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中亚安全局势辨析——现状和趋势的解读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中亚地区迅速成为国际格局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也成为影响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在“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事之后，尤其是近年来在独联体地区连续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后，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有关大国对中亚安全环境和自身利益的界定也在不断调整，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未来中亚安全局势的演变。在未来，中亚安全局势既有挑战，存在着危机与对抗，也有机遇，存在着缓和与合作的可能。

　　【关键词】中亚 安全局势 现状 未来趋势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地区迅速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域，其对国际格局和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与日俱增。“9·11”后,随着国际反恐力量进入阿富汗和有关大国或国际组织日益重视中亚并加强其在中亚的各种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所谓“颜色革命”在中亚开始发生，加上该地区各种极端势力依然存在并试图扩大其活动范围，使得中亚目前的安全局势和安全威胁呈现出新的状况和特点，有关各方对自己在中亚的安全利益界定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都将对中亚未来的安全局势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在未来，中亚安全局势既有挑战，存在着危机与对抗，也有机遇，存在着缓和与合作的可能。

　　一、近期中亚局势的主要安全威胁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尽相同。在中亚国家独立的初期，对中亚的主要威胁是各国内部的各种动乱和矛盾冲突因素。比如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的塔吉克斯坦境内，代表国内不同区域的残酷内战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使国家支离破碎，内战及其余波导致50 000多人丧生，约有120万人成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然而近年来，尤其是“9·11”以后，中亚的安全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对该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也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中亚地区政局的变更和动荡可能引发社会动乱与失控。

　　苏联解体后，与大多数独联体国家一样，中亚有关国家获得独立后其政治体制构建过程尚未完全完成，政体名义上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事实上依然是带有浓厚的前苏联色彩的高度集中的体制；
经济上则是经济结构和体制也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经济10多年来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获得显著改善，而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更加剧了人民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因而导致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阵营。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在一些独联体国家、其中包括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所谓“颜色革命”。在中亚的其他国家，反对派也正在积极准备在国外势力的支持和影响下，在中亚地区继续推行多米诺骨牌式的“颜色革命”。因此，正处于转型期中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应该说，如果在各国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政局变动本身并不是对中亚的安全威胁。但是在中亚地区未来的政局变动中，中亚的各种极端势力可能利用政局变动挑起动乱以逞自己之私，这是对中亚稳定和安全的重大威胁。出于价值观的考虑，美国和西方国家希望在中亚国家继续推动所谓“颜色革命”、进行政权更替，复制完全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便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动荡也并不十分介意。对于中亚未来局势的忧患就在于现在中亚所有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都已经明确无误地受到了这种信息。尤其是对于各种反对派来说，这种信息几乎就等于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打出某一种颜色作为标记进行推翻现政权的行动，基本上就会被西方认为是一场“颜色革命”，而占据世界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就会立即把他们称为民主斗士。如果这种政治变更是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进行，虽然各国对这种革命的评价不同，但还不至于引起对该地区的安全威胁。比如乌克兰的政局变动虽然引起争议，但总的来说对欧洲局势没有造成什么威胁。但是问题在于中亚地区与欧洲完全是两回事，这里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反对派是很微弱的，倒是存在不少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对于建立现代意义的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只是希望建立符合他们意愿的政权体制，甚至是极端宗教国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手段，这在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暴乱和以往频繁的恐怖事件和种族冲突中可以见证。而一旦这些极端势力掌握了政权也不会真正信奉西方式的“民主”，这无疑在中亚打开了潘朵拉之匣，各种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将迅速蔓延开来，给整个中亚地区造成动荡和混乱，苏联撤军后阿富汗的混乱就是样板。而中亚的大动荡必然要影响到周边大国的战略态势，这才是中亚未来局势发展的危险之处。

　　其次，中亚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三种恶势力的继续存在、重新活跃和可能的蔓延对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形成严重挑战。

　　中亚地区是一个民族宗教矛盾十分复杂的地区，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存在着三种恶势力的活动，而且这些势力与境外极端势力相互之间有着联系，对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威胁。前苏联时期，由于苏联的无神论教育，宗教影响、尤其是极端宗教势力在中亚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空间。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与伊斯兰世界隔绝的中亚地区独立后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给外部宗教势力介入提供了空间，比较极端的瓦哈比教派乘机卷入中亚，很快蔓延。该势力首先是从事意识形态活动，然后试图对政府机构举行渗透，最终目的是建立伊斯兰哈利法国家。西方观察家认为，“在苏联倒台的这15年里，中亚地区看到的几乎全是贫困，专制，和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组织的政治吸引力迅速增加。”[①]由于中亚大部分国家近年来社会发展程度低下，居民生活贫困，很多失业年轻人对前途感到渺茫，很快接受了各种宗教意识甚至是极端的宗教宣传，而对真正的伊斯兰教却不甚了解。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中亚地区的三种势力受到一定挫折，威胁一度减弱。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动乱之后，三种势力在中亚的活动有重新活跃的趋势。除了传统的恐怖袭击等手段之外，现在三种恶势力已经发现如果利用“民主”的外衣，把他们的反政府活动描绘成民主举动将可能对其活动带来有利之处。他们现在发现只要在这种冲突中喊几声民主的口号，很可能西方国家就对他们眼开眼闭，默许他们推翻现政府。比如在中亚民族宗教矛盾最集中的费尔干那盆地地区，三种恶势力已经开始挑战国家权利，安集延事件就是一个体现。在这次动乱的同时，非法武装领导人拉希莫夫一度占领乌边境小城科拉苏夫，并宣称将在此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似乎已经预示在未来中亚地区一旦出现动乱，中亚的极端主义势力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第三，中亚地区贩毒和其他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也对中亚的社会稳定和安全环境造成了重大威胁。近年来，毒品犯罪已经越来越被各方认为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中亚局势与阿富汗的稳定密切相关，因为阿富汗国内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与中亚有关联性。阿富汗历史上就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之一，在塔利班时期阿富汗的毒品已经是世界关注的问题。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阿富汗的毒品种植、贩卖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建，反而越来越严重。按照中亚学者的研究，现在阿富汗的毒品产量是塔利班时期的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些毒品通过中亚高加索大量流入欧洲和俄罗斯。[②]而围绕毒品产业的扩大又使得该地区有组织的犯罪也越来越猖獗。大部分中亚国家本身力量弱小，甚至本国防务还要依赖大国，根本武力阻止毒品犯罪集团的活动。中亚地区的各种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毒品犯罪并将此作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许多毒品收入非常快地转成了合法收入，而一些中亚国家的护法机构甚至也卷入了毒品交易之中。毒品犯罪的日益猖獗，将可能使一些中亚国家经济日益受到毒品经济的重大牵制，甚至难以摆脱对其的依赖。

　　另外，中亚国家相互之间依然存在着各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分歧，比如领土纠纷，资源分配，非法移民等。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中亚地区普遍缺水，而水资源的分配又极不平衡，一些国际河流的上下游国家对于水资源的分配一直存有不少争端。这些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的激化也可能造成对中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威胁。

　　二、有关各方对中亚安全的利益判定

　　在苏联时期，中亚是深据苏联内陆的神秘地区，外界对中亚所知甚少。苏联解体后，中亚突然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许多大国都卷入了中亚事务并且把中亚作为其重要利益所在的地区，它们的政策和相互关系已经与中亚局势密切相关。因此，要充分理解中亚当前的安全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就必须了解相关各方对中亚的安全利益的判定，这种安全利益的判定直接影响着相关大国的中亚政策的制定，从而也直接影响着中亚局势未来的走向。

　　一、中亚国家本身。中亚地区是前苏联内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又经历了一段经济滑坡、政治动荡甚至爆发战乱的时期。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大部分中亚国家希望中亚地区能够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不希望本地区继续陷入不停的动乱之中。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动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以后，其他中亚国家对“颜色革命”的评价并不积极，他们也不希望“颜色革命”在中亚地区进一步蔓延。中亚国家大都认为西方式的政治模式不能简单地在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土壤的中亚地区进行复制，认为推动“颜色革命”可能导致中亚社会的激烈动荡，也不符合中亚国家的现实利益。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科米洛夫先生认为苏联解体后塔曾经陷入长期内战，给国家造成巨大破坏，现在塔80％国民处于贫困线以下，经过连续几年的经济较高速增长依然没有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的水平。因此，塔吉克人民现在对任何类似“颜色革命”之类的政治动荡感到恐惧，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安定和发展，早日摆脱贫困。[③]同时中亚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中亚的安全局势，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主导中亚的所有事务。中亚国家希望看到各大国或者其他力量中心在中亚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局面，这对于中亚国家本身来说是最为有利的。

　　二、美国。自从“9·11”事件后，美国藉反恐需要开始直接进入中亚地区，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亚建立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把中亚地区的局势作为其全球反恐战略的一部分，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和能源战略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美国著名的中亚问题专家斯塔尔把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归纳为大致有如下几个：推进反恐战争；
建立与美国相联系的永久性安全设施；
让阿富汗及其邻国有能力保护自身免受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毒贩的危害；
努力加强该地区的经济和相关政府机构，使该地区能够充当中东和南亚、东亚之间政治与经济的桥梁；
培育公民可以参与决策的政治体制，为其他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树立榜样等等。[④]简而言之，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和安全政策实际上包括地缘政治上的和价值观念上的两部分。前者就是要维护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成果，防止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称为对美国的威胁，确保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和安全存在。近年来中亚—里海地区也越来越成为世界能源地图的焦点，该地区巨大的能源资源潜力及其未来输出通道也是美国非常关心的。“美国另外的目标包括：控制来自里海盆地的石油供应——特别是在一条完全为西方所拥有的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到土耳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之际——以及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建立‘睡莲漂浮叶’的计划，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众多可随时启动的小基地，以便为美国部队提供通道”。[⑤]同时，出于价值观念因素，美国也认为在中亚促进政治变革，进行政权更替，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外，美国按照其传统的政策，也不希望看到其他大国可以绕过美国主导中亚事务。在上海合作组织于2005年7月阿斯塔那峰会上要求美军撤离中亚地区后，美国国务卿赖斯于10月访问了中亚多个国家，一是试图寻求和保留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再者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和俄罗斯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主导中亚安全局势，削弱美国在中亚影响而试图鼓励建立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加的、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区域组织。

　　三、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尽管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超级大国地位，国力大为衰落，但俄罗斯历届政府始终把前苏联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地区认为是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相关地区。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继爆发“颜色革命”全面转向美国和西方之后，中亚已经是前苏联范围内仅存的俄罗斯在政治积极和安全上尚保有重大影响的地缘政治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俄罗斯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欧亚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依然在中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去年的俄罗斯外交使节会议上，普京总统再次把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地区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列在欧洲和美国之上。[⑥]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俄罗斯也不希望中亚国家继续发生“颜色革命”、出现政局动荡并引起可能的失控，俄罗斯尤其担心中亚地区的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恶性膨胀。俄罗斯已经发现车臣地区的反叛武装与中亚地区的极端事例有各种联系，俄罗斯也始终担心来自南方的极端势力成为未来俄罗斯最大的安全隐患。俄罗斯希望能够保持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的优势地位和影响，不希望任何其他大国在中亚排挤俄罗斯。“美国在前苏联地区的存在最近几年明显加强，不仅在外高加索，也在中亚。这毕竟是我们的切身利益所在地区，这是我们的优先方向，因此，地区外大国在这里存在都不会令我们高兴。”[⑦]

　　四、中国。中亚是中国的近邻，中亚的安全和稳定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也有着相互关联，中亚的繁荣发展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中国对于中亚地区局势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那峰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中亚各国人民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有智慧有能力办好本国和中亚地区的事情”，中国希望“中亚地区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深化和发展，以利于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地区发展、维护地区稳定、实现普遍繁荣”。[⑧]因此，中国希望中亚政局能够保持稳定，中国不会干预中亚国家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但中国也不希望其他外部势力卷入中亚政局，人为制造“革命”，在中亚引起政治动乱。中国也十分关注中亚地区的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活动的可能蔓延，因为这必然将影响中国边境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希望中亚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伙伴，共同维护中亚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五、欧盟和欧洲国家。相对而言，欧洲离中亚较远，欧洲国家在中亚地区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安全利益。但是，由于一些欧洲国家通过北约组织在阿富汗驻有军队，欧洲事实上已经卷入了中亚的安全事务，同时、欧盟和欧洲安全组织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卷入了中亚的政治事务。欧洲国家当然也希望中亚能够保持稳定，由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日益网络化和相关化，中亚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势力的蔓延和膨胀迟早会对欧洲本身产生影响。另外，欧洲国家在推动中亚进行政治体制变更问题上与美国有相似立场。当然，欧洲国家与所有相关国家都认识到了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在中亚安全中的重要性。

　　六、印度。近年来，印度的迅速崛起也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度虽不与中亚直接接壤，但印度也是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曾经多次发生过死伤惨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阿富汗和中亚的三种恶势力能否得到遏制、中亚能否维持和平与稳定与印度的安全环境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印度也希望中亚能够维持稳定。另外，印度有10亿多人口，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它如今被排名为世界第六大能源消费国。今天印度的石油消耗量有70％依靠进口。到2020年，它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将增加到90％。目前，中东的石油供应状况一直变化无常，国内的能源产量又停滞不前，因此，印度面临的困难是不尽要确保供应量的增加，而且要获得多样化的能源来源。中亚作为又一个能源输出区域自然成为印度管主导对象，印度也一直在加紧它在中亚的双边能源外交努力。[⑨]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十分关注中亚的安全局势与本身利益的关系，比如伊朗、土耳其、日本等，但总体而言上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综合国力、他们与中亚在各个领域的关系以及对中亚局势的影响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很显然，与中亚有关的各大力量中心对中亚的安全利益判定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中亚国家未来走向也有着自己不同的思考和愿望。但是其中希望中亚地区能够保持基本稳定、防止各种极端主义势力蔓延和膨胀对其他地区造成威胁、遏制毒品泛滥和有组织犯罪的扩大势头上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不同点和共同点对于未来中亚安全局势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中亚安全局势的未来趋势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中亚未来安全局势的走向取决于中亚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演变和与中亚国家相关并且拥有影响中亚局势的能力的有关大国对中亚的利益判断和政策实施。正如上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所指出的，各方关于中亚的安全利益的判断和界定既存在着分歧和对立点，也存在着共识和相同点，这就决定未来中亚安全局势的发展趋势既会出现可能挑战和对抗，也存在着可能的机遇和合作。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亚安全局势未来将可能出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随着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中亚不同国家的安全局势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一些经济发展较为顺利、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的国家其安全局势将明显得到改善。比如哈萨克斯坦最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相当迅速，连续数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哈丰富的能源资源也为哈国带来了丰富的财源。经济的发展使得哈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提高较快，从而也削弱了三种恶势力得以诞生的环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使得哈萨克斯坦能够自信地参与地区外交进程。目前，哈萨克斯坦与该地区所有大国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顺利赢得了2005年的总统大选。与哈不同，中亚的另外一些国家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则由于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状况得不到较大改善，使得乌国内政治上存在着较多的极端主义势力和反对派，安全上则受到三种恶势力的威胁与挑战，甚至有俄罗斯分析家认为，“今后两三年，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伊斯兰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化是不可避免的”。[⑩]

　　其次，“颜色革命”浪潮可能会暂时消退。“颜色革命”之所以发生，有其内部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是转型国家的结构转型的刚性需求，由于国家领导人的腐败、社会的不公等现象导致民众走上街头以革命方式进行政权更替。外部原因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直接进行各种干预，力图在中亚国家复制西方式“民主”制度。目前，一些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颜色革命”的危机，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止“颜色革命”在中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开来。从外部原因分析，首先，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产生，除了相关国家内部社会因素使然之外，外部势力的人为推动是极为重要的。在连续三场“革命”之后，美国需要举行评估和判断，“颜色革命”接下来的目标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都有着强势领导人，“不断革命”显然难度越来越大。其次，已经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并无明显改善，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依旧如故，当初的“革命”阵营本身也已四分五裂。而独联体大部分国家首先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最初的激情过去以后，“颜色革命”对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道义优势和感召力已然式微。第三，美国当初推动“颜色革命”除了价值观方面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有着地缘政治考虑，希望“革命”能够形成奉行西方价值观念、执行亲美政策的新政府，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变化使得美国发现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吉新政府的政策与前任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甚至与俄罗斯的关系更紧密了。另外，中亚地区各种民族宗教历史矛盾十分复杂，三种恶势力盘根错节，一旦这些势力趁乱夺取政权，其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所谓的“不民主政权”。

　　必须注意到，“颜色革命”暂时退潮，并不代表西方已经放弃了在中亚复制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意愿，只是时机出现了变化，类似于以前的和平的颜色革命恐怕很难再现。但是将来在中亚某些国家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如果时机成熟，美国和西方依然会涉入其中，而动荡则可能演变成武力冲突，这依然是对中亚安全局势的威胁。

　　另外，有关大国彼此间存在的不信任和猜忌因素使得一些大国之间事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暗中角力和对抗。在这其中，俄罗斯希望继续维持自己在中亚的优势地位和美国试图彻底改造中亚、控制中亚－里海能源区、确立自己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而大国间的这种对抗将可能恶化中亚地区的形势。曾经著有《新的大博弈：中亚的鲜血和石油》的美国学者卢茨·克利夫曼表示，“美国在中亚以反恐为名实行争夺石油之实，这一计划早已被许多中亚问题专家看破”，“布什政府已经利用其在中亚可观的军事扩张，来确保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冷战胜利，抑制伊朗，并围堵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如此的地缘政治豪赌，牵涉到许多地区独裁者和沙特石油酋长，最后可能制造出更多的恐怖分子”。[11]

　　除了挑战和分歧之外，有关各方也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点和合作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的可能性。在中亚，各方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亚的基本稳定、阻止毒品犯罪的泛滥和防止极端主义势力坐大甚至获取政权。虽然在对待所谓“颜色革命”和中亚政治体制转型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有关各方都不希望看到极端主义势力利用政局变动浑水摸鱼，这一点在安集延事件中其实已露端倪。虽然西方和俄罗斯在“颜色革命”和价值观念问题上有冲突，但双方都知道，“与第比利斯、基辅和比什凯克的情况不同，领导安集延暴动的不是世俗政治家，而是有着宗教色彩的人士。这些人不像尤先科和奥通巴耶娃，而更像阿富汗或车臣的战地指挥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都不希望看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教徒——哪怕是温和派——获胜”。[12]

　　正是因为这个基本事实，即便是互相猜疑的美俄双方，也都认为各方在中亚采取一定形式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美国学者就认为可能更有利于实现美国在中亚利益的“是在反恐和打击伊斯兰叛乱活动等共同目标问题上与该地区各大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加剧一场新的中亚大角逐”。[13]而独联体成员国机构俄罗斯专家安德列·格鲁津也向西方媒体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必须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以及中国合作以免发生动荡”。[14]

　　笔者认为，在未来，有关各方在中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可以有三个层次：

　　首先是中亚国家本身相互间的合作。目前，中亚国家相互间还存在有一些领土争端、资源分配、以及民族宗教等传统问题。这一层次的合作将主要是中亚地区本身的国家利用双边或多边方式合作缓和和解决有关中亚安全的中亚国家相互间的宗教民族以及领土资源纠纷问题。

　　其次是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合作。由于中亚各国的发展水平尚比较低，国力比较有限，很多问题仅仅依靠中亚国家本身难以解决，这就需要在区域范围内展开更有效的合作。现在，在该区域内已经存在一个比较有效的合作框架，那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最初作为一个军事信任组织有效地解决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相互之间的军事信任和边境安全问题。随后，上海合作组织又开展了比较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是世界上较早提出反恐合作的。在上海合作框架内成员国相互合作，对三种恶势力的打击和遏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除了安全合作以外，上海合作组织也正在积极开展进一步的经济合作，因为促进中亚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是解决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保障之一。

　　第三是国际范围内的多边合作。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大陆中心，与东亚、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相连，这种复杂的地缘形势使得中亚的安全问题不但和本地区国家相关，而且和世界相关，国际层面的安全合作对于中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就是具有开放性的，现在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西亚国家伊朗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在将来，上海合作组织和区域外的国家的联系会越来越宽广和密切。俄总统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俄外交部特使维塔利·沃罗比约夫曾表示：“上合组织应与‘非本地区国家’在一系列利益一致的问题上开展合作、排挤政策缺乏远见，将来也未必能见成效。”[15]同时，关注中亚地区安全的美国、欧盟、北约、欧洲安全组织以及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至少在维持中亚地区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和其他极端主义势力，防止中亚地区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藏身之地和动乱策源地、防止中亚成为国际毒品市场的主要产地和通道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相互之间完全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合作，比如机制性的交流、官员会晤和安全论坛、反恐防毒的情报交流乃至联合打击行动等等。对于未来中亚的安全来说，这种合作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①] Fred Weir: “Islamist gambit in Central Asi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19, 2005

　　[②] 笔者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代表团于今年7月访问中亚时，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的学者多次强调了这个数字。

　　[③] 引自科米洛夫先生2005年11月12日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时的发言。

　　[④] 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er Asia, Foreign affairs, June/July, 2005

　　[⑤]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6060

　　[⑥] 参见普京在俄罗斯大使和常驻代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俄新社2004年7月16日俄文电。

　　[⑦] 俄《独立报》2004年5月12日对特鲁布尼科夫的采访

　　[⑧] 新华网2005年7月5日，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5-07/05/content_3179671.htm

　　[⑨] 参见《印度争夺能源》，[英]《简氏外事报道》周刊，2005年7月14日。

　　[⑩] 杰里米·佩奇：《穆斯林寻求以贫穷为突破口大力推行极端主义》，《泰晤士报》，2005年5月21日

　　[11] [美]卢茨·克利夫曼：《中国正在改变中亚“新的大博弈”》，《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6月1日

　　[12] [俄]马克希姆·尤辛：《不要伊斯兰的卡里莫夫》，《消息报》2005年5月16日

　　[13] Subodb Atal：“The new great game”, National Interest, Fall/2005

　　[14] 法新社莫斯科2005年3月24日电

　　[15] （俄）《新闻时报》对沃罗比约夫的采访录，200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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