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出站入站：错位、郁结、文化争战

　　1.个人的轨迹

　　出站

　　入站

　　客来

　　客往

　　何站?

　　何客?

　　谁寐?

　　谁觉?

　　1970年夏天，颠簸在日本铁路的一辆慢车上，我写下这些短句，以为我把红尘攘攘的过客做了一个冷眼旁观的写照，没想到素描对象原是素描人，我的一生，仆仆风尘，出站人站……

　　1937年，我在日本侵略者横飞大半个中国的炮火碎片中呱呱坠地，在南中国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在无尽的渴望、无尽的饥饿里，在天一样大地一样厚的长长的孤独里，在到处是弃置的死亡和新血流过旧血的愁伤里，我迅速越过童年而成熟，没有缓刑，一次紧接一次，经历无数次的错位，身体的错位，精神的错位，语言的错位……

　　第一次放逐：是家庭离散。我们全家被赶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那里“白色的中国人”压迫“黄色的中国人”，那里“接触的目光是燃烧的汗，中风似的惊呆，不安渗透所有的器官、血脉、毛管和指尖……我们不敢认知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的那一个分站”……

　　第一次愁渡：带着狂暴内战后对于中国文化的焦虑与游疑不定沉重的心情，我到了台北上大学。参与其他的诗人艺术家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试图找到一个人处，促使此刻正急速解体的中国文化的原质根性得以复苏更新。我写诗，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转化，翻译，要让大家注意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处境，不光是认识我们原质根性的危机，还要认识我们本有的抗拒暴力强权的潜在力量，孕存在古代哲学美学和古典诗里的视野，包括道家为抗拒“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霸权运作所提供的“去语障解心囚”的策略，进而探索和认识西方现代哲学诗学因为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系统“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强制行为而切人/回响东方的思域的诡奇蜕变……

　　第二次愁渡：自愿的放逐?不自愿的放逐?来到美国而慢慢变成被人称之为跨文化的一个“场域”，一个pass.port(所谓护照/通运港)，在两个文化的夹缝间，满溢着张力，满溢着战栗，满溢着噩梦，在不同的地方的夹缝间，在风景的夹缝间，在焦虑的夹缝间，永远夹在中间，永远错置错位……

　　2.Antagonisties丫mbiosis(异质文化争战的共生)

　　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是本源感性与外来意识形态争战协商下极其复杂的共生，借生物学的一个名词，可以称之为Antagonistic Symbiosis(异质分子处于斗争状态下的共生)，指在是19世纪以来西方霸权利用船坚炮利、企图把中国殖民化所引起的异质文化与本源文化的争战。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一开始便是与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辩证下的蜕变与转化，其过程复杂多面而诡奇，既横暴神秘又美丽摄魂。在两种文化争战的夹缝中，闻一多写下噩梦似中国的形象：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绚缦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

　　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

　　仿似希腊神话中的蛇发美人Medusa，真是千蛇万绪，令人惊骇，令人愁伤，是我一度说过的中国人不得不承受的“郁结”。

　　在“五四”之初，德先生和赛先生确曾开启过重要的文化的转机：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开放精神，使青年能对传统文化中宰制性的权力架构做出挑战，做出反思，包括把维护传统权力架构的解读的方式破解(如《古史辨》的努力)，但同样的反思精神并没有应用到外来意识形态上。事实上，对西方的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沉醉，往往压倒了对中国文化原质根性异化生变的思索。这种把侵略者、殖民者的思想内在化——即被外来思想同化到无法反思、无法认知这些曾经帮助他们批判传统宰制架构的外来思想，在最深的底层里，实在是另一种宰制形式，对人性的削减有很大的创伤性，是与中国文化宰制加构以外所强调的“自然”、“无待”、“无碍”背道而驰的。自“五四”反帝反封开始，自从“五四”对旧有政治、伦理、美学秩序做情绪化的鞭挞和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化、文学理论大规模地不分皂白地移植之后，影响所及，是赛先生(包括其引发的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人性单面化的文化工业——即以货物交换价值取代人之为人的价值)的得势，和持护、培植人性深层意识一与风范的精纯文学艺术的虚位，包括中国古典诗提供的灵活语法所代表的非干预性非宰制性的观物、表物的立场与策略，包括可以帮忙我们破解权力架构解除语言暴力的道家思想，包括人法自然的山水诗里提供的物物无碍的世界……之淡化和边缘化。所以，在这个内在化的过程中，两种文化便无可逃避地进人复杂的冲突、对峙、争战、协商、调整。这种异质争战的共生一面深深触扰了中国本源的感受、秩序观和价值观，一面引发了弓张弦紧的文化对话。

　　中国作品，既是“被压迫者”对外来霸权和本土专制政体的双重宰制做出反应而形成的异质争战的共生，所以它们一连串多样多元的语言策略，包括其间袭用西方的技巧，都应视为他们企图抓住眼前的残垣，在支离破碎的文化空间中寻索“生存理由”所引起的种种焦虑。有一点是最显著的，那就是，中国作家的激情——焦虑、孤绝禁锢感、犹疑、怀乡、期望、放逐、忧伤，几乎找不到“唯我论”式、出自绝缘体的私秘的空间，它们同时在内在的、个人的，也是外在的、历史的激情，个人的命运是刻镌在社会民族的命运上的，因为它们无可避免地是有形殖民和无形殖民活动下文化被迫改观、异化所构成的张力与搅痛的转化，像大部分第三世界的作品一样，它们不得不包含着批判的意识，虽然不一定带有批判的语句。这些作品往往充满了忧患意识，为了抗拒本源文化的错位异化，抗拒人性的殖民化，表面仿佛写的是个人的感受，但绝不是“唯我论”，而是和全民族的心理情境纠缠不分的。现代中国的作品大部

　　分都如此，我曾在别处举穆旦的一首诗《我》为例：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去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这首诗有人或许会用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认为写的是人格分裂。但事实上，在现代中国这样独特的文化场域里，个人和民族是不分的，这里写的也是外来霸权所引发的中国文化的分裂，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既爱犹恨说恨还爱”的情结。

　　现代的中国仿佛无限期地在虚位的夹缝中犹疑困苦。旧文化割弃了，但浸淫了几千年的光辉精纯的文化，真的可以挥慧剑斩断情丝千万丈吗?向新的文化认同，但新的文化在哪里呢，什么面貌?什么实质?中国真的凝融力在那里?西方真的凝融力(如果有)在那里?是“五四”至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当鲁迅在其《仿徨》集中的题词，特别拈出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也是要与屈原被流放的情境比况。这一个文化的心境，这一个“郁结”，鲁迅的《野草》表达得最深入。中国人是苦难的，他们恒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哀伤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放逐之痛。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以来，往西方“取经”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目标，至今未断。但这些现代的“取经”者，与唐代的玄类相比，便发现后者虽亦受流离的体罚与失神，但他没有必要为唐代文化情伤搅痛，现代的“取经者”，不管是文科理科，他们流离下的神骚体痛，都是与救亡之急纠缠不分的一种文化转位的情结。这个母题反复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五四”以前的小说，譬如郁达夫的《沉沦》，台湾时期的小说譬如白先勇的《滴仙记》。诗方面譬如闻一多的《我是一个流囚》(还有多首类似的话)，王独清的《我从Cafe中出来》，辛笛的《杜鹃花和鸟》、《巴黎旅意》等等，余光中的《多峰驼上》(也是如玄类比况，他在唐人街上找不到唐人)，叶维廉的《赋格》、《愁渡》、《松鸟的传说》。其实，现代中国的诗，几乎大部分或多或少正面或侧面地都曾触及这个文化转位错位的情结。

　　3.双重的文化错位：五六十年代的台湾

　　抗战胜利还没有透一口气，狂暴的内战又把中国人狠狠的隔离，亲离子散凡40年，饱受双重的错位。被迫离开大陆母体而南渡台湾的作家们，在“初渡”之际，顿觉被逐离母体空间及文化，永绝家园，而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焦虑、游疑与仿徨；
“现在”是中国文化可能全面被毁的开始，“未来”是无可量度的恐惧。五六十年代在台的诗人感到一种解体的废然绝望。他们既承受着“五四”以来文化虚位之痛，复伤情于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在当时的历史场合，我们如何去了解当前中国的感受、命运和生活的激变以及忧虑、孤绝禁锢感、乡愁、希望、精神和肉体的放逐、梦幻、恐惧和游疑呢?我们并没有像有些读者所说的“脱离现实”，事实上，那些感受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

　　这里牵涉到几个感受与表达的因应问题：

　　第一，面对中国文化在游疑不定里可能带来的全面瓦解，诗人们转向内心求索，找寻一个新的“存在理由”，试图通过创造来建立一个价值统一的世界，哪怕是美学的世界!来离补那渺无实质的破碎的中国空间与文化，来抗衡正在解体的现实。(洛夫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这些心理、美学的活动都发生在台湾逐渐成为我们肉体与精神的故乡“之前”，发生在台湾逐渐成为重建中国文化的重镇“之前”。

　　第二，在我们被漩人这种游疑不定的情绪和刀搅的焦虑的当时，流行的语言(所谓“反共文学”)却完全没有配合这个急激的变化；
事实上，可以说完全失真。由于宣传上的需要，激励士气，当时一般在报章杂志上的作品，鼓吹积极意识与战斗精神，容或有某种策略上的需要，却是作假不真。所谓语言的艺术性，除了避开老生常谈的惯用语之外，还要看它有没有切合当时实制裁的感受。当时诗人们在语言上的实验和发明，必须从这个关键去看。

　　第三，由于我们站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冥思游疑，一面主题和语态充满着“追索”、“求索”，回响着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另一方面，我们很自然地便打破单线的、纵时式的结构，进出于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的时空，做文化历史声音多重的回响与对话，也因此，在语字上，在意象上，不少诗人企图通过古典语汇、意象、句法的重新发明与古典山水意识的重写来再现本源的视野来驯服凌乱的破碎的现代中国的经验。

　　第四，由于台湾被纳人世界两权对立的冷战舞台上，当时虽号称“自由中国”(与极权的“共产中国”相异的意思)，但当时政府的“恐共情结”是如此的失衡，几近心理学所说的妄想、偏执狂(paranoia)，如像共谍林立，草木皆兵似的，而进行了相当严厉的肃清和有形无形的镇压，包括迫害了不少本土无辜的思想青年，在整个文化气氛上，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文字的活动与身体的活动都有相当程度的管制。当时的诗人们，有意无意间采取了一种“创造性的晦涩”、“多义性的象征”与“借语/借声”(一如杜甫《秋兴八首》中之借汉史讽唐)。最明显的例子是雷震的案子，他写的《反攻无望论》带给他10年的身人图圈，1957年前后台湾现代诗中所发散出来比此更深的绝望感则安然过关。(见后)

　　以上是“郁结”的历史与美学的一些迹线。我现在举些例子略加说明。“郁结”虽然是我当时提出来的用语，但洛夫、痖弦、商禽和我都不约而同地刻写了孤绝禁锢感、与原乡割切的愁伤、精神和肉体的放逐、梦幻、乡愁以及绝望、记忆的纠缠、恐惧和游疑。洛夫早期的作品里出现了“我是一只想飞的烟囱”的意象，但这里不是一只“想飞”的云雀，而是战争伤残后，从多次死亡中逃出来，随着军队渡过与他家园永绝的台湾海峡暂时停驻后，对那失去的世界追望那种无奈的禁锢感。而到了他的《石室之死亡》：

　　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角到，我便怔住

　　在清晨，走着巨蛇的身子

　　黑色的发并不在血液中纠结

　　宛如——你的不完整，你久久的慑怒

　　支撑这一条黑色支流

　　我的面容展开如云，苦梨也这样

　　而双瞳在眼睑后面移动

　　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

　　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石室之死亡》，初稿，1959)

　　最后两句的意象所发射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切断”、“创伤”、“生命无以延续的威胁、历史记忆与伤痕则继续不断”的情境，而且也是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切断”、“创伤”、“生命无以延续的威胁”和“历史记忆与伤痕不断”的回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加上当时政治气候严厉的肃清和有形无形的镇压，以洛夫的情况而言，更加复杂。他身为军人，对政府给他的照顾难免有一份感激之情，但作为一个诗人，他不得不为那份断伤和不安存真，在情绪上就是一种张力，反映在文字上自然也是一种张力。诗中的“不完整”、“黑色支流”和“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都不用解释便可以完全明白的。

　　我们很容易便也明白商禽下面两首一度被认为是难懂的诗：

　　长颈鹿

　　商禽

　　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天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
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颈鹿栏下遮巡，去守候。

　　(1959)

　　门或者天空(1965)

　　商禽

　　时间 在争辩着

　　地点 没有丝毫的天空

　　在没有外岸的护城河所围

　　绕着的有铁丝网围

　　绕着没有屋顶的围墙里面

　　人物 一个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

　　被这个被囚禁者所走成的紧靠着围墙下的一条路。

　　在路上走着的这个被囚禁者

　　终于离开了他自己脚步所筑的路

　　他步到围墙的中央。

　　他以手伐下里面的几棵树。

　　他用他的牙齿以及他的双手

　　以他用手与齿伐下的树和藤

　　做成一扇门；

　　一扇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

　　(将它绑在一株大树上。)

　　他将它好好的端视了一阵；

　　他将它深深地思索了一顿。

　　他推门；

　　他出去……

　　他出去，走了几步又回头，

　　再推门，

　　出来。

　　出去。

　　在没有丝毫的天空下，在没有外岸的护城河所围绕着的有铁丝网所围绕着的没有屋顶的围墙里面的脚下的一条由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条路所围绕的远远的中央，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推开一扇由他手造的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

　　出去。

　　出来。

　　出去。

　　出来。出去。出去。出来。出来。

　　出去。

　　出。出。出。出。出。出。出。

　　直到我们看见天空。

　　在五六十年代，台湾虽号称自由中国，但出境是控制得相当严，只有特殊阶级和通过留学考而有办法找到大笔保证金的人才有“出去”的希望，其他的人只有“空望”于“空想”，尤其是像服务于宪兵队连坐巴士到城里的钱都没有的商禽而言。加上冷战时期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名为保护台湾，事实上是绝了反攻的希望，“瞻望岁月”的重量又怎能被没有经过这种被断弃，仿佛是双重的断弃之痛的年青狱卒所了解呢?在有形与无形的镇压和禁锢下，“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推开一扇由他手造的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想走出去而永远走不出去的废然绝望完全跃然于纸。

　　像这样的文字策略，在书写之初，不完全像我回顾叙述这样条理彰明，而是极大心理压力的转化。痖弦在1981年写的《现代诗30年的回顾》说：“50年代的言论没有今天开放，想表示一点特别的意见，很难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超现实主义的朦胧、象征式的高度意象的语言，正好适合我们，把一些社会的意见和抗议隐藏在象征的枝叶后面。”“永绝家园”的废然绝望确是当时的痛伤，但他们不能说。我的《赋格》在求索的游离中突然浮出一首少年时代念过的古诗：“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也是“借语/借声”在无形的禁制下的转喻。

　　由于这种仿佛是无限期延长的禁锢与绝望，对过去的记忆，尤其是历史的记忆的追望和忧心，便占有诗人意识大部分的涌动，譬如，痖弦在时间的激流中抓住一些记忆的断片来持护他在离散文化空间中的忧惧。记忆是一种相克相生的东西，它既是一种囚禁，对流离在外的人是一种精神的压力，严重的时候，可以使人仿徨、迷失到精神错乱。但记忆也是一种持护生存意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时，还可以成为一种解放。记忆的相克相生一一囚禁与解放——在痖弦的诗中尤为显著而强烈。他大部分的诗都可以视做记忆(包括很多童年的记忆，历史的片段和人物的塑像)的重新拼合为一个完整的诗的世界来抗拒历史的流失。他的《盐》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企图。

　　二蟾嫉压根也没有见过退斯妥也夫斯。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愉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700里以外的海澹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1911年当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
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压根儿也没有见过二燎蟾。(1958)

　　诗人说：如果退斯妥也夫斯见到我们故事中的二嬷嬷，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中悲惨人生代表的二嬷嬷——和她所代表的更大的苦难和绝境，便可能被刻镌为永久的印记；
因为她或类似她那样悲渗的中国人的处境没有被像退氏那样把历史做永恒印记的大作家，这些历史、文化的记忆——现代中国历史中成千成万的悲惨人物的境遇——便势将流失，势将因为没有被书写印记而没湮没。不过诗人痖弦看见了书写了，他无异把自己与退氏比况，用记忆的书写来挽回历史文化的流失。他用了凸显事件明澈细节的省略压缩方法来叙述二缭媚因为得不到盐而盲而死的悲惨命运，这里同时投射出几个副叙述：(一)中国长久以来沿海经济与内陆经济的重大差距(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泥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
(二)1911年的革命原是要带来解放和进步的(如裹脚带拆除所象征的)，但实质上没有做到什么改变；
(三)所谓现代化，由思想到物质上的改变，恐怕只有城市化的一些地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而已，广大的农村，则还停留在启蒙之前长久的悲惨情状。

　　4.我的《赋格 》与五六+年代

　　我先说明几点：(一)((赋格》在1959年写成，离开现在相隔44年，我应该可以回顾，做分析性的讨论，但我希望读者了解，当时的我，只是22岁的青年，思潮的起伏，是依着“郁结”的驱势而行，并不如我现在分析出来仿佛有计划的写作，况且我那时还没有太多的论理思维，事实上论理思维会干预诗情的自由兴发，所以请读者在看完文章之后，好好去感应我们的诗。(二)我前面说我们“不约而同地”刻写了孤绝禁锢感、与原乡割切的愁伤、绝望、记忆的纠缠、恐惧和游疑，我们不是经过互动才互相呼应的。相同的危机产生相似的美学议程；
事实上，我是《赋格》在香港《新思潮})(我和昆南、无邪等人办的杂志)上发表、被张默、痖弦和洛夫选人他们编的《六十年代诗选》之后才认识他们的，之前可以说没看过他们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早期的，这样，我们之间的回响，更说明了危机感笼罩性之驱势。(三)我应该在这里谈谈我到台湾前在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香港，这个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对我这个刚被逐离开“亲密社群”的乡下的12岁的小孩子而言，冲击很大：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加上一种特有的文化、民族意识的空白。英国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采取利诱、安抚、麻木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制造原住民一种仰赖情结，使殖民地成为殖民者大都会中心的一个边远的羽翼，仰赖情结里还包括弱化原住民的历史、社团、文化意识，并整合出一种生产模式，一种阶级结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的环境，直接服役于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即透过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把人性压制、垄断并将之工具化的运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识的帮凶，殖民文化的利诱、安抚、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经济化商品化到一个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人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在文化领域上，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杂志泛滥着煽情、抓痒式的商品文学，大都是软性轻松的文学，不是激起心中文化忧虑的文学，其结果是短小化娱乐性的轻文学，读者只做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丢，便完全抛人遗忘里，在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的表面滑过，激不起一丝涟漪!对历史文化的流失没有很大的悲剧感，偶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声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没。反讽地，就是在这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是我的幸运，在无边的忧郁里，在当时甚为活跃的《中国学生周报》的学生聚会里，我认识当时的诗人现在的名书家王无邪。用西方的典故说，王无邪就是带领我进入诗乐园的维吉尔。我当时谈不上是个作家，更不用说诗人了，但因着他耐心的劝进，我慢慢写起诗来，更多的鼓励来自他的好友，当时被称为“学生王子”的诗人昆南，不但鼓励，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对我写诗的成长极为重要的诗刊《诗朵》，因为在办这三期的期间里，我写诗，阅读成千以上的中外诗人，选登选译，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诗人。从无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里，猛啃中外的诗人。除了在乡下小学时便开始念的《古文观止》和旧诗之外，我投入最多时间的是“五四”以来的诗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技巧：“意象内在的呼应”，“场景的变换”，“保持事务刻刻在眼前发生”，“戏剧场境的推进”，“事件律动与转折的紧扣”等(见我的《我与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一文)，帮我完成后来诗中利用音乐的驱势、气氛的凝融以达致气氛弥漫和腾腾进展涌动的效果。外国的诗人包括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拉美(Mallarme)，韩波(Rimbaud)，魏尔伦(Verlaine)，29世纪末诗人塞孟慈(Arthur Symons)，道荪(Ernest Dawson)，早期的叶芝(Yeats)，早期的艾略特(Eliot)，包括他的《空洞的人》，奥登(Auden)的《在战时》、《下午祷》，罗伦斯(D.H.Lawrence)，狄兰•汤玛斯(DylanThomas)，金斯堡(Ginsberg)的((吼)}，柯索(GregoryCorso)的《炸弹》，洛尔迎(GareiaLorea)，梵乐希(Valery)，阿波里内尔(Apollinaire)，白略东(Breton)，艾吕亚(Eluard)，苏白维尔(Supervielle)，圣约翰•淮斯(St一JohnPerse)，亨利•米修(Henri Miehaux)，杭内•沙尔（ReneChar)和里尔克(Rilke)等。在这些现代诗人的作品里逐渐提升出来一些语言的策略，可以帮我在香港殖民办证下特殊现代性激荡的经验里找到一种抗衡的起点。简单地说，西方现代诗为抗拒“分化而治”和知识、人性的异化、工具化、隔离化、减缩单面化的现行社会为了要从文化工业解放出来，并设法保持一种活拨、未变形的、未被站污的诗，他们要找回一种未被工具化的含蓄着灵性、多重暗示性和意义疑决性浓缩的语言。

　　当时我站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冥思游疑，“追索”、“求索”，我是带着《诗朵》时期以来这些人的诗的语言策略，进出于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的时空，做文化历史声音多重的回响与对话，一面，利用古典语汇、意象、句法的重新发明，利用中国诗所重视的呈现的方式—让视觉意象和事件演出，让它们从自然并置并发的涌现代替说明，让它们之间的空间对位与张力反映种种情境与状态来表出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的方式—融合西方现代诗提供的含蓄多义浓缩的语言来驯服凌乱的破碎的现代中国的经验。

　　痖弦在《六十年代诗选》序上说：“叶维廉是我们诗坛一向缺乏的具有处理伟大题材能力的诗人，在中国，我们期待‘广博’似较期待‘精致’更来得迫切。”这个评语我不敢当，但“广博”确是驱使、笼罩我当时创作的心境，“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愈，民离散而相失兮……去故乡而就远……”应该是以史诗的气魄去写它的。在这首诗的情况，我选择了近似西方交响乐的结构来呈现中国的情与景，也是文化争战融合的一种试探。《赋格》这个题目取音义译自Fugue，意大利文是Fuga，意为飞翔或飞逸，是一种复音乐曲(亦译为“追逸曲”或“遁走曲”)。罗伦士•亚伯论巴哈的Fugue时指出，有几个主题，分别插人，像回音般应合着，和弦并不完全，可能只有一两个全音程较明显，第三个全音程要靠听众要想象加人。以上是我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思迹与美学的线索。至于这首诗里面历史记忆文化破碎意象的侵人缠绕，凝融中心的缥缈无着，生死的漂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东冲西撞的求索，追望，失落，搅痛，伤情到仿徨问天……就不一一说明了，我就把诗附在后面让读者慢慢穿行吧。这样的“郁结”在《赋格》到《愁渡》间的作品最为浓烈，在1970年吐血割胃后，风格数度改变，其间，因着妻子慈美，我们共游了台湾和台湾以外不少美丽的山川，也曾写下不少农村山光水色，但我始终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郁结”。

　　「附〕

　　赋格

　　叶维廉

　　其一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

　　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

　　带来边城的故事；
呵气无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默，投下了

　　胡马的长嘶，烽火扰乱了

　　凌驾知识的事物，雪的洁白

　　教堂与皇宫的宏丽，神抵的丑亭

　　穿梭于时代之间，歌曰：

　　 日将没

　　快，快，不要在阳光下散步，你忘记了

　　龙祭的神谕吗?只怕再从西轩的

　　梧桐落下这些高耸的建筑之中，昨日

　　我在河畔，在激激水声

　　冥冥蒲苇之旁似乎还遇见

　　群鸦咏衔一个漂浮的生命：

　　 往那儿去了?

　　北风带着狗吠弯过陋巷

　　诗人都已死去，狐仙再现

　　独眼的人还在吗?

　　北风狂号着，冷街上，尘埃中我依稀

　　认出这是驰向故国的公车

　　几筵和温酒以高傲的姿态

　　邀我仰观群星：花的杂感

　　与神话的企图——

　　 我们且看风景去

　　其二

　　我的手脚交叉撞击着，在马车的

　　狂奔中，树枝支撑着一个冬天的肉体

　　在狂奔中，大火烧炙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荫道融和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一排茅房和飞鸟的交情围拥

　　我引向高天的孤独，我追逐边疆的

　　夜祷和毡墙内的狂欢节日，一个海滩

　　一只小猫，黄梅雨和羊齿丛的野烟

　　那是在落霜的季节，自从我有力的双手

　　抚摸过一张神圣的脸之后

　　 他站起来

　　模仿古代的先知：

　　 以十二支推之

　　 应验矣

　　 应验矣

　　我来等你，带你再见唐虞夏商周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典籍

　　我们是互广原野的子孙

　　我们是高峻山岳的巨灵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荧惑星出现，盘桓于我们花园的天顶上

　　有人披发行歌：

　　 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

　　 奈龟山何

　　薰和的南风

　　解慑的南风

　　阜民财的南风

　　 孟冬时分

　　 耳语的时分

　　 病的时分

　　大火烧炙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出站入站：错位、郁结、文化争战205荫道融和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我们对盆景而饮，折苇成笛

　　吹一节逃亡之歌

　　其三

　　君不见有人为后代子孙

　　 追寻人类的原身吗?

　　君不见有人从突降的瀑布

　　 追寻山石之赋吗?

　　君不见有人在银枪摇响中

　　 追寻郊谛之礼吗?

　　对着江枫堤柳与诗魄的风和酒

　　远远有峭壁的语言，海洋的幽阔

　　和天空的高深。于是我们忆起：

　　一个泉源变作池沼

　　 或渗入植物

　　 或渗入人类

　　 不在乎真实

　　 不在乎玄默

　　我们只管走下石阶吧，季候风

　　不在这秒钟；
天灾早已过去

　　我们来推断一个事故：仙桃与欲望

　　谁弄坏了天庭的道德，无聊

　　或谈谈白鼠传奇性的魔力……

　　 究竟在土断川分的

　　绝崖上，在眸晚梁俪的石城上

　　我们就可了解世界吗?

　　 我们游过

　　千花万树，远水近湾

　　我们就可了解世界吗?

　　 我们一再经历

　　四声对仗之巧、平仄音韵之妙

　　我们就可了解世界吗?

　　走上争先恐后的公车，停在街头

　　等一个无上的先知，等一个英豪

　　骑马走过—— 多少脸孔

　　 多少名字

　　为群树与建筑所嘲弄

　　 良朋幽邀

　　 搔道延伫

　　夜 洒下一阵爽神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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