵州在全国放了一个「大卫星」，出了一个长顺县大办公社食堂的「十大优点」。1959年，贵州又搞了「捉鬼拿粮」（「反瞒产」），「打击迫害基层干部，越是执行得坚决的地方，死人越多」2.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3.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4.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5.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6.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然而，周林对贵州的灾情并没有隐匿不报，但上报情况是「缩水」的。周林自陈，1960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到贵阳视察，周林向周汇报了贵州「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据知情者回忆，当时，周林领导的省委「极力向中央隐瞒真相，把大事化小」8，刚刚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书长汪行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贵州饿死人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他「不能不听第一书记的话，参与写这样的假报告，帮省委过了关」9.1960年5月16日，贵州省委正式向中央报告了遵义、湄潭、金沙事件，并自请处分。5月21日，中央批覆贵州省委报告，「免于处分」，提出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不要过于追究事件的责任10.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识到全国出了大问题，并陆续调整政策。但是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坚持过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泽东将大饥荒归之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1.由于毛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已经形成，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代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2.至于导致大批农民死亡的真正祸首──公社食堂体制，则继续坚持不动摇，一直到1961年5月，毛发话后，全国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春，大饥荒的灾难已达到顶点，尤其是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情况极为严重，贵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该省的「包产到户」是明确支持的，可是，周林就比较隐晦，他对「包产到户」说得很少，任下面去搞。和许多高干一样，大饥荒给周林很大的刺激，他开始反省过去几年自己的作为。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就「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更进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贵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后，形势迅速好转，「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扭转。

　　三、贵州「四清」和刘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公开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
镇反、土改不彻底；
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13.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是刘少奇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的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
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
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14.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内务部部长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四个大区和军队抽调二千名工作队员，其中有一百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15.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16.当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刘少奇汇报贵州「四清」情况，却有意不通知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参加17.

　　周林说，李大章向刘汇报，获得「尚方宝剑」18，回贵州后就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大干了起来。在周林的回忆中，没有具体交待刘少奇对贵州「四清」的指示，即「尚方宝剑」的具体内容是甚么，但是从李大章的说辞中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的意见。例如，李大章说，贵州前一阶段的「四清」是失败的，是走了「过场」19，此话完全是刘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刘少奇在南京，对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说过同样的话20，只是江渭清比较有办法，后台也硬些，让刘碰了一个软钉子，江渭清也就没有落得像周林那样的下场和全省干部的大换班。

　　西南局对贵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1949年底，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肃清国民党残余份子，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前政权时代贵州的八十一个县长「全部被处决」21.50年代初，贵州对地富的「管制」大面积超标22.至于「包产到户」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称的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七十，有材料显示，就是在「包产到户」达到高峰的1960年秋至1962年春，贵州全省包产到户只占到百分之四十，只有个别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八十23.在贵州，可以说建国后的十五年，除了在60年代初对濒临饿死的农民实行过缓和的政策，从没见过甚么时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团对贵州一些领导干部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和周林关系密切的贵阳市委某主要领导被揭发犯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
一些干部揭发省委主要领导在花溪等风景区给自己安排很好的休养环境24；
在大饥荒时期，一些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贵州作为「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肃、贵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处理而「滑」了过去（其实四川等省的情况也极为严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锁消息，山东的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则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许多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周林治黔十年间，黔籍干部和南下的原冀鲁豫干部，矛盾长期积累，冀鲁豫干部受压多年，现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双方的矛盾来了一个总爆发，只是用的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词汇来做包装，深一层的矛盾被掩盖了。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富农164户，四类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动党团骨干份子」217人。「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25.

　　贵州的特殊性在于「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已不是一个个「烂掉」的基层单位，而是扩大到一个省会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贵州省公安厅「个别人」诬告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包庇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并咬定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是「叛徒」。虽然几经调查，上述指控都没有事实凭据，但公安部门还是查抄了伍嘉谟的家，据说在伍家的字纸篓的一张报纸的边上发现了「反动文字」──「中华民国万岁」。伍随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贵阳市公安局长孙登善也被逮捕。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夏页文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贵阳市市长紫龙被撤换、批斗，贵阳市委宣传部长朱厚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劳动。贵阳市南明区区委书记李增贤也被捕入狱26.

　　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刘少奇为甚么不在1962年拿下周林，而是推迟了两年？周林和曾希圣的性质一样，都是先期紧跟毛，后来搞了「责任田」，1962年初，刘拿曾开刀，曾希圣和河南的吴芝圃，还有1960年下台的山东的舒同，都先后被刘少奇拿下，转而做不安排具体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头书记。可是周林却没事，照样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圣（安徽）、吴芝圃（河南）、张仲良（甘肃）、高峰（青海）、舒同（山东）等人相比，周林的错误还不是特别大，再者，一次拿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会刺激毛。

　　刘少奇跟随毛的时间长了，早学来毛的一套，搞运动总要拿几个人开刀，以壮声威。刘少奇在事隔两年后拿周林开刀，就是要为他的「四清」在全国开道。刘拿周林祭旗，藉「包产到户」之事批周林，谁都不能说一个「不」字。况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关系也很远，分量最轻；
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爱将，一直就左，没有「小辫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过「责任田」，头上有「小辫子」，于是被刘选上。

　　在这个过程中，西南局起甚么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不可能仅由李井泉决定，这时的李井泉跟刘少奇很紧。李井泉在四川从没「右」过，大可以不惧刘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华东局的柯庆施，1964年不也是逼江渭清向刘少奇认错吗27？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柯庆施也是顺着刘的有关「四清」意见，没有表示异议28.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着雄厚的革命资历，对李井泉在大跃进时期搞的极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对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满，李井泉对李大章不能向对其他书记那样颐指气使。李大章这次为甚么这么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一个线索可能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李大章虽然是老资格，但除了在建国初短期任过西康省省委书记，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个省的代书记，而这是刘少奇给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绩给刘少奇看。

　　钱瑛起甚么作用？钱瑛为人正派，是公认的优秀领导干部。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钱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调查，回北京后向刘少奇等做了汇报，才揭开了曾希圣的「盖子」。1962年上半年，钱瑛在安徽为正在「劳改」的两位高级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被打成「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份子」，也在「劳改」的前副省长张恺帆平了反。钱瑛还顶住压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钱瑛有如此胆略，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29.1964年钱瑛去贵州后，「分管城市四清」，重点是在贵阳市，从1965年8月她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看，在贵州期间，钱瑛是按照「四清」工作总团的部署工作的，但是到了1965年8月，钱瑛也遵照该年年初中央颁发的《二十三条》的口径，不再说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而是改口说：「贵阳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革命、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0

　　四、在「四清运动」中高涨的刘少奇的权威

　　贵阳市的「四清」颇有点像30年代苏联的「大肃反」期间侦破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间谍破坏案」，都是由「契卡」人员率先「揭发」，然后由「契卡」部门介入，扩大侦察，再对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逮捕。和苏联「肃反」不同的是，60年代贵阳市的「四清」和全国各地的「四清」一样，还穿插了一个「群众运动」，也就是多了一个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的宣讲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交待问题、批斗大会、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宽严结合」、「戴帽」、「逮捕」的过程。贵阳市的「四清」带动了全省运动，一时间，贵州到处弥漫紧张、肃杀的气氛。周林对贵州的「四清」很有意见，也不同意对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写了申诉报告，通过省委机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31.

　　从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的部署的。8月底，毛同意中央批转「桃园经验」，又同意刘少奇对江渭清的批评信，还亲自参与了刘的批评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刘主持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也对其做了修改。「民主革命补课」，「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1964年，毛还同意在城市街道「划阶级成份」，成立「劳动人民协会」32.

　　毛的极左，是实实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对刘的「同意」，却是表像。毛批准下发「桃园经验」，是很勉强的。毛同意下发《后十条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对刘的一些看法持有异议，而刘少奇8月1日在北京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又严重刺激、伤害了毛，从而导致毛刘矛盾的激化。

　　刘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权力高峰，6-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刘少奇返回北京后，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搞运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不蹲点，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刘还在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批评了毛批发的《后十条》，他说，现在敌人利用这个《后十条》来顶工作队，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以后不要强调了」33.

　　刘这天的报告「出轨」之处太多，本来彭真是要把刘的这次讲话整理下发的，陈伯达、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对刘的讲话做了整理，把讲话中明显涉及毛的内容全部删除，但后来，刘少奇「突然」决定不下发了34.刘为甚么不同意下发他的这次报告？是事后觉得讲话不妥，还是对删去他的讲话不满，又不便明说？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1日大会上，刘少奇显现了他的「领袖权威」正在上升的气势。据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李新的回忆，在刘没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35.

　　在现场的周恩来只能对刘少奇予以配合，据李新说，周「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很快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36.

　　刘少奇这天的报告震动很大，一些干部对刘的报告很反感，乃是因为刘在这天的报告大会上摆出的「气势」和他对王光美的「吹捧」，他的报告中对毛的不恭之词反而没被听众捕获到。那一天北京气温很高，「这个会议，连头到尾，总共不到一个钟头」，刘少奇毕竟还不是毛，「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刘少奇可能也没想到自己对王光美的几句赞词造成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李新说：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甚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37联想到两年多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地方大员批刘不多，军队将帅则集中对刘开火，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刘少奇在1964年夏确实不够谨慎，他带着夫人四处巡讲「桃园经验」，又在报告中宣传王光美，已严重「破」了党的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在中共党内，由中央领导同志和夫人一起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邓颖超是党的元老，但是周恩来从来不会出面宣传他的夫人，更不会带着邓颖超周游四方，去谈甚么「妇女工作的经验」。毛支持江青是无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开的行动也就是出席观看江青搞的几个「现代革命京剧」，然而刘少奇却完全忘记了这些。

　　江青没有参加8月1日的报告大会，但是她了解一切情况。据《王力反思录》披露，江青为此事专门找到毛哭诉：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38.从李新对这天会场气氛的描述，军队干部，包括像李新这样的文职高干对刘的讲话都是这样的不满，江青有如此之反映，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这段叙述应是可靠的。

　　五、毛对贵州「四清」的干预

　　8月后，毛对刘的态度已有变化，但他还是对刘采「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刘的势头太大；
二是刘的不少话也是从他那儿搬来的；
第三，毛还要看刘走多远。所以毛对「桃园经验」和刘主持制定的几份文件都批转了。但是，毛在对刘作妥协时，对刘的不满还是一步步表露了。

　　8月5日，刘少奇作为全国「四清」总指挥的角色进一步明确化了。陈伯达晚年说，是他向毛建议让刘少奇总抓「四清」，被毛接受的39.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又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刘少奇一时位高权重，对毛的意见也置之不理了。就在刘少奇前往武汉的前一天，8月4日，预定随同刘前往广州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还有甚么意见时，毛提到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
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然而，当田家英在专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40.

刘少奇虽然知道毛对他的「四清」设想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准备按毛的意见进行修正，他反而要进一步压毛同意他的主张。8月16日，刘在广州给毛写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属的几个省委拉出来，他在信中说，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中南局也赞成他的建议，并准备在中南五省推行，这就是改变原来「四清」以县委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此即以后在全国各地推广的以「四清工作总团」、「四清工作分总团」取代地委和县委的方法4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9王从吾等：〈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载帅孟奇主编：《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页7；
另参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40-42.

　　30《钱瑛同志在中央局监察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8月21日上午，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22（省委监委）长期卷，卷宗号：206.

　　34、38、47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573；
573；
574.

　　35、36、37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页120-21；
121；
121.

　　3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页79.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32；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53.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稿》，第十一册，页144.

　　45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31日，第3655期，页2-31.

　　50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9月28日，第3664期，页2、6.

　　51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9月22日，第3663期，页2.

　　52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7日，第3648期，页2.

　　53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页2.

　　54中宣部编：《宣教动态》，1964年第63期，总第1095期，1964年9月17日编印，页2，江苏省档案馆藏，编号：C35.2-80.

　　55〈陶铸同志关于工作队进村后的一些体会〉，〈张平化同志谈入队四十天后的工作体会〉，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0月30日，第3670期，页2-10，11-18；
〈刘澜涛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听取长安公社社教工作团工作汇报会议上的发言〉，〈陶铸同志对当前花县「四清」运动的意见〉，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1月26日，第3679期，页1-15，16-30.

　　56〈王任重同志关于农村社教工作问题的讲话〉，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2月3日，第3682期，页3、5.

　　59参见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21、31、109、513、598-99.

　　61《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59、361.

　　65《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490；
另参见〈在社教运动中需要注意挖上面的根子〉，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页5-10.

　　66参见林牧：〈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载萧克等：《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245-77；
另参见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志》（西安：陕内资图批字2004〔AX〕012号，2004），页555.

　　67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页171-72.

　　68参见〈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胡耀邦〉，「五柳村」（www.taosl.net/hyb0056.htm ）。

　　69参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上），载当代四川史编辑部：《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1期，页8、15、17.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源：http://www.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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