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翁同龢日记》谈片

发布时间:2020-06-07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读《翁同龢日记》,想起从前曾有人讥讽一些无用的状元宰相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语虽刻薄,却合事实。清光绪中叶,翁同龢亦以状元而做到了宰相,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硕德清望,士林所宗。但他可做太平宰相,而非安邦定国的社稷之臣。他不愿以无用的读书人自居,更兼目击时艰,力图匡救,也很希望能有一番展布。甲午之 后,继以戊戌政变,翁同龢居于枢纽地位,而以志大才疏,且不免意气,致为李鸿章、刚毅、荣禄等人排陷。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四月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病卒。宣统元年(一九○九)诏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临终口占:“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何以至此,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解答。

  最近出版的点校本《翁同龢日记》(即《翁文恭公日记》),起自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六月二十一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五月十四日,记叙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据一些学者考证,翁同龢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曾对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内容作过删改。

  《日记》中有一则翁同龢顾念亲族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他的错综复杂心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六月,翁同龢被命充陕西乡试副考官,刚入闱又奉督学陕甘之命。这年除夕,他填《金缕曲》词牌,用来悼亡。是日记:

  得家书。……山城岑寂,爆竹之声绝少,客中情景,凄凉万状。题唐镜铭,作一词,有“三十年华明日是,剩天涯飘泊孤鸾影”之句。余岂真有儿女之念哉?死生契阔,未能忘情,念彼黄垆,当亦形影相吊,潸然出涕耳。北望京华,东瞻淮甸,南顾吴门,一日九回,寸衷千里,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

  这一段话,最足见翁同 的性情。这年翁同龢二十九岁,故言“三十年华明日是”。“北望”者,念老父。翁心存这年也很得意,四月充上书房总师傅,九月由协办正揆席,为体仁阁大学士,原为户部尚书,仍旧管户部。但这是表面的荣华,深入体察;
则肃顺势焰熏天,有名的“戊午科场案”,杀大学士柏时,肃顺在御前的狂悖情况,几为曹操之于汉献帝。最使翁同龢不能放心的是,肃顺与翁心存同为户部尚书,凡事独断独行。翁心存画诺的“堂稿”,送到肃顺处时,他动辄大涂大抹,全盘推翻。杀柏已有诛大臣立威之意,下一个倒霉的,极可能就是翁心存。以肃顺的心狠手辣,翁同龢如何放心得下。

  “东瞻淮甸”者,翁同书于是年六月,授为安徽巡抚,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内各军均归节制。一当了疆臣,便有守土之责,丧师失地,若不能殉节,便罹大辟之刑,终归是一死。而且胜保“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行事皆仿年羹尧,跋扈异常,决不会尊重同是翰林出身的翁同书。此又可忧之事。至于“南顾吴门”,自然是担心苏州、常熟会被太平军占领。

  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当作育人材的太平宰相,不宜于作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一语,瞻顾亲族之情如见。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翁同龢全家,包括翁同书的妻儿、翁同爵及诸子在内,事先分三处避难。翁心存住房山,翁同龢则往来房山与京师之间,照料京寓,打听消息。十月十一日,迎父母回京。甫得安居,便有闲情。翁同龢此时日记中,逛琉璃厂访书的记载随处可见:

  十月二十日,见伯寅所藏《茶录》、《姜遐碑》二帖,皆淀园散落者也,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耳。得《花间集》宋本。

  “伯寅”,即潘祖荫,他是南书房翰林,咸丰帝驻海淀圆明园时,倒须随扈,值宿之处,即所谓“淀园”。圆明园被掠,“淀园”亦不免,以致潘祖荫携去观玩的两帖,散落坊间。“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者,谓无力购致,暂且留阅,以便潘祖荫得有“收回”的机会。但潘祖荫此时境况颇窘,辜负了翁同龢的一番好意。

  每逢动乱常是文物散失、易主的时候,除了劫火以外,世家旧族为了生活的压力,或迁徒避难,摆脱累赘而出让书籍古玩的情形,亦常有之。而旧的收藏家没落,就必有新的收藏家兴起。翁同龢之逐渐成为有名的收藏家,即始于此时,但力量不足,每有怏怏之意,如是年十一月十三日记:

  修伯以书目见示,云是燕庭先生家物,书凡数百种,多宋人集并金石地理等书,索五百金。得书目七十七本于三槐堂书坊,亦刘氏物。

  “修伯”是朱学勤,杭州人,由户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曾为翁心存属下,故与翁同龢颇为接近。刘燕庭名喜海,诸城人,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之孙,富藏书,虽不逮聊城海源阁杨氏,亦颇知名。道光末年任浙江藩司时,以“风雅好古”为巡抚吴文所劾。刘氏后人托朱学勤售书,书存三槐堂,翁同龢特往遍观,欲购而议价不成,只零星购得十余种,当是重出之书,故“价极廉”。

  此外,如以五两银子购得《淳化阁帖》十册,以“白金二两条”购得董香光所临《阁帖》等等,皆特书于日记。大江南北,烽火漫天,而京官闲情逸致,丝毫不受影响。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二十六日记,记载了翁同书被曾国藩严劾的情况,其时翁同龢正由易州西陵差毕回京,途中接到消息,疾驰回京:

  发家函,始知三兄为曾国藩所劾,有旨拿问,交王大臣议罪。饭罢疾驰,申初抵家,三兄谈笑自若,但言局外人不知其难耳。傍晚北城兵马司指挥张鸿来,持刑部安徽司票,

  令即日赴部。夜诣修伯。

  朱修伯(学勤)其时已因曹毓瑛升任军机大臣,接替曹的原差而为“达拉密”。翁同龢夜访,自然是求援。

  翁同书之被参,全因曾国藩一疏严劾所致。而此疏之属稿者,据郭则《十朝诗乘》记:“或传湘乡论劾疏草,出李文忠手,翁李不协由此。”此说可信,其时李鸿章正复回曾幕,在安庆筹组淮军援苏。近人徐凌霄、徐一士所撰的《凌霄一士随笔》说,曾见某笔记中的记载,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草一奏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激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鉴于翁同书是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曾国藩很费踌躇。他最初命某一幕僚拟稿,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怎么也说得不妥当周匝。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文意极为周密,而且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深为满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革职拿问。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其间。在翁同龢而言,视为深仇大恨,不报不休,但曾国藩早已功成身死,所以又将仇曾之心转而仇李,从此翁李结下不解之怨。

  清代官修的史书,以及为官方人物所作的笔记日记之类,无不称同治死于天花。这是由于其立场使然,不能不作如此之说。否则不但攸关皇帝的颜面,也无法对同治之死作合理的交代——把梅毒当作天花来治,终于将皇帝医死,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所以要从官书或官方人物的有关记录中去寻找同治的真正死因,无疑是缘木求鱼。民国以来,野史大都记载同治死于梅毒,但仅凭传闻,自不能令人相信。折中之道,似应从当时人目见记录中去探讨真相,然后再作判新。因此翁同龢日记中所记的同治患病情形,就成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同治之病,始于十三年十月。翁同龢十月三十日记,有“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者皆撤”语,可知其发病时间就在十月下旬。到了十一月初一,又有“知圣体发疹向安”之语。初二“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云。天花之所以成为“喜”者,相对地表示天花不顺,可成悲剧。蟒袍俗称“花衣”,平日有大庆典时穿着。既经太医诊断为天花,自然就照天花开方服药了。但迁延到了十一月中旬之后,“天花”所结的疮痂已渐脱落,而不似天花症状的其他病征,反渐趋严重,“天花”之说显然有了问题。今按翁同龢日记所述同治病情,逐日摘记其重要内容于下:

  十一月十八日。昨日卯时脉案云:脉息浮数,痂落七成,肉色红润,惟遗泄亦浊,腰痛腿筋挛(系毒热内扰所致)。

  十九日。看昨日方,脉案云:痂已落,泄渐止,而头眩发热,腰腿重痛,便秘筋挛,系肾虚停食感寒所致。

  二十日。看昨日方,按云,头眩发热均惟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痈作痛流脓(仍有筋挛字)。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药用保元化毒法,仍以膏散敷之。

  二十一日。看昨日方,痘痂已落,而余毒在腰,重痛漫肿流汁,脖项手膝亦成豆痈,筋挛,烦躁少寐。

  二十三日。看昨日方,按云溃处渐红,脓浆渐起,惟气血两亏,不能安寐云云。……并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脊,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

  “天花”的“余毒”何以会在腰部做一大痈?又由二孔中流出腥秽脓汁,犹且有内溃外溃之虞?由主治太医之“不可言”与“意甚为难”之中,当可依稀想像得到,太医必定已经知道,梅毒溃烂到此地步,如果仍旧要照治天花办法治疗,后果必然严重。但又只能用此办法,否则便无以自圆其说,其踌躇无计的“为难”之处,正在这里。后来的发展亦正是如此,治天花的“保元化毒法”抑制不了梅毒的急速溃烂,不但腰部毒痈旋即迅速深入扩大,而且四处蔓延及于内脏及口颊,终致处处溃烂,成为不治之症。

  同治皇帝怎么会得了梅毒?传说是慈禧太后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那样,干预其子媳的私生活,同治帝赌气独宿于乾清宫,与小太监搞同性恋以外,复又微行宿娼。但高等的“清吟小班”“茶室”以及高级私娼,常为“内廷差使”出入之地,无不瞻仰过“天颜”,所以小太监不敢领了去。导帝微行之处,是广渠门以南,后来的铁路线所经极偏僻之处,如黄花苑等处的最下等娼寮,安得不染上梅毒?

  我们再从以下几段《翁同龢日记》中的记述,借以观察其实际情形。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奏事处,适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在彼,询以两日光景,则云: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后揭又流半盅,前进温补并未见效,而口渴嘈杂作呕,万一阳气过旺,阴液不生,谁执其咎?今日改用凉润法,但求守住徐看,实无把握。询以人参当用,则曰数日前已议及,恐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询以今日所用厚朴、竹茹,则云停滞不化,稍稍推荡之。语甚多,大略多游辞也。

  二十九日。传诸臣皆入,上侧卧,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稍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

  十二月初二日。见昨方,按云:脉弦数,腰间浆少而浓,口红知痛,……牙新黑肿,口气腥甚,颏肿稍减而未净,大便频数,所下黑粘而臭。……与、孚二邸、军机、御前、内务府同召见(弟二起)。……上卧甫醒,近至榻前细细瞻仰,则两颊肿甚,唇鼓色红,虚火满面,目光却好。……逡巡而退。再遇御医问究竟如何?则云:所下尽是余毒,口糜又虑成走马疳。温补断不可进,只有如昨法,大致日有效验矣。

  初五日。昨方按云,上唇肿木,腮红肿硬处揭破伤皮,不能成脓,仅流血水,势将穿腮,牙 糜黑,口气作臭,毒热内攻,食少寐减。……药照昨方稍有加减,……酉刻亦然。……闻今日按内有神气渐衰,精神恍惚等语。荣仲华亦来,语于庭中。据李德立称,势恐内陷云云。

  势态发展到这样地步,同治身上的“毒”患已经完全打垮了他身体内部的抵抗力量,他的精力已经无法再与病毒相周旋了。果然,就在十二月初五酉刻,内监急召翁同龢随军机及御前诸王大臣同入,皇帝的牙关已闭,双目亦瞑,扶坐探视,则已回天乏术了。自发病起,前后历时约四十天,如说他死于天花,显然症象不符。

  翁同龢身为帝师,对于传闻之言,自然不敢轻易笔之于书,尤其是皇帝之得病身死,事关“圣德”,更不敢以耳代目。但是即使其如此小心谨慎,我们仍然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断定同治所患必非天花。既非天花,则其致死之由,当然与传说的“性病”有关的了。

  

  (《翁同龢日记》,陈义杰点校,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四月版,第一册7.50元,第二册6.65元,其余各册待出)转引:新学术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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