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瓮安事件处理能推动社会进步吗

发布时间:2020-06-09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自瓮安事件中相关官员分别受到不同处理之后,这一轰动一时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已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毕竟国家这么大,新闻热点每日每时不断在发生,而现在正处在多事之际,类似的事件容易被人迅速遗忘,因为有许多新的好戏又在等待开场了。

  就通常情况而言,瓮安事件的处理已经确实告一段落:事态平息了,责任人得到了追究,瓮安应当从此开始展开新的一页。其实其他若干相类似的事件经常也是如此结局:几个或者一批官员的行事不当遭致民怨激起事端,由此得到上级领导重视,于是相关官员被撤职查办。值得探讨的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否仅止于此?相关责任官员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本次责任追究能否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样的查究究竟是否推动了当地社会在民主法治方面的进步,抑或又回到当初的起点?谁都对此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

  瓮安事件暴露的明显问题是,数以万计的群众何以走上街头以“闹事”的方式主张权利,发泄不满。实际上,从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法律已经为“人民当家作主”设置了一整套基本原则、相关制度和程序,例如,由选民在充分自主的基础上选举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举权力机关成员,县长、局长之类官员分别由人代会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选举机关可以对其工作的不当和失职随时提出质询,对重大事项作出相关决议,同时有权罢免其职务,还可以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处理人大认为应当由自己调查处理的特定事项,这一制度和相关程序的正常运作确保人民的意志得以尊重和实现。然而从瓮安事件以及其他无数群体性事件来看,纸面上的规定并没有进入实际操作。瓮安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按照法定程序,本来我们有理由推断,所有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应当反映为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争议和博弈的热点,并在争议和博弈之后经由正当程序作出决定。即使这些民主程序在初级阶段本身并不完善,乃至发生个别代表和委员在争吵中情绪激烈直至会场上动粗的行为,毕竟也成为民意反映和渲泄的正当渠道。不同群体的意愿反映和渲泄在会场上,总好过广场、大街上的暴力发泄。事实上,无论是瓮安还是其他地方,这种法律上理所当然的事都极为罕见,人大及其常委会通常都站在争议的社会热点之外,没有依法履行上述应有职责。根据现有报道,瓮安事件中走上街头的人大部分都是对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等职能部门心怀不满的群众,既然没有法定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基层民众唯有选择两条传统的道路,一条是进京告御状,另一条是在法律之外寻求,这很容易引向暴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未来中国的政治道路,应当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我以为,三者之中,“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居于中心位置,无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本身都不具有根本目的性,只是为“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现在的普遍倾向是,在三大法宝之中,我们强调了党的领导,却常常在思想上行动上弱化了对“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考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各种利益关系的处理不当,群众意愿难以通过法定渠道表达,社会戾气长期郁结,导致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根源即在于此。

  由此我们注意到瓮安事件处理中的一大遗憾:没有启动相关民主程序追究官员责任,处理方式流于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常见不新的老套:事情闹大了,高层官员震怒,下级官员遭撤职查办,百姓弹冠相庆。新华社报道相关消息时称,“贵州继续严肃追究瓮安"6.28"事件干部责任,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4日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对瓮安县长的免职,“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对新任县长,“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为县人民政府县长”,没有看到免职程序中党内党外的民主过程,而且报道中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长任免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无此权力,对新任县长,也只能由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县长代理县长职权,成为正式的县长须由人代会选举产生。

  东北人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国地方的权力机关普遍处于这一窘境,党政领导机关和有权部门未拿权力机关当回“干粮”,人大自身更拿自己不当“豆包”,成为地位崇高却无自主生命力的机关,党委领导拨拉一下动一动,这就是“橡皮图章”一说的由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瓮安事件有关官员责任追究中重视启动民主程序,例如对县长和局长的罢免,由人大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民意了解真相,党委建议或经由代表、委员联合提出罢免议案,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作出最终决定,还可以利用此种场合,对其他县政府领导成员、委办局主要负责人进行民主测评等等。以此显示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主性和法律权威并从此进入正常自主运作的轨道,这样的处理,虽或处分结果大体相同,但其实质以及对社会民主与法治的推动作用显然要大得多。由此开始,瓮安或许可以说真正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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