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有一种用人之道很特别

　　最近从搜狐网看到一则新闻，说是美女高干谢茹被评为中国青年领袖之一。作为一位年仅39岁长相漂亮的女士，今年1月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在青年领袖评选中脱颖而出确实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和资本，至少很能吸引公众的眼球。

　　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她的仕途如此之畅顺又如此之快速的原因：从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县长、副市长到副省长一共只用了七年时间。重要的关键点在下述情节：

　　在江西省社科院工作的时候，谢茹是入党的积极分子。据所长杨荣俊回忆，这一过程很顺利，马上就要批准了。这个时候，江西省委统战部提出，希望从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优秀的年轻党外人士。“当时我想到了谢茹，便向院里的领导提出建议，机关党委说谢茹正准备入党呢，我还担心她会不会有顾虑。”当时在人事处工作的一位人士说。所长杨荣俊向谢茹说了组织上的建议，谢茹听从了组织的安排。正由于这一“安排”，奠定了谢茹以后飞速发展的基础。

　　客观地说，谢茹本人在社科院的学习和工作是相当努力并有一定成效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有可能被提拔为单位的副所长，但如果不是因为“听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以后她在仕途上令人瞠目结舌的飞跃几乎决无可能。

　　1999年，年轻的党外人士、谢茹女士从江西省社科院来到浮梁县担任副县长。在此期间人们对她的印象是随和、爱学习、重视家庭生活，由于她不过是挂职锻炼的干部，且又是党外人士，对她的工作和政绩并无评价。挂职期满，她就要回原单位了。然而所有当地同事包括她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破格提拔的机遇已经降临。

　　此时，谢茹在浮梁县的任期已满，准备打点行装回南昌，突然接到通知，叫她不要走，因为她被确定为景德镇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了。“她从副县长成为副市长，在当时很轰动。”据知情人士回忆，有省领导到浮梁县考察工作的时候，对谢茹印象深刻。

　　再以后的故事就不能引起大家震惊了。2007年，谢茹从景德镇回到南昌，担任了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的院长。很多人此时已经并不惊讶，他们把这次调任看作是谢茹继续晋升的信号。果然谢茹在08年初就任副省长。

　　谢茹仕途之顺，似乎让人意外。仔细分析，实则不然：女性、无党派（或者少数民族人士）、高学历知识分子、年轻、有幸被高层领导一眼看中，几个条件都占全了，她的升迁是躲也躲不掉的。

　　这就是共和国官场中升迁的另类规则，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从举孝廉到以后科举选才的制度中都找不到共通的依据，与德才兼备、政绩突出、群众公认之类的现代用人原则也未必吻合，但在实践中其实很流行也很实用。谢茹的升迁正是中国这种特殊用人制度造就的典型，许多德才条件远不如谢茹的人同样获得了意外的官运。

　　曾听一位朋友讲过他们当地一个人的升官故事。这位官运亨通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县食品收购站从事收猪的工作，他有一项特殊的专长，对农民送来的猪，他只须一看一摸，就能准确估算出重量和等级，包括出肉率，从而确定收购价格。达到这样的专业水平相当不容易，因为送猪的人总是要耍点小聪明，让每一头猪吃得肚皮滚园，又用干草堵塞肛门不让它排泄以保证称重的时候超出实际重量，收购的人必须经验老到才能排除这类干扰，我们这位未来的官员无疑是此类专家中的专家。于是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总是有一群卖猪的人围着奉承，他的两只耳朵后面总是塞满了农民们出于讨好献上的香烟。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总是拿着一杆大枰耳后塞满香烟的人会走上仕途。然而到1983年，他的人生喜剧开始上演，机构改革开始，而组织上在排查中发现他是满族人，又是党外人士，于是他的官运从此不可遏止：先是放下大枰，任商业局副局长，不过两年之后跃升两级，任县政协副主席，再过三年，又升两级，任市政协副主席。此时，一位妒火中烧的县政协党员同仁编了一首顺口溜表示讽刺和不屑，道是“政协有个某某江，（姑隐其名，最后一个字是江字）两级两级往上上，再上两级到中央，捧个猪头没庙上”，前三句都是写实，五年升四级确是够快，后一句是嘲讽，因为刚升任市政协副主席时，“组织上”明确他不驻会，也就是挂名，不参与分工，更不必到职上班，而他的县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也没有免去，但县政协因为他升上去了，也不好安排他什么实际工作，甚至开会时主席台上如何安排他的座位也成了难题，最后还是按照原先副主席排名让他敬陪末座，确实一度处于尴尬境地，好在时间不长，“组织上”安排他驻会了，才使他落到实地。

　　一切都很顺遂，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原来的技术专长失去了用武之地，需要的知识短期内难以具备，但组织上还是有恰当的考虑，所以他在政协的分工基本固定为“主持会议”，有现成的主持人讲话稿，按顺序照念不会出错，无须针对任何具体问题发言，更不必发表什么政见。

　　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当事人获得了官运，我党又需要这样的人才。党外人士、少数民族、女性，使我们的领导班子增添了民主化色彩，高学历可以为新班子加分，年轻人的进入使班子平均年龄下降，所以这些考量虽没有正式进入用人标准，却在“组织”上有量化考核的指标，而这些指标的导向作用更具决定性。

　　细想起来，我们的这种用人标准真的很特别，外国恐怕没有，中国古代也没有，算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不过真的很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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