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客观历史，一个幻觉——“历史的贫困”之一

　　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我认为今天的人并不比

　　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早就被弄瞎了。

　　——尼采

　　去年写了一篇应景文章，《试论“情景再现”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文章虽是应景之作，问题却是我一直关注的。文章从百家讲坛对历史教学的冲击现象谈起，提出：“百家讲坛的兴起及其引发的求知热潮，直接质疑着‘大学历史教育危机’的说法：究竟是大学历史教育出现了问题，还是历史教育模式需要更新？”

　　文章本身是谈教学的，自然不出教学范围。如果将视野稍微放宽，问题关涉其实远非“教育模式”，而可说是史学的危机、是学术整体危机的症像，通过历史学呈现出来。历史教科书连篇累牍却千篇一律；
历史叙述细节繁复却千面一孔；
历史读物如秋风中的茄子，干扁乏味，没营养没生趣；
历史议论煌煌高放却无非教条照搬，生硬霸道；
强迫那些年轻脑袋记忆的历史，只剩下抽象的人名、地名、概念、规律；
历史的鲜活、生动、历史的美丽与魅力在这样的教科书中顿失，有血有肉的人物成为令人生畏的白骨，岂非咄咄怪事！

　　尽管很多人在反思，但能够深识别见、洞察内理者却令人遗憾的寥寥。这种反思的苍白本身就值得反思且必须反思，现代人其实早就丧失了反思能力了，还有何说！不如就让这些苍白留给后人去嘲笑吧，让后人去复哀后人且使后人复哀吧。我们这些思想着的，如果还想摆脱这样“哀复哀”的循环，是该听听那些先哲们的声音了。

　　该听听被某些人宣称为“疯子”的哲人尼采的声音了！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疯子”尼采就已经深刻洞察到这一问题，且先知般的发出警示：他指责那些没有个性的历史、没有灵性的历史是“人形的纲要”，是“被具体化了的抽象”；
他们不是人的历史，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他预言，这样的历史将是对人类的最大暴政，对人类的最后奴役。只是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些聪明的人类，正在忙于显示自身的实力，科技的、军事的，正在忙于杀戮、忙于革命、忙于宣示人类对自然的主宰，无暇侧耳倾听这位先知的预言。人类太忙了啊，哪有时间来听一个疯子的狂言呢！

　　好在还有一些闲人，比如能耐心读完这篇引介性文字的诸君；
好在还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平庸。那么这篇文字就算是为他们而写，或者只是为尼采的热爱者，为自己而写

　　——题记

　　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针对的是所谓的“客观历史”。

　　何谓“客观”？尼采说：

　　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单纯的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他们认为所有不把这些流行观念当做准则的历史著作都是主观的。

　　这是一个幻觉，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很坏的神话，尼采如是说。

　　这个幻觉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历史学家的僭越与人类的僭越！这正是现代人类最大的罪恶，是人类至今还没有忏悔过的痛苦之源。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影响。

　　历史学家自以为可以摆脱历史的束缚，可以超然于历史之外、历史之上。这是怎样的狂妄与僭越呢！没有一个人不是历史的产物；
也没有一个人的个性、心智不是在历史之中养成；
没有一个人的知识不是在历史之中获取，甚至连历史学家们看待历史的所谓的专业方法，技术的或者那些自命为“科学”的，都是历史所赠予。作为个体的人，又如何能超越历史，不受历史的影响？

　　但现代史学家们，尤其是那些以建立“客观历史”为使命的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们，却相信自己可以站在人类之外、历史之外，来建立一套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规律，建立人类命运的必然命题。对于这样的“伟大者”，尼采赠予他们两个外号，“冰冷的知识魔鬼”和“宦臣”——一个不男不女的“中性人”。

　　试看看尼采给他们的画像，是否独得神韵？

　　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正之人手握正义天平时不再颤抖，他不动声色地在与自己相对的那一边加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一点也不花，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也不中断。

　　读读我们的“客观历史”，那背后隐藏着的历史学家们，是否正是这样一幅冷静而理智的审判者姿势，在那么“客观”的审视着历史事件与人物？仿佛他们与这些人物与事件没有干系，他们不需要回避；
仿佛他们已经受邀坐在最高的审判席上，俯视着人类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一览无余；
仿佛他们是最后的与最终的权威，人类过去的一切都要摆放在他的脚下，经受他的权衡；
仿佛他们拥有最完善的美德与最高的智慧，可以看透人类肉体之内的所有动机。那有罪的，站到我的左边；
那为善的，站到我的右边！他们对着人类，发布善恶两决的命令。

　　他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可怜的人！

　　这是怎样的狂妄与大胆呢？这岂不是对上帝权能的僭越？！

　　我们谁拥有如此的权能，可以审判人类？

　　谁有资格坐在人类最后审判的席位上？

　　那审判者，如果不是僭越者，就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公正与全能。那审判者，必要高于被审判者，审判才能是有效的。“你必须比那些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尼采如是说。

　　后来者岂能居上？！这是人类的大宪章，人类的最后法律，所谓的自然秩序！但那些客观史学家们，却自以为可以“后来居上”！这样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幻觉，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近乎疯狂”，那就只可能是僭越！

　　而“魔鬼”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疯狂的，它也不惧怕僭越上帝的权能。

　　这些“冰冷的知识魔鬼”！

　　——他向四周散布一种可怕的、超凡的、冰冷的庄严气氛，让我们害怕，而不是尊敬。

　　——他已试着从一种草率的疑惑上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肯定，从一种少见的宽宏大量上升到了一种最少见的——正义的美德，他从一开始就变的更像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像一个可怜的人。

　　其实，所谓“客观”、“中性”之类，无非是这些历史学家们自己已经沦为“中性人”的症状。在一个真正的“可怜的人”看来，这样的“中性”是“中性人”的中性；
而这样的历史学家，无非不男不女：“他们是一群宦臣，而对宦臣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是女子本身，永远无法接近。而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自身永远不能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十分‘客观’的，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

　　所谓“永恒的客观”，或者说“纯粹中性”的历史，就是这些“冰冷的知识魔鬼”，这些“中性的”历史学家们们的造物。既然如此，那就让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人去完场他们那没有生命力的历史吧。

　　没有生命力的“历史学家们”在没有生命力的历史中，总是需要发现“客观规律”、发现“必然性”的安慰的。因为它没有别的寄托，只能靠幻觉维持生命，苟延残喘。其实，所谓的“必然”、所谓的“规律”，有谁又不知道那是一种“客观”视野的幻觉呢？

　　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是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想到一起，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首先假定，如果各个物体之间还不存在统一性的话，就必须将统一性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对艺术的冲动——而不是对真实性或公正的冲动。

　　“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开始离开盲目的偶然性和无规则的自由，而充当一个和谐整体中的一员——这个整体当然只是在被描述时才显出了”，尼采引用席勒的话说。在这样的历史“描述”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做着艺术家的工作，却拒绝承认自己的作品，如同那些没有勇气的破落贵族，不敢面对自己的私生子一样。为了拒绝承认，他们只能没完没了修改历史；
为了掩饰耻辱，他们不得不改变过去，以适合现在。为了维护“尊严”，或者说“权威”吧，他们必须动用“权力”，凡不能改变的，就让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凡无法抹杀的，就试图控制那些人们的记忆；
凡无法控制的，就搅浑它，让你们陷入混乱，至少要他失去辨别……留下的，于是就只有一种历史，只有一种叙述，只有一个声音，所谓的“客观历史”于是诞生了。

　　客观性要求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阴谋”，是科学主义话语的产儿。是妄图将历史“科学化”的冲动与知识的幻觉。这正是现代性，科学统治时代的特点，一种畸形的欲求。它造成了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造成历史、知识对生活的统治，而不是相反，历史、知识为生活服务。这样的僭妄乃是“因科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成科学而改变”。

　　在科学统治的时代，知识不再是手段，竟然获得了自己的目的，而生活从此屈服于其下：

　　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限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时间的明显联系变得模糊了，而通过时间无法衡量的整体过程，这种模糊又伸展开来。没有那一代人看过这样一出由“宇宙进化的科学”——历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剧。历史以其危险而大胆的箴言——为真理而牺牲生命——演出了这出喜剧。

　　这其实也是对历史的扼杀，一种客观的科学的历史，一种领会了历史最终意义的历史，不仅是一种幻像，更是对历史中偶然性、多样性以及开放性的封锁，对世界多元与意义的窒息。历史，作为人类的意义系统，于是便终结了，历史的科学化过程，其实质就是历史的自我消亡，人类的意义的终结过程——

　　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对于已人世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苍白无力。

　　其实，尼采历史哲学的主要对话者就是黑格尔，这个妄图建立“世界历史”体系的雄才霸主，这个哲学界的拿破仑。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提醒——

　　我相信，在本世纪德国文化的进展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能比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更为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的、贬抑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把我们的迟到者变成了神，变成了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悲哀当做是世界历史的完场，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

　　对于不太了解近代德国历史的读者们来说，理解这一段话可能太难了些。其实，在分析所谓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等问题时，就已经触及到这样的问题。“客观历史”建立者的基础，无非是将“后到者”想象成“最高者”，想象成“审判者”的假象。而这真是近代德国民族的情感历程。由于近代德国的四分五裂，由于这个民族的屈辱与苦难，无论是其自我认识还是他人的评判，德国民族都被定位为欧洲历史上的“后来者”、“追随者”——“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的民族，我们所有较高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和基督教的不朽精神。”

　　“追随者”形象，给德国民族带来的是深层的屈辱与折磨，但也带来了无限的憧憬与希望，带来了对未来的幻想，正如自卑者的背面必是自傲一样。在这份化解不开的追随者屈辱背后，是德国民族的那高昂的头颅，那种后来者必将成为最高者的悲情，那份“后来居上”的豪气，那份“天命”——世界历史——所寄的沉毅与耐心。历史，在黑格尔的笔下，于是如同神，如同上帝本身一样，从西欧东来，最后停驻在德意志的天空下，这里是世界历史的最后停驻地，也将是世界历史的顶峰，世界历史，或者说“理念”的最后完成。于是历史得到了最完美的形式、最高级的体现与最后的归宿。“那最后者将成为最先者，而那最先者将排在最后；
那卑下者将坐得最高，而那高高在上者将被扔到座位底下，接受全能的审判”，基督的语言就是这样融化在德国民族的血液里，成为德国哲学的精神底蕴。

　　看看尼采那略带嘲讽与悲伤的隽语：

　　这是一种将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顶点了，因为它第一次自觉地表现了它自己。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两位人类思想的巨人，同属于德国谱系，自然也传承了德国民族近代以来的精神症像。在马克思这位继承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无非是词汇的转换：黑格尔世界历史中的“德意志”，变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中的“无产阶级”。其余的，客观还是那个客观，规律依然是那个规律，单线进化的世界历史进程，还是那个世界历史进程。辩证法虽说被颠倒过了，但那玄学天空中的神祗，却被拉入地面，开始了它世俗的统治。这样，世界历史就越过了黑格尔的肩头，——黑格尔笔下那“迈阿密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就变成了马克思笔下“一个幽灵”、“一个巨大的幽灵”、一个在欧洲上空徘徊的“幽灵”了。而这个“幽灵”，在马克思之后，已经再次越过马克思那比阿尔卑斯山脉更高的肩头，飞扑远东，飞扑迷雾一般的神秘中国，世界历史开始向东方挺进，挺进，再挺进……

　　尼采自然无非预知马克思的降临，但他那天才的洞察却早已宣告了黑格尔继承人的降临。在黑格尔之后，“历史力量”取代了上帝，成为最后的神，最后的膜拜之地。“上帝死了！”没错，但一个比上帝更加强大的力量开始随黑格尔的猫头鹰飞升，一个比上帝更弥散的力量——“一个幽灵”——将取代上帝统治人类。

　　上帝死了，但神永在！

　　既然历史是客观的，既然客观历史是必然的，既然必然的世界历史无可违抗，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惊叹与崇拜了——

　　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我们现已发现的、有特征的实用词语‘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的一种偶像崇拜。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大多数意见。这种力量牵动着拉绳，他的四肢才正确地做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的到来都有一种“合理的必然性”，且每一个事件都显示出了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

　　……

　　这样思考历史是一所多么好的训练礼貌的学校呀！客观地对待每一件事物，对什么都不恼不爱，对什么都理解——这会让人变得温顺柔和。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长大的人公开地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憎恶与景仰，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这，就是“客观历史”的功能，是历史的贫困之源。

　　2009年2月27日

　　《近代人物与社会转型》 第一讲

　　2009年2月28日整理

　　于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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