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中庸》

　　请大家原谅我作为一个大学历史教师的职业习惯和偏好：在我看来，“我读经典”是一个历史意味非常浓厚的题目。我首先要想清楚的是，“经典”这样一个神圣的名词，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和我的生命史发生关联的；换句话说，“经典”是从什么时候起进入我的生活的。
　　这个乍一看非常简单的问题，肯定是要从回忆开始的。而回忆一旦迈开它的脚步，却着实让我深深地陷入迷茫之中了。借用一首好像已经不太流行的流行歌的歌词“像雾、像雨、又像风”，我的感觉与此相类似，扑朔迷离。
　　我出生在一九六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头。我的回忆清晰，但是充满着不和谐的剧烈的冲突。小时候，我住在烟雨江南的一个中等城市里，小巷幽深，墙角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井，还有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只要不走出去，那么，就宁静得就像历史本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的动感。可是，只要一出门，就是市中心，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满耳都是语录课、高亢的口号声；满眼都是大字报，一片鲜红鲜红的颜色。
　　童年喜欢热闹的，可是，我并不喜欢走出去。
　　童年快乐吗？我不知道。
　　那个年代的“经典”严格说只指“红色经典”，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经典的容身之地的。今天可以昂然列入，或者说重新归入“经典”的种种经典，在当时，不是有“封、资、修”的气息，就是有“大、洋、古”的嫌疑，当然都在破除、打倒之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场巨大灾难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公认的，被大家一致认同的那些“经典”是怎样进入我的生命的呢？由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自己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的时间很容易确定。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一天，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转眼之间，我们又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是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一个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 the four men！”回去鹦鹉学舌地叫给父亲听，谁料没有得好，让英语系毕业的父亲大骂一顿。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后来，稍微大了点，和父亲理论。才知道父亲发火的道理。父亲当然不可能对“四人帮”有什么好感，但是，这句英语实在太洋泾浜了，太拙劣了。父亲不好当着我的面去指责我的英语老师，但是，他对教育水平的衰退、教师水准的下降实在是太愤怒了。
　　我遭受了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一座由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初建造的破旧的大楼里面。这样的大楼，即使在白天，房间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有时候是会找到一些宛如隔世的旧东西的。
　　就在这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父亲因为刚发完脾气，也没有来理我。我就坐在那里翻读起来，线装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罕东西。
　　这本残书后来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跟我到德国汉堡大学。我现特别想找到它，这样就可以带来，让大家看看。可惜，屡经搬迁，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在我的书房里。或者，它完成了对一个懵懂少年的经典启蒙，正安静地藏身在书深不知处，这也未可知。我所希望的当然是后者了。
　　总之，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而是一个“烂”线装本，后来知道，大概曾经是充斥书店书摊的大路货色，一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虽然是残了，而且残得相当厉害，但是篇幅本来就很小的《大学》《中庸》却完整无缺。我当时以为，这两部书无非是“大学”“中学”之类。我就开始了没有老师指导的阅读。
　　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古籍。直行，还有双行的夹注。有太多的字不认识，读不出来，读不断。但是这反而增加了探险般的神秘感，激发了我的犟劲。
　　我独自一个人，在做完了不怎么复杂和困难，也绝对没有像今天的小学生那么多的作业后，几次三番地就跟这本书较劲，无知者无畏地死啃下去。独自学习的甘苦记忆犹新！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在阅读《大学》《中庸》。如果说，就这项阅读活动而言，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我在当时认为自己已经读明白了、其实尚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须用整个生命来阅读的书籍；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跨越，而注定还会延续下去的阅读活动中教会了我，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有些书是弥读弥新的。换句话说，过去的我，认为《大学》《中庸》只不过是两种古书而已；而今天的我，则认为《大学》《中庸》乃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后来读的书多了，就知道，研究儒家传统经典的“经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学问，有的学者，如周予同教授认为，“经学只是中国学术分类法没有发达以前之一部分学术综合的名称”；有的学者，如朱维铮教授则认为，“经学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这都是很正确的说法。实际上，经学是传统中国首屈一指的显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学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一三五年西汉宣布“儒术独尊”开始算起，到一九一二年民国临时政府“废止读经”为止，那么它本身就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了。当然，这还没有涉及近几年来众说纷纭的“经学复兴”。
　　纵观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大儒名家层出不穷，学派学说百家争艳；但是，却也正因为如此，经学史上的很多问题，有些还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经学史所要研究的经典究竟包括哪些？这些经典的传承、演变、分合、真伪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看不到大家的意見会在近期内趋于一致的任何希望。
　　就经典的种类或者数目而言，历来就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的说法。当然，比较通行的是十三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书》《易》《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当然，这也未必就是大家公认的。
　　还有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这个叫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这个称呼汉武帝时候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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