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从生态学看许纪霖

发布时间:2020-06-19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纪霖在当代中国学术版图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在上海的学术板块中,极其重要。尽管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如陆谷孙、朱维铮、葛剑雄、朱学勤、萧功秦,但在两岸三地的学术版图中,依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说起来,与许纪霖先生颇有缘份。本人198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定同情的了解。能够看到《北京晚报》和《人物》,对我而言,构拟民国生态,还具有很大难度,形形色色的民国人物的逸闻趣事,掌故旧闻,不断跑到我的大脑中。正当我对民国文化人感兴趣的时候,许纪霖先生崭露头角,在《走向未来》丛刊、《读书》不断发表见解。意识形态硝烟并没有在知识界散尽,许纪霖清新可喜的论文,读来趣味盎然,回到宿舍惊呼:一颗学术新星冉冉升起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惊呼的时候,其实许纪霖已经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民国史,原来,坐在教室前排那位儒雅的进修生,正是许纪霖。宿舍既有上海阿拉,也有许纪霖的“粉丝”——陕西学友。别看我早就注意到许纪霖的文章,但是,不幸正患『交往综合症』,尽管平易的许纪霖,经常来到我的宿舍,谈些学问,但我并没有怎么正面接触。陕西学友接触到许之后,很受许纪霖的熏陶,不久就写出瞿秋白的文章,后来经过许的推荐,登在《走向未来》丛刊。这对我刺激很大,自己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写出一篇《陈独秀先生祭》,恩师萧延中先生推荐到《走向未来》丛刊,未果,后来,孔令琴女士联系上海青年,这是本人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东西,获得稿费120元。顺便说一下,当时我已经分配到北京南郊的一所学院,月工资不到95元。

  许纪霖在1988年暑假之前,回到上海,到北戴河参加郑也夫先生主持的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携孔令琴女士在北京中转,曾经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宿舍,陕西学友欣喜异常。印象中,许先生回到上海后,参加上海市十大青年的评选,是否榜上有名,不大清楚了。

  1988年前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风云激荡,王元化先生操持之下,《新启蒙》云蒸霞蔚,许纪霖与陈奎德、萧功秦参与其中。陈奎德获得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支持,操办《知识分子》刊物,许纪霖转会来到华东理工,大概呆了七八年,转会上海师范大学,最后回到母校—华东师大。许纪霖的士大夫情结,比较浓厚。

  八十年代确实值得怀恋,政治和文化都比较清明,具有一点文艺复兴的气象,公共空间,不一定必先在小。第五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许纪霖写几篇知识分子心态的论文,就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记不得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是看着许纪霖冉冉升起的。

  许纪霖难能可贵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在没有足够学术积累的情况之下,就功成名就,所以,对自己的不足,有足够的认识。许纪霖比较具有平常心,面对地方院校考研成绩,露出著名学府的傲慢和偏见,其他时候,温文儒雅。

  萧功秦先生那才是真正看着许纪霖成名的,建议许多读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诤友才这么说的。无奈许纪霖天分里面,文人的细腻和敏感成分太多,不大适合搞硬邦邦的框架。什么事情都是利弊相间的,才符合生态学的道理。直到现在,对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深情的敬意的,不在少数,但是,能够像许纪霖这样如此细腻的理解知识分子的,还是不够多。体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许纪霖是独到的。

  这里必须交待两句,自己进行学术地图的工作,许纪霖的知识分子研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有时,还是重要的参照。江晓原先生作天学史研究,说要天文学『内史』和『外史』互为参照,交互发生,私心窃喜。知识分子研究中,『心态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生态史』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也许是学术领域太接近了,自己又接近于学术游击队员,许纪霖的研究,大概十年以前,就淡出了我的视野。山西知识分子研究群体,进入我的视野。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一度成为我的精神标杆。

  尽管许纪霖成为王元化的忘年交,不能说形影不离,但也耳濡目染。遗憾的是,许纪霖文人色彩偏重,不具有胆识,不想摆脱体制内利益的巨大吸引力,所以,许纪霖的想法,已经很少能够切合时代。不过,对于许纪霖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没想到应和时代,也许历史曾经钟情许纪霖吧!

  在转型和过渡的时代,各领风骚三两年,也挺不容易的,要求不具有思想锋芒的许纪霖,一直走红,也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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