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重建人文精神讨论的更正发言兼论新左派思潮——致《读书》杂志公开信

　　尊敬的《读书》编辑部诸君：

　　我在此转给你们网络上已经公开的《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合作”旧事》一文。该文讲说了我当年为何在发起和构划了整个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又不得不被迫退到一边的原因和经过。现在，我就此进一步为贵刊当年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作一下重要更正。诚如一些网友所言，这并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十分严肃的思想文化话题。彼此间的分歧假如当初由于仅起于青萍之末还不太明朗的话，那么今天无论在生存方式上，还是文化立场的选择上，以及在各自的精神取向上，都已经标画得十分清楚，从而可以毫不含糊地作出明确的区分和表述了。

　　我在此首先要重申的是，“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陈寅恪的话归结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之所以对人文精神作出这样的归结，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牺牲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为代价。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和个人自由价值体系的建设，在九十年代被人为地中断了。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再一次被迫处在了壁立千仞的艰难境地，致使当我提及其处境时，都不得不使用“那个文化传统”来指代封建专制的极权重压。也就是说，我倡扬的人文精神，是相对于专制极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而言，而不是像王晓明他们那样把它变成了对商品经济冲击的故作惊恐，即一面坦然接受商品经济带给的种种好处，一面大声惊叫狼来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业社会对于人文精神没有任何负面作用，而是说，在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建立市场机制的时候，人文精神的倡扬不可能是对商业文明的拒绝，而只能是面对极权重压的毫不妥协的自我确认和壁立千仞般的坚守不移。在极权传统的重压之下，商业文明的进入非但没有压抑现代人文精神，而且给人文精神提供了可能性空间。联系到王晓明他们后来把对商业文明的抨击，进一步发展到对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讨伐，好像人文精神的丧失不是由于极权传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作祟，而是中国社会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缘故，我不得不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在倡扬人文精神，而是在盗卖人文精神，践踏人文精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以悲天悯人的腔调，以貌似公正的姿态，对改革开放不得不面对的商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大加指责，从而被人称之为“新左派”。应该承认，新左派中的一些学人情况各有不同，其中有些确实是对社会公平和民间疾苦有深切的关怀，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有所警惕。他们这种关怀和警惕是有意义的，难能可贵的。但是就其思潮而言(不是指个人)，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派)不同于老左派的地方在于，他们并非是封闭锁国的产物，而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他们当中不少人走出过国门，无论是短期的访问，还是长期的求学，有的还在西方大学里谋得了学位和教职。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会模式和那种模式对于中国社会的借鉴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会无论怎样商业化也必须承认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个人自由价值系统是如何的不可动摇。然而，他们出于某种生存策略，某种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动机和需要，一面享受着没有出国的学子们难以享受到的种种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悦民众当中因袭的一时难以克服的仇视西方心理和仇视美国心理，以此煽动粗俗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生吞活剥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概念，玩弄术语游戏，把自己似是而非的研究论文，拿到国内的刊物上冒充经典招摇过市。他们照搬西方高校尤其是北美学院那些象牙之塔里过气的和正在过时的学术姿态，混淆语境上的差异，抹杀文化背景的不同，偷换历史前提，胡乱兜售西方课堂里讲滥了的话题，把鹅毛插到鸭身上，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美国的罪恶，从而把西方左派的愚昧转化为中国新左派的世故精明。他们利用国人向往美国和对美国大学的憧憬心理，借助自己曾在美国大学呆过或者还继续享受着美国大学的种种惠遇，故意以不屑的语气谈论美国来显示自己到过美国和正在美国的优越感。他们的反美姿态高耸入云，可是从来没见他们当中有人真的激进到足以放弃到美国的访学机会和获得到美国交流名额的地步。他们不过是借着自己去过美国和居住在美国的优势，做做反美姿态，以此扰乱国人的视听，引诱国人做他们自己绝对不想做的蠢事。只要自己活得滋润，哪怕陷国人于洪水滔天。

　　这些中国当代最为精明世故的知识分子，一面充当民众的精神导师，一面站在政府背后咕咕哝哝地做教练。在民众面前，他们以教授或者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带头朝美国吐痰，讲说美国的种种不是，把美国妖魔化到不近情理的地步，好像他们不仅十分了解了美国，而且已经熟知到了足以蔑视美国取笑美国，从而将对美国的敌意悄悄地塞进民众的下意识。一旦遇到什么时机，这种敌意就会自行引爆，变成一种义和团式的非理性情绪，不可控制地发泄成民族主义暴乱。在文化或文学的同行面前，他们站在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立场上，指责这个不够精神，教训那个忘记了崇高。

　　至于他们面对政府，则既是低声下气的，又是趾高气扬的。所谓低声下气，是指他们不会提醒政府进行体制改革，使中国走出极权传统。比起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不得不面对一步步深入的改革，这些精明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成了当今中国最为保守最不想变动的食利集团。他们十分满足于当下的现状，并且很清楚自己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渔利环境里，根本不需要改革，也不希望改革。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侥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使他们丧失现有的优势和既得的利益。

　　说他们对着政府趾高气扬，是指他们窃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反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旗帜下，尽情扮演一个只说“不能那样做”从来不说“到底怎么做”的教练。比如加入世贸组织会推进全球化，那么中国不入世又该怎么办？又如现代化使中国走向贫困，那么不搞现代化中国是否会富裕起来？大学体制这么改革不行，那么怎样改革才行？教别人开车，老说不能那么开，不说到底怎么开，乃是最轻松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事情。这就好比当年翁同HE之类说空话的清流，自己什么实事都不做，却津津有味地指责做事的人这么做不行，那么做不对。无论是比起在位的政府官员，还是比起在商场上奔波的生意人，这些教授和准教授都要安全得多，精明得多。在当事处事的行政当局者与百姓之间，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他们由此可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胡编乱造一些谁也听不懂的术语，悄悄地抢占由于历史大转折而出现的话语权力真空。他们同时又意识到这种真空的暂时性和偶然性，为了使既得利益保值，他们把话语尽可能做得夸张，以求到手的话语权力不断延续下去。

　　当然了，无论新左派玩弄什么样的学术游戏，无论他们如何张冠李戴地引经据典，他们无可回避的要害在于，只反霸权，不反极权。他们非常明白，反对美国的霸权乃是这个地球上最最安全而又最最讨巧的事情。在美国，你就是对着总统开枪，都可以找出一个精神恍惚之类的借口而获得法律的豁免，更毋需说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对美国政府说声不。但是，站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或者良知的立场上反对极权，则是或多或少地要付出生存代价的。相比之下，反对美国的霸权当然又容易又轻松，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出一本说不的畅销书。反正不用负任何责任。这里的秘密在于，他们利用了国人在阶级斗争年代所受的单向思维和斗争哲学的毒害，引诱国人动不动就掉进发泄情绪的泥淖，从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地企图将一个好不容易来到的双向对话时代，重新推回极权主义的单向斗争时代。

　　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跟外面的世界进行国际接轨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事务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不能动辄诉诸斗争哲学的。国际事务早已不是我全赢你全输的一百比零的单向斗争关系，而已是诸如百分之五十一比百分之四十九那样的双向协商关系。本着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妥协，需要的是冷静的理性和务实的态度，而不是情绪的随意发泄。唯有以求实效为目标的脚踏实地的对话和商谈，唯有以谈判解决各种国际事务的务实精神，才能使中国以一个全新的国际形象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新左派的反对商业化反对全球化，反到了不断地鼓励国人进入吵架状态斗争状态，鼓励到了仿佛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地步，刻意制造在其他大国面前做不成主子就有做奴隶危险的民族危机幻觉，致使民众被一再笼罩在民族主义的阴暗情绪里，也使政府当中的务实派经常如同当年的李鸿章那样，一面做实事，一面遭唾骂。

　　诚然，现代化也罢，全球化也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历史进程，是需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尤其是对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失衡，社会的变质，人性的异化，精神的沉沦，也确实是应该警惕和加以防范的。就此而言，新左派当中有些学人对此表示忧虑，作出提醒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但相比之下，即便没有全球化，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也已经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人性也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鲁迅当年痛心疾首的国民性也已经病入膏肓。换句话说，早在现代化全球化影响到来之前，自然，社会和人，已经面临了深重的危机。怎么能将这已经发生的悲剧归之于那个还没有到来的全球化呢？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是连当政者都强烈意识到的课题，这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怎么就装得一点不明白呢？他们怎么可以装聋作哑地把污水通通泼到全球化头上去呢？难道说，所谓的后现代文化批评，就是如此把鹅毛插到鸭身上？

　　毋庸置疑，人文精神的重建需要汲取东西方文化的人文精华。这种精华，就中国文化当下的语境而言，正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无论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到陈寅恪的文化承传，还是五四时期北大《新青年》的新文化精神，都以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为指归。就当今的中国现实而言，在诸多的西方文化当中，最需要最值得借鉴的乃是西方现代化准备阶段和开始阶段的人文主义经典，诸如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然而新左派利用人们向往新事物的心理，把最时髦的解构现代性的西方理论推到国人面前，从而把一个简单的题目做得极为复杂。他们举起以反对中心话语，话语权力和话语霸权著称的福柯，哈贝马斯和萨依德，建立起他们言必称福柯哈贝马斯萨依德的话语中心，话语权力和话语霸权。他们不仅抽掉了无论是福柯哈贝马斯萨依德还是早先的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全都共同拥有的尊重个人自由价值体系的背景，而且悄悄地解构了西方人文传统中至今不变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文化主体性。无论面对中世纪的愚昧，还是现代化的弊病，个人自由的价值体系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始终是人文精神如何成为可能的根本前提和必要保障。而以中国当下的情形而言，甚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知识分子主要面对的与其说是现代化的压力，不如说是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愚昧那样的极权体系。把极权体系改换成现代化，从而将中国最为迫切地需要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作了福柯和德里达式的解构，这种行为让福柯和德里达本人知道了，不是气死，也该笑死。我想，这也就是德里达本人在新左派所主持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访谈中一再声明，他说的不是那个意思的意思所在。

　　当王晓明等人将人文精神嫁接到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霸权的姿态上时，他们不是不懂这种做法的荒唐，不是不懂得这二者之间根本嫁接不到一起的道理，而是为了一碗可怜的学术权威红豆汤，断然出卖了重建人文精神的长子权。他们背叛当年在谈论人文精神时的信誓旦旦，以此获得跻身新左派行列的通行证，从新左派手里分得了话语权力的一杯甜羹。此后，他们又将到手的话语权力和学术资源，转而投放到欺世盗名的篡改文学史的努力上。他们乘着当年因有着丰硕的创造实绩而声名赫赫的当事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缺席或者暂时无法像他们一样大声说话的时机，篡改历史。他们以编选文论史论等方式，把文学史上的经典创造者，改换成了他们在访学时搭识的东亚系小哥们，从而在西装革履的学术外衣底下，透出一股勾肩搭背的江湖习气。他们这种掉包式的文论史论编选，不仅越过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而且违反了文学研究理当遵守的学术规则，丧失了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肃性。当年为了他人的一句引文，他们曾经大声疾呼学术规范；
如今出于一点点人际关系上的乡愿私利，他们竟然闯了学术红灯。他们从来不放过生存利益上的种种实惠，而且经常一面高唱人文精神一面“分田分地真忙”。他们甚至不惜牺牲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召集文学同行大规模地举行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全球化与二十世纪国际研讨会。这些人文精神的谈说者由此与反对美国霸权的新左派笑容满面地走到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满目凋零的人文景象中，喜气洋洋地共结连理。你忙着给自己发奖，我赶着成立研究所。文化在轻浮的研究和名利场的恶习中腐化，精神在自我嘉奖和互相夸张中发霉。假如在过去的老左派那里，人们还可以感觉到某种思想信念即某种悲剧意味，那么在如今的新左派身上，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场纯粹是生存策略即沽名钓誉的轻喜剧。

　　作为当初“重建人文精神”的始作俑者，在此刻不得不站出来为重建人文精神作更正发言时，我为昔日的同事和同行沦落到如此颠倒的地步，感到深深的悲哀。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如此可怜的沉沦，古今中外的人文景观也从来没有过如此不堪的破败。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惩罚，还是中国文化命中注定的一个什么劫难。我力所能及想做的只是，在此提醒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当中的务实者们，千万不要被这批当代的“空头清流”所愚弄。同时也借此提醒这批远离中国实际，远离中国历史语境的空言家，你们的好戏已经做到头了；
如果对历史负责，也对中国负责，就应当适可而止。我同时要指出的是，人文精神并不因为某些当年的讲说者的背叛和把戏而不再存在，恰好相反，人文精神正因为他们的翻云覆雨和背道而驰而显露出了本初的意味。

　　人文精神的重建，并不是面对商业文明的某种姿态，而是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极权传统和极权话语下的自我确认和精神放飞。这是一种回到生命本身的努力，用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说法叫做，“返者，道之动”。重建人文精神非但不是赶时髦赶潮流的学院竞赛，也不是西方著名人文学者艾赛亚。柏林所批评的那种缺乏历史意识的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且恰好是对古典时代的体味和回归。当上个世纪的西方哲学家指出回到事物本身的时候，对存在的追问使人文精神获得了一个摆脱绝对理性桎梏的契机，从而转向了东方式的内心体认和精神回归。自由既不可能来自恩赐，也不可能来自索取。当福柯哈贝马斯们以西方知识分子惯有的批判理性向话语权力索取自由的时候，陷入的恰好就是这种索取一旦成功，马上会反过来成为新的话语权力的理性批判悖论。也即是说，自由很难通过批判来抵达。自由是回归，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生命本身。一如俗话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假如我当年没有朝后退一步的话，今天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广阔的释述余地。生命经由回归获得独立，精神因为回归而向前开辟出了无限的多维空间。

　　这样的回归当然意味着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对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精神修复。个体的每一步回归，无不意味着对群体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种种病痛的深切体味和自我医治。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通常就在这样的回归中向前展开。对历史的精神承担，其实正是在个体的自我回归中实现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与其说是鲁迅式的愤世嫉俗，不如说是曹雪芹式的悲凉感怀，不如说是陈寅恪式的历史悲悯。孤独由此具有了空前的实在性，从而使存在有了被孤独标画的可能。存在是诗性的，不同于生存是小说性十足的筹划。毋庸置疑，人文精神的重建所注重的乃是诗意盎然的存在本身，而不是策略性很强的生存筹划。个体自由的价值体系，首先在个体的内心获得确认，才有可能成为群体的共识。这样的内心确认也许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君子有所不为，也许是君子有所必为。不管怎么个说法，怎么个做法，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文精神重建。

　　编辑诸君，你们可以对照一下我所说的人文精神重建和当年重建人文精神主谈者的解释，我相信你们不会比较不出其中的异同。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恳请你们公布我对重建人文精神的这份更正。

　　此颂编安！

　　2003年8月3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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