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道歉不再是符号,问责才能成制度

　　现代政府都必须征求人民的意见，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的措施有很多。对官员的不恰当行为，现代民主国家的通行做法之一就是普遍的官员道歉与受到问责。深圳将道歉制度化，特别是将道歉与问责链接起来，就直接意义而言，将推动中国政治及行政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

　　从今年初深圳市规划局等三部门就梅林关及周边区域的交通拥堵问题联合发文《关于改善梅林关及周边区域交通状况工作告市民书》，向市民表态，“我们向广大市民群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诚恳接受市民群众的批评”。自此，深圳市的官员道歉问题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最近出台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而且，道歉要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要主动、及时和真诚地说明“履责不力的原因、整改的具体措施及进度安排”。政府部门应当道歉而未道歉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责令其道歉。政府部门向公众道歉后，未能按承诺期限落实整改措施的，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这一做法至少实现了官员道歉的几个转变：从此前的个别现象到以行政办法的形式将其稳定下来的制度性道歉；
从道德道歉到政治道歉；
从只道歉不受责到既要道歉、又要受责的道歉的转变。如何认识这些转变？将是关系到中国官员道歉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和普遍推广的重要问题。笔者以为，从官员道歉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来说，推动官员道歉有利于促进民主增长。

　　现代民主政治强调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现代民主政治如何看待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考量的至为重要的问题。人民的支持被视为现代民主制度的至为重要的变量。也是检验政府合法性和政策合法性的重要标尺。对于政治和行政领导者的支持，其更是被视为支持政府、进而支持现代民主制度的关键要素。民主政府时刻准备着对其不负责任的官员进行问责或者将其免职。实际上，官员道歉往往是引咎辞职或者问责免职的先兆。

　　就这一意义而言，深圳市要求政府官员在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时要及时、主动、真诚的道歉，无疑符合民主制度的发展要求，也是中国政治迈向民主化的重要一步。因为道歉，特别是如果能够做到及时、主动、真诚的道歉，一旦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接纳，其换来的将是广泛民意的支持，甚至有可能是人民更为坚定、更加铁心的支持。

　　政治平等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质素。为何现代民主政治必须强调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最基本的一点是，政治平等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质素。这种平等体现在政治与行政领导者之间、普通公务人员之间、政府官员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平等方面。没有政治平等，人们支持政府只能是无稽之谈。不平等的主体之间，谈何真心实意的支持？如果官员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百姓只有俯首称臣、低头认命之分，毫无疑问，如此情形实在只能是摧残而不是培育政治平等的理念。

　　基于此，官员道歉被视为扭转这种局面的重要举措之一。积极、主动、真诚的官员道歉有助于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局面和不对称的关系。进而言之，官员的道歉有助于拉近官员与大众之间原本隔膜深远的关系。具体而言，官员道歉有利于改变官员固有的与人民不平等意识，也有利于改变公众内心深处官民关系的不平等理念。正是这种双向平等意识的塑造与形成，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也才会有所增强。

　　现代民主政治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现代政府需要人民的支持来说，还是从政治平等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而言，现代政府都必须征求人民的意见，必须关心人民的需求，并且对这些需求做出积极、主动、及时、有效的回应。诚然，回应的措施有很多。现代民主国家的通行做法之一就是普遍的官员道歉与受到问责。

　　从深圳市规划局等三部门今年初针对梅林关及周边区域的交通拥堵问题，公开道歉，并表示愿意接受监督来看，这就是政府积极重视人民意见的标志性信号。现在深圳市政府进一步将道歉制度化，特别是将道歉与问责链接起来。这表明，通过强化道歉意识和道歉的责任导向，政府重视人民意见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制度化举措。

　　总之，从今年初深圳市规划局等三部门就梅林关及周边地区交通拥堵问题主动向市民道歉，到最近深圳市政府将道歉问题制度化，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革。就直接意义而言，其对于推动中国政治问责制度的建立与进一步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就间接意义而言，其对于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与重要的导向。一言以蔽之，制度化的官员道歉有助于中国民主的增长。

　　（本文系2007年9月18日《羊城晚报》A2版首席评论，发表时略有删改，作者授权天益发布全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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