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梁漱溟：儒生的一面镜子——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梁漱溟的丰富

　　1918年11月7日，梁济要出门去彭诒孙家的时候，遇到儿子梁漱溟，这个时候，梁漱溟已经以一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概论”、“儒学哲学”课程的老师。梁漱溟是来与父亲讨论关于欧战新闻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投净业湖自尽。这一天，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有四天。

　　民初学人的自杀，从梁济到王国维，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下了一串长长的省略号。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
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在梁漱溟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激变时代内在精神的剧烈冲突与思想张力。他在1918年之前几度自杀，却从此时便认为“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直到1980年以后接受艾恺采访，还一直强调“发展总是好的”，同时又坚定地坚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以儒家代言人自居，并且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宣称自己终身都是佛教徒，并且终身吃素；
他被视为标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却劝人们对西方文化要采取“全盘承受”的态度；
他并不赞同西方意义的那种民主制度，却在抗战开始后的十年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出生在城市，也主要生活在城市，却成为乡村建设运动最有思想深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残梦初醒的时代，一个赤婴试啼的时代。惟有那样的时代，才能彰显思想的极限，让思想与生命充盈起来，涨大起来。这样的思想与生命，在精神猥琐下去的后人看来，自然充满重重矛盾，充满不可理喻之处——同时也因为其内在的矛盾与张力，便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理解空间。

　　儒家真精神：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1980年8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艾恺先生来华专访梁先生，长谈十余次并做了录音，最终整理成《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出版。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回顾了自己八十七年的生命历程，评点了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人物。他曾亲身参与了现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的每一场思想论争，甚至参与了历史转折点上的政治博弈。他的谈话不止有历史的沧桑，而且让人感到思想的活力。

　　梁漱溟品评人物中，最有趣的是对冯友兰的评价。当艾恺问到“除了您自己之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第一个提到了冯友兰先生。梁漱溟非常有趣地说：“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那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他有点像玩世不恭。”这种评价，对冯友兰先生的信奉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接受的，学界对冯先生比较公认的评价，是蔡仲德先生说的，把冯先生的一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1948年之前是实现自我，1949年到1976年，冯先生在“文革”中，参与批孔，谄媚江青，是“失落自我”，1977年以后，又开始回归自我。梁漱溟认为冯友兰的为人像“玩世不恭”的道家，可以说颠覆了既往的评价。这种评价由梁先生道出，自有其份量。

　　事实上，从一个人品评他人的话，我们倒可看出这个人的思想的模样。梁漱溟是一个有道德洁癖，并且无畏地以自己坚信的道德理想，对抗一切外来压力的人。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本来保持着沉默，但是，作为新儒家的代言人，在那种历史环境中，是没有“沉默权”的。政协开了一个几百个人的联席会议批判梁漱溟，9月23日，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在大会上听了大家的批判，有什么意见、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象征着儒学精神的梁漱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在一个癫痫症发作的时代，夺回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他眼中的冯友兰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知行不能合一。在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顶住毛泽东1953年9月的痛骂，1974年顶住政协的批判会的时候，梁漱溟对艾恺说了八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种精神，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儒家理想人格，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是以道抗势的勇气。梁漱溟作为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充分发挥了这种精神。在“文革”中，惟有梁漱溟一人能够保持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在当下嚣嚣不已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还没有看到一个恃儒家立场言说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儒学与“西化”

　　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艾恺先生研究的是反现代思潮，他还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一书。所以，他在采访梁漱溟的时候，对中国当时新出现的青年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对商业化带来的生命机械化、亲情的丧失，提出了他的忧虑，并且向梁漱溟请教。梁漱溟的回答，可能会令他非常失望。因为梁漱溟一再强调，西化“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梁漱溟甚至认为，“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

　　事实上，我认为艾恺的问题和梁漱溟的回答，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艾恺关心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弊病，由此企图从他认为的“反现代”的儒家思想中得到治现代病的资源。而梁漱溟回答的背景，则是他知道中国的所谓“西化”，最主要的是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而对这两者，梁漱溟一贯都采取谨慎地拥护的态度。

　　经历过“五四”之光的洗涤，凡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都不会反对“西化”的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对新文化采取了非常热切的支持态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说：“其实这两种精神（指民主和科学）完全是对的；
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
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
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这种态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支配下的开放的态度。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在当下，新文化运动因其“西化”的姿态遭到了一些新儒家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断裂。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是有贡献的，其功绩在于，当社会转型中儒学已经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的社会变化，人们在儒学内部已经无法找到对未来的期望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们准确地点出了新的时代的要求：民主、科学、人权。这些词语，对一个处于救亡之中的民族来说，比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更加能够解释当时的社会，更加能够表达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而这种新的时代要求，则对儒学的理论新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倘若儒学不能回应这种新的时代要求，便只能理所当然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殉葬。

　　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
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儒学与乡村自治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的描述：“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
这实在是朝野的一种新觉悟。”——这一描述，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天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的惊呼。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准确地表达了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判断：“按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传统中国的主要弱点是团体组织和科学，而这正是西方的两大长处。因此，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团体组织的形式，由此人民才能实施所有其他有关经济发展、技术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其有形之根，是“乡村”，其无形之根，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在这里，梁漱溟非常敏锐地看到，传统文化是与乡村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毁灭。从这一角度看，梁漱溟有一种反都市，反现代文明的思想，也可以说，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处，提供了一个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维度。

　　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强调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强调，“现在的中国，名义上已是中华民国了；
既云民国，便是要大家来当家，不允许一两个少数人再出来当家了。而正因为如此，就把中国苦了。名义上是要大家都来当家，而实际上又谁都不会当家，谁都不能当家，谁也捞不着当家，所以就产生出许多假造民意伪托民意的事实来。”所以，必须有乡村组织，“必须每个份子对团体生活，都为有力地参加，中国才能太平。”梁漱溟认为，建立了乡村组织，才能够实现“权利为本，法律解决”，对组织内部的事务，以多数表决来处理。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精英流失、两极分化中的农民生活，使农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识的危机之中。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梁漱溟曾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尝试在日军的炮火中烟消云散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出版于1936年的《乡村建设大意》，其中提出的乡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忍不住有一种重新假设历史的冲动。

　　2004年，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借“读经”事件，《甲申文化宣言》浮上水面，2005年，传统文化话语在“人大国学院”等问题的争论中复兴。但是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浮躁的表态，这些表态文字泛起层层话语的泡沫，在纸媒、网络上流行。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儒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不少认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姿态越极端，思想越浅薄；
声音越激烈，行动越苍白。梁漱溟的独立精神与知行合一的态度，他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追求，与他对芸芸众生，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关怀，都照出这个时代这群秉持儒家话语言说的文人的渺小与猥琐。对今天的所谓“大陆新儒家”而言，如果以梁漱溟为镜，那些声音最激烈，姿态最极端的人，倘若深夜梦回，扪心自问，稍有良知者，能不汗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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