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今天教育界的种种乱象大家都已经见到、听到了。我个人认为，教育的治理不光是教育界内部的事情，也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事情，每个人的事情。只有动员社会力量和智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更多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行业，才能够为我们带来期待中的“教育盛世”。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创造、传播了最优秀的文化思想，并通过不同途径传承下来，即使在历代不断遭到外族入侵，我们传统文化的DNA仍然保持良好。但今天，我们却面临着一次文化基因的断裂和优秀传统全面丧失的危机，而这个断裂危机的源头之一，在于我们的教育患上了重症，丧失了根植民间的传统，走向封闭，走向偏途。

　　教育从“学在民间”变成了“教在官府”，成为垄断型教育体制；
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冲撞没有为我们的教育带来飞跃，反而使传统教育的精髓丧失；
教育产业走向与国民教育体系不配套，不但没有出现资源的增值，反而为教育腐败开了口子。

　　我呼吁：成立教监会，监察全国的教育发展状况。教育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强盛与否，应真正作为国家的重要大事来抓。

　　当务之急是制定《学校法》，授予学校法人地位，在法律的框架下回归学校的治理权。如果学校是一个完全的法人主体，投资方、开办方就有权决定学校运作的架构与方式，决定教育教学活动的具体内容。在自治的同时，学校由中介服务部门用信息披露的方式来实行社会监督。我建议对公立学校的所有运作实行信息披露，全部上网，对公众公开；
教育经费下拨不经教育局，由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学校，而且经过审计，按照学生人数确定拨款数额。另外，我们应建立刚性的财政预算，统一教育经费的使用。废除弹性的赞助费、择校费等收费制度，堵住可能产生的腐败空间。

　　修改《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明确各省市教育部门的法定职能主要是“扩大国民的受教育面”，把它当作最根本的任务来抓。他们应该是管教育而不是办教育，应将学校的开办权放回社会，而不是以行政等级来界定现行体制中“省管学院，市管高中，区管义务教育”的弊端应该反思，应该放弃这种垄断权力和计划管制的心态，允许所有的人都可以办学，这样才能够充分地提供受教育机会，让更多的人都有读大学的机会。我们如果把大学的开办权下放到县，有条件的县可以办几所大学，尽快实现和保证大学的普及。放弃垄断，放弃计划管理才能扩大供给。

　　改革当下单纯和封闭的行政管理，通过建立基金账户来实现非义务教育学校的公共管理和优质资源的扩张，透过基金模式可以实现教育这类公共产品的社会监督。让学校、家长、社会、政府都有权去了解运作情况，以实现公正，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促进这类学校的规范办学与管理。

　　牵涉到学校有关设置标准的问题应该由市场在竞争和淘汰当中决定。政策出台要多方征询意见，反复论证考量，要通过公众征询民意。

　　如果政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够帮社会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障碍和限制的话，应加以改善。政府替代做主的手法只能培养一些没有生气的“伸手”机构，而不是充满竞争力，造血机能良好的现代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校。

　　现在用国家资源去办高收费的选择教育，非义务教育占用了财政性教育经费的70%以上，而农村义务教育基本上没人管，资源错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关系应该理顺，对于不同的教育类型，国家资源该到位的绝不能含糊，不是政府法定责任的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

　　我想说的是，到今天为止，“穷人”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占了大多数，他们以各种身份存在，以不同形式生存，有的是外来工、流动人口，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下岗职工，有的是低收入阶层。一个文明国家的教育和福利，各项公共设施，都应该着眼于这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考虑，并以之为基准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各种服务。而那些占有了社会大多数财富的富裕阶层，在中国是相当少的，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有能力获得自己的需要。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培育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教育“雪中送炭”的功能和效果，要远远大于“锦上添花”。我还认为，无论是谁，要取得更大影响力，不是建立在对财富的霸权上，而是在于提供对这个社会的支持和对弱者的体恤方面所表示出来的关怀和实力。这是基本的社会关怀，是教育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和原则。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裹足不前的话，被耽误的将不仅是一两代人的命运，而且还将错失转型关键时期的最佳契机，从而使整个民族的前途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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