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法天道可道

　　古往今来，人们总在思考“我是谁”和“我從哪里来”后，自然而然就会想问第三个终极问题：“我将去哪里？”这就是“修道”最初的缘起和动力。百年匆匆的急迫感如同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激发出一股原生而又狂野的力量，驱使着奔向自己或是先贤设定的价值终点。由此岸及彼岸的这条路便是“道”。正如《说文解字》中提到，“所行，道也。”所行之道，不光是脚下的青砖黄土，当然还有这一言难尽的滚滚红尘。

道可道，非常道。

　　如若要修道，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个问题：“何为道？”老子《道德经》卷首“道可道，非常道”的六字名言，并不能堵住后世求道问路者的嘴。一时间各“道”尽出，并被门徒视为圭臬，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夕惕若厉以修其道。同时正己道，排他道，纷纷攘攘，硝烟弥漫。但回归问题本身，众家之“道”却仍是各有精彩。

　　作为“道”之首倡者，若是在当今的版权时代，道家对“道”绝对有“最终解释权”。无奈却在百家争鸣时代，但无论如何，道之为道，却是始终离不开道家的阐释。道家许是遵循门下“言不尽意”的传统，涉及“道”，他们的说法如同“列子御风”般，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只能从典章中的片段里，才可以窥见道家的宽阔胸怀。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的“道”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中，是宇宙万物最为原初的法则。由“道”产生混沌之冲气，再生阴阳二气，阴阳合转便生出众多以至于万物。由此可见，道家之“道”乃是一种朴素的一元论哲学思想。而后，在道家乃至道教的演进中，“道”被进一步阐释。《太上清净经》中就有提到：“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与道家的“谈玄论道”不同，儒家的“道”却讲得很清楚，因为儒家的“道”通常是与“德”一起论述的。《中庸》中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果说道家都是仰望星空的诗人，那么儒家就可以说是手执教鞭的夫子了。儒家将道从宇宙万物的维度上拉扯下来，告诉我们，道不过人们是由心性而成的行为模式，而且还需要后天教化来引导，如同人们的德行一般。
　　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就对儒道进行过深刻的表述，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顺便表达了一下对道家之“道”的鄙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韩愈的“道”，便是仁义道德之“道”，是儒家经世致用哲学中重要的一环。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从孔子开始，儒学便是中国的显学，虽然当中也有坎坷，却是主导中国文化思想的第一大门派，说他们是学术界的少林武当，也是当之无愧。但即便是这样的儒家，也并非没有“仇家”。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就对儒家之道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
　　《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墨子贬斥儒者学说，尤其是儒者中礼制部分。这是因为，墨子与老子、孔子等贵族、士大夫不同，墨子出身贫寒，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孔子作为贵族，认为乱世是“小人”犯上作乱，导致礼崩乐坏。墨子认为战乱是上层贵族残暴异常，而且使得平民生活困苦，所以墨之道更加重视实际和民生疾苦，对于儒家中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礼教部分也是深恶痛绝。
　　《墨子·公孟篇》中说道：“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症焉。”认为儒家“不信鬼神”、“厚葬久丧”、“天命论”等理念是扰乱社会的动因，所以墨家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出发，以朴素的实用主义为出发点，提出了更为具体墨之道：明法度、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尚贤和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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