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论《毛诗正义·卫风·河广》三题

　　摘 要：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中有论《毛诗正义·卫风·河广》一节，是其讨论艺术“虚而非伪”的系列论述之一。钱锺书先生在此节中围绕三个方面来论述《卫风·河广》所蕴含的文艺理论：一、“广”“狭”之辨。《汉广》与《河广》，一言其广而长，一言其窄而短，乃是由于人“愿欲强弱”的不同；二、孟子始发之“旨”。理解孟子始发之“旨”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论述；三、“诗文之词虚而非伪”。文学作品的虚实诚伪，相连而不相等，接受者要以理性的态度思考文章所述之事、所抒之情、所记之物。
　　关键词：钱锺书 《管锥编》 《河广》 三题
　　《管锥编》所论述的十部经典著作之首即为《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千百年来一直被读书之人奉为圭臬。钱锺书先生关于《毛诗正义》的论述颇具独到见解，新人耳目，给人启发诸多读书治学之法。在论《卫风·河广》一节中，显示了钱锺书先生对文学“虚”与“实”的研究。兹就《管锥编》论《毛诗正义·卫风·河广》一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其中所蕴含的文艺理论与读书之法。
　　一、“广”“狭”之辨
　　《管锥编》之《毛诗正义》有论《卫风·河广》一节，《卫风·河广》表现的是居卫国的宋国人的思乡之情。全诗无一语直接道及思乡，只是感叹黄河不广，宋国不远，却近而难及，使思乡之情跃然纸上。全诗共两章，用四个“谁谓”领起，反诘而成诗。
　　与《管锥编》的论述体例与行文结构相类似，钱先生先是节引《河广》原诗和郑玄之《笺》：“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笺》：“小船曰刀，作‘’，亦作‘’（左舟右周）。”然后加按语：“按解为刀、剑之刀，亦无不可。正如首章‘一苇杭之’，未可厚非，《传》：‘杭，渡也’，《笺》：‘一苇加之，则可以渡之’，亦极言河狭，一苇堪为津梁也。”钱先生又旁征博引了多例古代诗文中的同类笔法，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陆机《赠顾交趾公真诗》：“高山安足凌，巨海犹萦带。”《南史·陈本纪下》：“隋文帝谓仆射高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钱先生旨在阐明诸如“一苇杭之”“曾不容刀”“一衣带水”“黄河如带”等，都是以夸张的手法极言江河之狭窄。钱先生又以《诗》解《诗》，《汉广》与《河广》，一言其广而长，一言其窄而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情况？钱先生为我们做了精彩的解答：
　　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企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
　　之所以说河狭或河广，是由“愿欲强弱”不同所决定，当“情思深切”时，河便“曾不容刀”“一苇杭之”了；见难而退时，便感到“不可泳思”了。评定事之难易，当视人心而定。行文至此，可谓涣然冰释。然而：
　　苟有人焉，据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益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
　　在《管锥编》中，钱先生多次批评那些囿于己见、尽信书言之人。如在论述《卫风·淇奥》一节中，钱先生就批评左思犯了“尽信书”而不知事物变迁的错误，在论述《三都赋·序》时，钱先生再一次批评了左思：“左思自夸考信，遂授人以柄。淇澳之竹，已不免尽信书。”在此，钱先生又评论那些依据诗语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之人为“痴人”，恨不得劝这些人勿要读诗。这些寓意深刻的事例足以引起后来人的重视，钱先生的批评指正，足可为训。
　　为了充分阐释何为“痴人读诗”，钱先生以文学作品中的“斗酒十千”与“斗酒三百”为例来论述从唐诗中考证酒价之涨落是何等迂腐。如李白《将进酒》：“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表现的是陈思王当年设宴平乐观时痛快豪饮的场面；又如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是说朋友设宴为他送行，表现的是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再如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表现的是游侠的豪爽义气。又王观图《学林》载：“说者谓祖宗朝尝问大臣唐时酒价，大臣对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据。”这是典型的以诗论酒价。不论是“斗酒三百”还是“斗酒十千”，诗中表现的都是人物的穷达及豪窘的处境和心态。如果单纯地依靠诗句来考证诸如酒价涨落之类的社会现实，那就是迂腐之至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酒家胡之上下其手或于沽者之有所厚薄耳”，种种因素影响着真实的酒价，欲以诗句佐证酒价，不是“痴人”又是什么？读书之人应要避免对诗词文章的错误解读。
　　不论是“三百”还是“十千”，都不是实指，学者习闻古诗词文章中数有虚实之分，但并未能触类圆览，举一隅以三隅反，未能领悟数之虚实乃修辞之一端耳。推而可知，诗词文章所述之事、所抒之情、所记之物，同样也有虚有实，并不能视为确凿事实，不能囿于文本，试图一一求证落实。
　　二、孟子始发之“旨”
　　溯源明流是《管锥编》惯常使用的手法，于是钱先生将眼光投向始发端者：“窃谓始发厥旨，当推孟子。”并引錄了孟子的言论《万章》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矣！”《尽心》论《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靡有孑遗”是极言其遗民之少，“血流浮杵”是极言其战事之激烈，并非是说真“无遗”，真“浮杵”。虽然“靡有孑遗”与“血流浮杵”都有言过其实的嫌疑，但是这种夸饰的写作手法对于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并无任何妨害。
　　如何来理解钱先生所说的孟子始发之“旨”，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孟子关于“文”“辞”“志”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钱先生在论陆机《文赋》一卷中，讨论“意”“文”“物”之间的不称不逮时，以墨子的“举”“名”“实”，刘勰的“情”“辞”“事”，陆贽的“心”“言”“事”相类比，中国古典文论很早就已经开始论述其中的三角关系了，只是每个人的用词稍有一些不同而已。为了更加清晰地阐释其中的三角关系，钱先生引用了皮尔斯的符号学以及瑞恰兹的语义学，指出“近世西人以表达意旨为三方联系，图解成三角形：‘思想’或‘提示’‘符号’‘所指之事物’三事参互而成鼎足。”表达意旨的正常程序是上述三角关系的互称互逮，三角关系保持稳定，互成鼎足，这样就不会出现理解或阅读障碍，读者也不会产生阅读歧义或错误解读。

相关热词搜索：正义 卫风 毛诗 管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