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新五四，新任务

　　1919年五四运动面临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救亡已不是主要任务。但启蒙的任务仍然艰巨。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高举启蒙的旗帜。如果说90年前主题是启蒙和救国，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启蒙和强国。启蒙是强国的必要条件，强国是启蒙的充分条件。没有启蒙，强国就是一个梦；
要强国，启蒙是必须的。

　　什么是启蒙？从语源角度看，所谓启蒙，乃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是实事的揭蔽和显示；
在英文中，“启蒙”即“enlightenment”，是直接从“light”（光）这一词派生出来。尼采说：“希腊人在他们的日神身上表达了这种经验梦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者"，是光明之神。”（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页。）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这个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人们在没有别人的指点时，无力使用自己的知性。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己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当没有别人的指点时，他缺乏使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要勇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口号。”（「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69页。）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西尔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他说：“启蒙运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美国学者托马斯·奥斯本认为：“从最宽泛、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启蒙指的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启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首先在自由的名义下，理性被运用于人类既存现实的各个方面。”（「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版，北京，13页。）“关于启蒙的任何最基本意义上的社会学似乎都会坚持认为，启蒙理想是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处于启蒙阵痛阶段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知识时代，也许是一个知识社会。”（「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版，北京，41页。）

　　福柯认为，启蒙的观念，总是冒着成为教条的风险。一旦成为教条，它就不是针对启蒙的启蒙------最好不要将它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教条，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气质，一种退出（Ausgang）或逃离的意愿------或者只是持续进行。（「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版，北京，23页。）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第1版，上海，1页。）

　　笔者认为：启蒙实质就是国民性的改造。

　　历史越悠久，国民性的沉淀就越厚重，国民性对发展的阻碍就越大。

　　在中国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从长期看，国民性本身也是制度的产物；
另一方面，从短期看，厚重的国民性对制度建设是一个严重阻碍。

　　中国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的过程，从人文精神方面看，实是一部破坏和倒退史。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子主义、血缘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权威主义等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诚信意识越来越淡薄。所以，中国发展，必须制度建设和精神建设双管齐下，必须重视启蒙。

　　启蒙有两种：一种是官方主导的启蒙，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都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启蒙；
一种是民间主导的启蒙，如五四运动等。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出于强国的目的，也会有意识推动启蒙进程。官方主导的启蒙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统治，其推行方式具有权威主义特征。民间主导的启蒙主要目的是社会大众的福利和权利，自由主义行为方式是其主要的表现特点。一方面，官方主导的启蒙可诱发民间主导的启蒙；
另一方面，民间主导的启蒙也可推动官方主导的启蒙。

　　知识分子是启蒙的最大可能主体。一是权力所有者是利益既得者，对启蒙没有动力。二是一般大众缺乏启蒙的能力，主要是知识的贫乏和迫于生计的压力及行动的限制。三是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决定了知识分子具有启蒙的愿望和动力。另外，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知识分子具有启蒙的能力。对知识的追求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启蒙实质也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过程。

　　启蒙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一个人性、理性、诚信的社会。爱是人性的灵魂，所以有人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理性是效率的前提，所以有理性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诚信是秩序的基础，所以有诚信社会发展就有秩序。人性、理性、诚信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构件。启蒙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自由、平等、博爱必须要建立在人性、理性和诚信的基础上。否则，自由、平等、博爱就有可能是伪的，而不是真的。自由若失去了人性、理性、诚信，自由就只能是动物的自由。平等若失去了人性、理性和诚信，平等也就只是封建等级式的平等。同样，爱也不能失去人性，失去人性的爱客观上也是不存在的。

　　康德认为：“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确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只要赋予了自由，启蒙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因为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认定是大众的监护人中间，也总会有某些独立的思想家，他们在从自己的肩上，扔掉了不成熟状态的枷锁以后，就会散播那种合理评价自身的价值，以及为自己思考是每个人的天职的精神。”（「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71页。）

　　这里笔者认为，自由固然重要，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自由是启蒙的一个要素，但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自由是一种手段，但自由的目的是平等。伏尔泰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
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注：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表现为对别人自由的自由剥夺。在启蒙的进程中，平等是比自由更重要的范畴。而比平等更重要的，就是人性、理性和诚信。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启蒙的过程，所以启蒙是持续的，不是间断的。

　　启蒙有可能导致伪启蒙。主要原因是；
一是启蒙者本身是利益追求者，启蒙者不是超人，也要受自身利益的约束，这对启蒙的方向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启蒙进程有可能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和左右；
三是被启蒙者觉悟性不高；
四是内忧与外患结合。伪启蒙有可能导致的结果：一是催生集权专制；
二是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启蒙的结果取决于综合因素。启蒙与觉悟要有机结合。启蒙是外在的，觉悟是内在的。觉悟有时比启蒙更重要。启蒙至少要与觉悟要同步，否则，启蒙的代价是高昂的，启蒙者就只能是为被启蒙者提供人血馒头的材料。另外，启蒙也要与众多其它条件配合推进。政府、制度、外在环境等都是影响启蒙结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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