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活教育”理论的点滴心得

　　一、“活教育”理论产生的背景
　　“活教育”理论是我国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1892-1982）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提出的，并在江西、上海等地具体实施，持续约十年左右。在五十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活教育”理论受到批判，以致后来多年无人问津。当前我们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对“活教育”理论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九一四年，陈鹤琴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曾受业于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孟禄等人，当时所受的西方现代教育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时看了《黑奴成功者自传》一书，并参观了黑人自办的学校后，开始萌发回中国、改革旧教育的思想。“……这些学校与教育事业，确是我当年在美国受的活教育。”回国后，他就立志办学、革新教育。一九三四年，他曾做过一次欧洲十一个国家的教育考察，对欧美新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得以认识，受到启发，而大胆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他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国内教育的种种弊端：一方面，传统陈腐的封建思想继续统治中国的教育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于国家、民族的兴亡而不顾，只会死读书本；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西方资产阶级传道士办的教会学校及西方的思想也不断侵入教育界，一切唯洋是尊，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就连在幼稚园也是要用洋玩具，以讲“洋话”为耀。在教育方法上，不强调儿童的兴趣及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一切设施、一切活动，教师（包括校长）为中心、为主体，学校里的一切活动差不多都是老师的活动”；教法呆板、学生被动、个人学习、班级教授；只有固定的课程，而无灵活的运用等。面对如此幼教现状，陈先生认定要开创中国新教育之路。他在《我们的主张》一文中说：“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处处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
　　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早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就在孕育之中。在一九二三年，他首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并在幼稚园里实行使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活动的教育。他还对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儿童的心理发展进行了数年的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并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等学校担任心理学课的教学，对儿童心理的发展规律以及教育的规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逐步地对“活教育”的思想进行理论总结，提出改革意见。如他在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我们的主张》一文中，就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学的，我们都应当教他”，“幼稚园的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的”。在心理研究的基础上，陈先生还不断地创办新学校，尝试教育的方法。除了办鼓楼幼稚园外，他还在上海租界为华人儿童办了11所小学、1所女中等学校。到了四十年代，在创办江西幼师的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终于提出了“活教育”的教育理论。他在一九四一年创办的《活教育》月刊发刊词中说：“‘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两句话是陶行知先生十年前描写中国教育腐化的情形。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到今天恐怕还是如此，也许更糟一点。”他又说：“我们应当怎样使得这种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有生气的教育？我们怎样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个问题实在很重要，这个使命实在很重大，本刊发行的唯一宗旨，就是要想负起这个使命一部分的责任。”《活教育》月刊发刊主旨是：“（一）建设教育理论；（二）辅导教师进修；（三）提供具体教材；（四）讨论实际方法。”
　　从正式提出“活教育”的教育主张起，陈鹤琴先生和教育界的同仁们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积极探索、不断修订，使“活教育”理论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
　　“活教育”理论包括六个组成部分：一：三大目标；二：十七条教学原则；三：十三条训导原则；四：四个步骤；五：五指活动；六：十大对比。
　　三大目标是“活教育”的核心，是“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活教育”的目的。教学原则、训导原则是活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它同时兼顾了教育的体、智、德、美方面的具体教学原则和方法。四个步骤则是陈先生提倡教育所需的步骤，它以推动大家共同研究活教育的方法，推动、指导教育活动的深入为宗旨。而“五指活动”则提供了一个具体实施的模式，它以崭新的教学课程理论打破了旧教育的单科教学、学科联系差、学生创造性不强的状况，给当时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很大地冲击。对于“活教育”的优点，陈先生则以与旧教育的十大对比来说明。
　　总之，“活教育”的理论从提出到实施，是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艰苦探索的过程，并经过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而总结出来的教育理论。对此，我们不应，也不能完全地抛弃。而陈鹤琴先生这种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的。
　　二、关于“活教育”的三大目标
　　陈鹤琴先生提出的“活教育”的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目的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方法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课程论）。
　　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即人成为社会的合格一员。“活教育”三大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就体现了教育的这一目的。它指出了“做人”为教育的基本任务、基本目标、基本方法，并进一步提出要“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对当时教育界崇洋思想，以及传统的封建落后教育无疑是一个冲击。由于“活教育”提出时正处在抗战时期，陈先生以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教育必須反映时代的要求而提出了“活教育”的目的论，在当时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活教育》五卷三期上，陈先生又将“活教育”的目的论做了修改，把“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改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这样，就把教育的目的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教育学生立足做中国人，而且要放眼世界，紧随世界的潮流，赶超世界的潮流，做一个“世界人”。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教育改革，也是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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