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重绘现代主义的文化地图──史书美《摩登的诱惑》

　　史书美的《摩登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在200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的前身是作者在1986-1992年游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师从李欧梵教授攻读比较文学时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书后厚达四百多页，计有三编、十二章，采用后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与本土的交叉语境 (overlapping contexts) 出发，细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化政治。在本书序言中，著者自述了她的写作目标：“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领域的学者而言，本书提供了一个关于从1917年的五四时期开始、延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解释，结合了文本、历史与理论的探索；
对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家来说，本书勾画出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现代主义之交叉处，并且从多重殖民轨道和文化相遇中追溯了这种跨国路线的描绘，因此解构了比较文化研究中所习惯预设的中心/边缘、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
对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来说，本书从理论上探索了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如何表现了一套不同于正式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与实践”[ii]，言下颇有“发凡起例，以待来者”的意味。笔者考虑到此书在理论设计、分析范畴和研究视点等方面都不乏原创性，而且目前尚无中文译本在华文社区出现，虽然已有简短的评论见诸报端，但未能从学理上给与更仔细的检讨[iii]，所以我觉得仍有必要加以推介，以广知闻。

　　一. 论题的学术史意义

　　时至今日，在东亚地区的汉语学术界，议论“中国现代主义”，早已不是时髦的话题了，二十年来，著述薪积。相比之下，西方汉学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个别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张旭东的《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与新中国电影》、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抗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实验小说》、王瑾的《高雅文化热——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钟雪萍的《被围困的男性？——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王斑的《雄浑的历史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破碎的语言——当代中国诗与多多》、张颂圣的《现代主义与本土抵抗——当代台湾华文小说》[iv]等等。至于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 (尤其是小说) 的研究也远称不上“繁荣”，似乎只有利大英(Gregory B. Lee)的《戴望舒诗歌研究》、汉乐逸(Lloyd Haft)的《卞之琳诗歌研究》、张错的《冯至评传》等寥寥几部专书；
以及林明慧的《当代中国诗论》、李欧梵的《铁屋子的呐喊——鲁迅研究》、奚密的《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v]等著作中的个别章节才论及这些议题。因此，回顾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不难发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之研究相对冷落，而《摩登的诱惑》一书着力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题旨，确有继往开来、踵事增华的意义；
而细读此书，亦可发现，作者的现代主义论述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开拓性：1，她给予了中国现代主义以合法性；
2，她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与殖民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
3，她阐明了日本在中国现代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调停人角色。如前所论，中国现代主义研究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少人问津，何以故？不外乎三种理由：1，缺乏基本数据；
2，文学史应当忽略“次要”(minor)文学运动的观念；
3，根据西方文学批评的“优越性”和“普遍性”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学。三者当中，第三种原因最为盛行也很成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和流行性误解认为：既然乔伊斯(James Joyce)已经最好地使用了意识流技巧，那末没有中国作家能达到他那样的美学成就的层次，因此中国文学不能被称为现代主义的[vi]。不消说，这当中隐含了欧洲中心主义者对于非西方文学的傲慢与偏见。史书美发现，“在使用西方批评术语分析非西方的作品时，很容易动摇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话语范式。当我们使用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时，情况尤其如此——这个词几十年来受到学术注意，已经在西方获得了一种含有霸权意味的文化价值”[vii]。史书美的《摩登的诱惑》揭示了个中原由：“尽管西方话语把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运动，但是它系统性地拒绝给予非西方的、非白人的现代主义一个成员资格。布拉德白瑞和麦克法兰合编的《现代主义》就是如此。地理的、文化的与种族的中心主义鄙视非白人参与现代主义，既使西方预示了这个运动的国际特征”[viii]、“话语统治在两个方面都很明显——不但现代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所独有的而且‘非西方’的现代主义如果被承认的话，后来也被当作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变体”——出于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现代主义”经常被描述为从西方向非西方的运动，从而显示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话语不平衡状态。不仅如此，史书美也发现欧洲中心立场(Eurocentric stance)在这个问题上竟与汉学本土主义(Sinological nativism)不谋而合：后者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缺席恰恰证实了中国文学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的文化差异应当被保存。但无论出于何种用意，两者都干脆利落地排除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存在[ix]。针对这些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著者根据文化多元论者的观点，指出中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影响泉源之一，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才促成了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大师的出现[x]，这因而反驳了马太•卡利尼斯库(Matei Calinescu)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关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的著名见解[xi]，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现代主义既挑战了主要作为一个欧美事件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建构，也驳斥了西方现代主义宣称的本体重要性与美学独特性”。

　　本书虽然涉及了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问题，但作者无意于进行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也不拟议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美学分析。史书美给本书的学术定位是“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两相结合，而之所以选择这种学术思路，乃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诸种现代主义崛起于不同的现代性、国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密切联系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而且每一种现代主义都有它自己的与西方斡旋的模式：从心甘情愿的、非政治化的参与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尽管不被西方承认），到为了本土需要而调控现代主义、斡旋关于现代主义的殖民遗产的焦虑，到彻底颠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主义，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xii]。换言之，现代主义在中国并不单纯是个文学事件，而且牵涉到文化间的交往行为和语言的历史约定，因此，在考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时，有必要从半殖民主义历史-文化形态的角度对它进行再次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当然，话又说回来，追问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与殖民话语的关联，也不乏先例：譬如，刘禾曾经论述过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批判”如何与殖民主义同谋，造成自我东方化的现象[xiii]；
张宽也颇有同感：“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也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xiv]；
李欧梵和利大英也注意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后者保持矛盾而暧昧的关系[xv]；
但只有史书美才真正细致而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她追踪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过程：“现代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与中立化(neutralization)的一个部分，通过以开化使命的名义在殖民地传播帝国主义的文学而确立起来”[xvi]；
不少西方的现代主义者作为外交家、名人或猎奇寻乐者(pleasure-seeker)到中国旅行，一些人明目张胆地出于搜集中国文化材料的目的，他们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对于现代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 在他们笔下，“中国”作为一个真实具体的历史—文化实体消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被表述、被窥探、被异国情调化(eroticization)的“他者”，它的野蛮落后正好反衬出西方的文明和崇高，因而凸现了被拯救、被殖民的紧迫性和合法性[xvii]。不仅如此。《摩登的诱惑》还描述与分析了“日本”在西方现代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调停”作用(mediate)。明治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材”的口号，迅速成为亚洲唯一的成功的现代化的例子，因此成为中国的类似努力的主要典范。日本还通过日文翻译和其它的文化形式调停了西方文学然后把它输入到中国去，中国作家尤其是那些与创造社有关的人曾经留学日本，他们翻译日本现代主义作品和日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讨论，他们关于西方文学的知识都是通过日文翻译而调停的[xviii]。日本人对于他们的文化优越感的信仰，采取了一些文学形式：文化论文集，游记，小说，不但令人想起19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作品，也令人想到了西方对中国的现代主义挪用(appropriation)，所谓的“中国通”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民族性格的著述，把它描写成反现代的、反理性的、反道德的，中国知识阶层也热情地阅读了许多这类著作。例如，夏丏尊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刊载了他所翻译的荠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文章中的中国形象充满了肮脏、娼妓和顽固的、势利的知识分子，这从反面确认了他自己的文化纯粹感和充沛的青春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民族拯救的信念，中国知识分子不加质疑地接受了荠川对中国的诊断[xix]。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片冈铁兵的《上海》则显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在文本的层次上运作起来：上海被描绘成一个在道德、精神与物质上都走向堕落的中心，一个巨大的亚洲垃圾场，充斥着各色的污秽之物[xx]。史书美深信，即便中国作家认为他们对于日本的大量挪用——形式，技巧，经常还有用以刻画现代主义体验的词汇——是一个纯粹的接近西方的功利主义手段，但是，那种“挪用”对于中国作家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譬如，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令人诧异地复制了那种在日本新感觉作家身上发现的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转变，被日本文本斡旋的佛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仅如此。日本化了的中国现代主义作家被迫面临着与日本文化的类似处境：在他们的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被撕裂了，在渴望与憎恨之间被撕裂了，因此充满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忧郁情调。由于许多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品是由留日作家写的，它的艰难接受，进一步照亮了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xxi]。不难看出，从发生学的角度追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必然要涉及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史书美的研究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现代主义进一步离开了习见的非西方与西方对抗的二院对抗模式：中国/西方或东方/西方。这方面更有意义的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调停者所发挥的角色。这种三角关系显示了中国在欧美、日本帝国主义的多重宰制下(multi-domination)的政治-文化状态，这反过来又质疑了比较文化研究中的习见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xxii]。

　　二. 理论方法及其调适

　　《摩登的诱惑》不在史料的钩沈上开拓疆土，而以整合理论范式见胜，它立意在历史与政治环境中“语境化”文学(contextualize literature)，这是雷蒙德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90) 在《现代主义的政治》所倡议的方法：文学分析不得不牢牢地扎根于历史的形态分析(historical formational analysis)[xxiii]。史书美所运用的理论资源颇为驳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法侬(Frantz Fan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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