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

　　【内容提要】正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尤其在哲学思想上的区别，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 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
2.“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 不同；
3.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
4.“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 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
5.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个性分野及其影响。

　　【关 键 词】马克思；
恩格斯；
哲学思想；
区别

　　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传统，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看成 是彼此难分的“一整块钢”，不仅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堪称人世间最伟大友谊的楷模，而且两人的思想也完全没有不可忽略不计的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研究(如科拉柯夫斯基和诺曼·莱文等人)早已注意到了差别的方面，即试图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思想上的距离。由于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些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无疑带有歪曲的成分，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认识”也不乏某种借鉴作用。国内哲学界近些年来也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应该承认，这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实，把两个人的思想完全看成是一回事，是不切实际的，它无异于一个神话。如果不能正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尤其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别，就难免既误解马克思又误解恩格斯，对于正确把握和领会他们各自的思想都是一种妨碍。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的区别究竟何在?目前学术界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笔者愿就此提出几点初步看法，参与讨论。

　　一、“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的视野上存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超验和经验的分野。选择一 种怎样的视野来建构哲学，无疑具有前提性的意义。由于视野上的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致思取向。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超验视野，笔者在有关论文[1]中已经做过初步分析和证明。这里只是想提供一些新的证据，并做出某些补充说明。青年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开始求学时，是一个“纯理想主义”者。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的自我定位。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到了柏林以后，……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
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

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2]。这种“纯理想主义”把马克思推向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他遇到的是“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巨大对立。这种分裂所凸显的超验性问题必须有一个哲学上的了结和安顿。于是，当时的马克思不得不把“写诗”仅仅作为“附带的事情”，而“首先渴望专攻哲学”[2]。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总结道：“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2]。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从纯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但即使在这一转折时刻，他仍然强调自己重读黑格尔（所谓“再钻到大海里一次”）的必要性和意义：这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2]。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因回到现实而放弃超验性立场(“纯理想主义”就是其具体表征)，他仅仅是不满意于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对现实的关系的颠倒罢了。所以，马克思只是致力于探索超验性的实现方式，而决非否定超验性规定本身。

　　后来，在《博士论文》的附注中，马克思又写道：“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2]。这再次表明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向及其实质。不过应该承认，此时的马克思尚未找到自己的真正出发点，因为他仍然在“应有”与“现有”之间徘徊。但马克思并没有忘怀超验性的旨归，他指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2]。1842年4月，马克思说了类似的话：“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思想实质的标尺，而不应当陷入片面和庸俗经验的迷宫，否则任何经验、任何判断都没有意义了：青红皂白，一律不分”[3]。因为经验的实证视野及其所得出的事实判断，并不具有批判的本性和能力。它的价值中立性使其必然陷入保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3]。所以，批判必须有另外一个来源。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所以是保守的，当然有利益上的考虑等原因，但一个不自觉的原因乃是它们选择的实证视野和经验立场所固有的局限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为什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了。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苍白，不在于他没有“批判”现实，而在于他仅仅满足于“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4]。那么，费尔巴哈为何难以超越这种局限呢?要在实有层面上扬弃现存事物 ，就必须诉诸实践；
要在应有层面上扬弃现存事物，则必须进入超验视野。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得很清楚：“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5]。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费尔巴哈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后来所曾达到的高度。青年马克思不满足于“应有”，但又不愿与“现有”妥协。例如他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虽然比“应有”与“现有”的关系更具有始源性的基础尚未被当时的马克思揭橥出来，但他对超验性的领悟却已经成为某种自觉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言外之意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 这种对超验性的追求。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关于理想社会的揭示就很清楚。马克思把“自由王国”作为物质生产领域这一经验世界的“彼岸”规定，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超验性质。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在哲学上选择的是经验的视野和立场。应该说，他对哲学的建构从未离开过科学的范式。以物质本体论为标志的哲学体系，构成恩格斯整个思想的内核。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6]。“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同样是恩格斯的哲学立场。显然，自然科学的视野与物质本体论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亲和性。这一点首先最典型地表现在被马克思称为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马克思把他作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7]。培根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种双重角色意味着他的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同他的哲学上的经验论立场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再如，前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存在着所谓“实践派”与“辩证法派”的分歧，前者更能够体现马克思思想的特征，后者则更能够体现恩格斯思想的特征。辩证法派是指本体论主义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值得注意的是，辩证法派的成员除了哲学家外，还有和《辩证法》杂志关系较密切的自然科学家。富有象征意味的是，《辩证法》杂志编辑部就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自然科学数学系，而非哲学系。辩证法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尚·涅德尔科维奇在电工系任教[8]。这也不是偶然的。列宁就曾说过：“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9]。正是这种亲和性，决定了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0]。当然，这里的“唯物主义”只能是那种以物质本体论作为其前提和特征的唯物主义。

　　应该指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是物质本体论的，具有实在论的特征。实在论(特别是朴素实在论)的观点是符合常识的，它往往成为人们以经验的方式同经验世界打交道的有效方式。笔者在有限的意义上同意R·S·科恩对实在论的澄清，他写道：“‘唯物论’或‘实在论’将指任何有关在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先于认识)的前后一贯的学说”[11]。其实，严格地说，只有恩格斯所界说并主张的唯物主义才是同实在论具有等价的关系，从而可以相提并论。马克思所谓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并不具有实在论的含义。一般地说，实在论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把实在同现象相区分，认为实在构成现象的基础；
二是实在的规定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朴素实在论则是“大多数普通人对于世界所持的一种常识。照这种观点，外在世界由诸如岩石、树木及它们所具有的性质构成。世界的存在和发展独立于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我们的感觉像镜子一样如实地反映这个世界。这种观点也不加批判地认为我们有能力认识世界”[12]。按照列宁对恩格斯有关思想所作的简单明快的概括，就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9]。列宁还指出：“从恩格斯的话中，最明显不过地可以看出：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在的存在是在人的‘感性知觉’、印象和表象的界限之外的”[9]。关于对“实在论”这一称谓的看法，列宁说：“在这里，实在论这个术语是在唯心主义的对立物的意义上使用的。我照恩格斯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只使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并且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术语，这特别是因为‘实在论’这个词已经被实证论者和其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糊涂虫们玷污了”[9]。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列宁的说法，之所以不使用“实在论”这一名称，主要是因为有人对它的滥用，而并非因为它的本来的所指。

　　由于选择了实证的和经验的视野，恩格斯只能把哲学同科学的关系了解为抽象程度上 的差别，而非性质上的不同。因此，它把唯物辩证法界定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3]或“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10]，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此一来，哲学只是抽象程度更高，但最终仍然取决于经验的实证科学的学问。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恩格斯的思想那里，是难以容忍超验性规定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值得注意，即恩格斯对康德“绝对命令”的讽刺和揶揄。他在《终结》中写道：“……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10]。马克思则在谈到康德的“共和国”理想时说：“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4]。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否也作为这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二、“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

　　笔者认为，如果说马克思更强调“存在决定意识”，那么恩格斯则更侧重于“物质决定精神”。而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

　　在对意识(精神)的来源和理由加以解释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某种不同的。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显然，马克思在对人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实际生活或人的实践活动这一哲学视野和立场的确立中，找到了超越“抽象的经验论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可靠基础。前者由于仅仅满足于对历史进行外在的经验直观，从而不可能发现历史的内在逻辑，只能把历史描绘成“一袋马铃薯”。后来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进一步重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
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13]。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是在谈道德和法的时候论述自由的，他所提供的自由观显然是建立在对自然律的正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进而把人的意志自由归结为基于认知而作出选择的能力。诚然，从形式上看，黑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的，但黑格尔是在绝对精神认识自身所内在地固有的必然性(其实不过是“当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他说：“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24]。这种必然性不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而是“真正内在的必然性，因为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24]。因此，黑格尔的自由观同恩格斯把自由了解为对纯粹外在于人的自然律的自觉把握，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恩格斯自由观的这种认识论取向，决定了它只能囿于作为此岸性的经验世界。

　　应该承认，上述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预设了恩格斯的自由王国思想。即使恩格斯在从历史观的角度阐述“自由王国”思想时，也主要是着眼于“认识”规律的意义，而没有马克思那种克服异化，从而实现由外在必然性向内在必然性转化，以达到人的自我支配的含义。要想更充分地了解恩格斯关于“自由王国”的思想，就必须考虑他所提出的“人”的“两次提升”的观点。在谈到“自由王国”时，恩格斯的确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规定提出来的。对此，联系恩格斯关于人的“两次提升”理论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但问题在于，恩格斯最终仍然把它归结为一个认识论问题，因为他认为无论是人的异化的克服，还是私有制的历史扬弃，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人们解决认识论上的自由创造了历史条件而已。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解放，必须以人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为其根本标志。这样一来，自由王国就不再是一个“彼岸”的规定，而仅仅是一个“此岸”的规定了。在《自然辩证法》“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10]。恩格斯所谓的“自由王国”实际上就是指“人”的第二次提升，即“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而它的实现意味着那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的建构。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建构在主观层面上有赖于人们对社会规律的正确认识，因此取决于科学认知。这是实现“有计划”、“自觉的”组织社会生产的绝对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自由王国”思想所体现的仅仅是一种认识论视野。显然，人从自然界中的提升，亦即由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是借助于对自然过程的认知而不是通过价值存在的确立实现的；
人从社会组织中的提升，则是借助于人对社会(历史)规律本身的正确认识，而不是通过人的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的最后解决实现的。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3]。“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3]。由此可见，恩格斯提出的人的两次提升思想和与其内在相关的自由王国思想，主要是着眼于“认识”的层面，即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这一认识论角度。

　　五、马克思与恩格斯：个体性的分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气质、禀赋、知识背景、语言风格之分野，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哲学建构。恩格斯始终难以摆脱科学实证视野的束缚，而马克思的诗化取向则更适合于真正的形而上学立场的表达。

　　“文如其人”，思想亦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该人的个人气质和性格。对此，费希特早就指出过了。关于马克思，根据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看法，“马克思具有丰富的诗意的想象力。他最初在文学上的尝试就是诗。他的夫人曾小心地保藏着她丈夫少年时代的诗作，但不给任何人看。马克思的父母本打算要自己的儿子作一个文学家或大学教授。在他们看来，他献身于社会主义鼓动并专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这种学问当时在德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乃是辱没了自己。”[26]由此可见，马克思在亲人眼里的确有文学天赋，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而不是那种缺乏热情和激情的冷冰冰的刻板的书呆子。青年马克思曾一度想成为一位文学家或诗人。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已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浸染，他推崇诗人歌德、席勒、海涅等。在波恩大学这一德国浪漫主义的堡垒听过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的讲课[2]。马克思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的反省，从一开始就带有诗意的眼光。谁能够怀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隐藏着席勒《美育书简》的影子呢?超越实证的视野、追求超验的理想，恰恰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正是这些才使得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可能。正如马丁·亨克尔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批判’”[27]。

　　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禀赋和气质更接近科学家，他的知识结构和修养也主要在于自然科学。据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明哲智慧，丝毫没有浪漫和温情的色彩”[26]。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回忆，“正如他的朝气和善良一样，恩格斯的多方面的才能也是令人惊异的。他哪一样也不外行。他精通自然科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战术”[26]。当有人问及哈佛大学哲学教授H·普特兰“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哲学是否做出过重大贡献”时，他列举出来的唯一人物就是恩格斯。普特兰说：“我认为恩格斯是他那个世纪内最有科学素养的人之一。他虽然作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但他的科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他写的那本关于科学哲学的巨著《反杜林论》虽然包含了一些相当奇怪的观念——顺便说说，有些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但在许多方面(别的且不论)是一本关于科学哲学的合理的书。但另一方面，这本书中合理的成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哲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规范的科学哲学的影响。书中的论述是相当成熟的，与穆勒主义的论述没有多大的不同，尽管恩格斯公开声称他不喜欢穆勒”[28]。恩格斯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评价，与他的深厚科学修养具有内在关系。

　　应该承认，在自然科学的造诣和修养方面，恩格斯要比马克思深厚得多。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著作所涉及的自然科学内容就不难发现，作者几乎掌握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能够掌握到的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前沿知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显然要逊色些。1853年10月，马克思在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一封信中，曾经以称赞的口吻写道：“恩格斯……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29]。其实，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这个评价尤为恰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恩格斯的文本争议和歧义较少，而马克思的文本则相反。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恩格斯的语言表达严谨精确，更接近科学语言的范式，而马克思的则更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从而也就更容易引发不同的解读的可能性。

　　上述诸方面的因素，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之区别的重要变量。究竟如何恰当地估价这种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考量，但它们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重要前提，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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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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