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村与强组：是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_背道而驰,殊途同归的意思

　　行政村的设置，直接关系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对于贵州这样基础设施滞后、信息闭塞、山高坡陡、居住分散、农业生产落后的农业省份来说，如何合理设置村级区域，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引领农民向小康之路迈进，对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并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内生性需求
　　
　　2001年初，针对村一级存在管理能力弱、规模小、运转成本高等问题，余庆县首先试水“并村”工作，将全县177个村整合为66个，不仅当年为群众减负90多万元，还推动了农村的各项工作。之后，余庆县的做珐在全省部分地方推广，以遵义市在并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以湄潭县为例，从2001年到2004年村数由369个减至118个，组数由3201个减至993个。该县基层组织建立了以两增两减三在村(增加村干部报酬、增加下派干部人数，减少村民组数、减少村脱产干部数，村干部吃住在村、工作在村、考核在村)为主要内容的村级管理体制改革，其亮点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保障激励等工作机制，从机关、事业单位拓宽干部选任渠道，努力培养一支适应新时期农村工作需要的农村干部队伍，直接承担下派村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各方面责任。湄潭县委还出台文件规定，凡选派到村任职的机关干部，其今后拟提拔为多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原则上要有3年以上驻村工作经历。
　　截至2007年底，除贵阳市、安顺市没有开展并村工作外，全省约50余个县(市、区)开展了这项工作，村委会从2000g的25756个减至2007年的18091个，减幅29.8％，少数县的减幅达一半以上。
　　通过并村，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及时的贯彻和落实。提高了村干部的待遇，办公效率得到改进。尤其是在涉及多个村的公益事业方面，如机耕道、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方面的问题更易协调处理。村的规模扩大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空间变大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来发展经济的能力变强了，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路子变广了。从加强管理、缩减管理成本的角度来看，效果尤其不错。但是由于管理的幅度加大，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由于工作方法和方式的转变，消化老问题，解决新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一是地缘心理尚待认同。由于以前的村组主要是依据自然村寨划定，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奠定的“熟人社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群众对新并村组缺乏地缘认同。二是乡村债务消化困难。原来的村组之间土地、山林等资源丰歉不均，债务和集体经济也不尽均衡，合并后的村组采取“一村多制”的方式维持旧的格局，导致了相继的一些工作难以开展。三是民选干部心忧养老。民选村干部的报酬尽管大幅提高，但对于脱产工作来说仍然欠低，因坐班疏于农事，将极大地减少家庭收入，想到养老的事忧心忡忡。四是山高路远办事不便。找“靠山”是贵州许多农民的居住传统。当行政区划范围扩大后，因路途遥远、地形崎岖加上交通不便，一些群众到村办事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五是村级事务力不从心。由于人数和管辖面积成倍增加，村级事务决议难以达成一致。比较突出的是，县对上级安排的“xx村村通”工程(工作)，就比较容易完成，但是村内部的通达率、人均占有量或人均效益普遍较低。
　　
　　强组：着力民主管理的本土化探索
　　
　　并村的初衷始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而村一级覆盖面过大带来的管理幅度和管理难度加大，使得民主管理落到实处的难度大为增加。基于此，在黔东南自治州悄然兴起“组管委”模式的探索。黔东南自治州大部分村民以自然村寨聚居，“交通靠走、治安靠狗、通讯靠吼”是山区农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由于长期以来在基层组织建设中重点抓村级建设，使得作为基层组织感觉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村民组的建设十分薄弱，各项工作落不到实处。“组管委”模式从“民主管理”人手，对组一级的力量进行强化，创新自治模式，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发展，从而实现由“村官治理”到“组民自治”的转变。从2006年开始，在凯里市龙场镇平寨村石龙寨组试点“组管委”模式，直至2008年，“组管委”模式在黔东南自治州全面推开。目前，该州已有209个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完成了233个村“组管委”的组建工作。有的县还因地制宜成立了特色产业等工作小组。
　　“组管委”模式试点以来，初步取得了以下成效：开辟了党员联系群众的新渠道，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充分发挥了农民参与村级管理的积极作用，促进了能人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搭建了党员增收致富的新平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开拓了党建工作的新领域，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组管委”模式的运转过程中，下列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增加管理层次伴生系列问题。在增加并强化组一级的事权后，相应增加了管理层次和赋予新的管理内容，由此必然增加管理成本。管理层次增加还会伴随信息传递减速和失真等问题。二是运转缺乏资金支撑。部分“组管委”成员因没有劳动报酬或报酬偏低，对做好“组管委”试点工作缺乏动力。办公场所和组一级运转保障缺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组管委”试点工作的开展。三是避免重局部而轻全局。由于强固了组一级的力量，由此也增加了组与组、组与村、村与村之间的协调议事层次和难度，这在提高农民组织化、加快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公益事业方面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并村与强组：相辅相承推进新农村建设
　　
　　并村与强组，这看似背道而驰的两种做法，实际上引发的是在贵州这样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分散、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山区，如何设置村级行政区域，从而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考。
　　对比遵义市和黔东南自治州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遵义市在全省九个市(州地)中，农业生产较为发达，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300元，农业规模化、农民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良好的农业生产基础，使得基层干部群众希望打破小村小组的行政区域的限制，能够以调整行政区划来适应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黔东南自治州农业生产相对落后，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52元。由于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州内居住着苗、侗等世居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况非常典型，一些少数民族村寨之间由于语言习俗上的差异，尽管“鸡犬之声相闻”，却是“老死不相往来”，若以行政手段进行并村，使其相互认同并融洽相处，更是谈何容--易!
　　小村并大村，是发展使然。但在并村之后，如何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还要充分发挥村民组的功能。基于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从并村来看，一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行政村的区域设置，要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历史沿革、地域状况、生活习俗。一个村的人数多、地盘大，并不是考量一个村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指标。二要深化村的职能定位。与当前乡镇机构改革结合，乡镇的职能定位有助于深化村的定位。三要提高公益事业覆盖面。探索如何打破以行政村为单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模式，扩大覆盖面，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四要转变管理和服务的思路。村干部不仅要坐班等群众来办事，还可以考虑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群众家中，管理和服务做到“有来有往”。
　　从强组来看，一要理顺组和村的关系。组一级参照行政村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管理，有可能形成“组变村”与弱化村的错误认识。因此，必须在遵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前提下，在村级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开展“组管委”模式试验。二要明确组的职能定位。组管委不能偏离“民主管理”这个着力点，发展经济和社会事务应遵从上级部门的统筹安排。三要灵活设置“组管委”组织结构。可参照目前推行的“一肩挑”等方式，尝试由村支两委委员兼任“组管委”主任、1个主任设若干个联系人的联席会议等方式，避免组一级管理队伍过于庞大。四是用好用足用活政策。基于国家赋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变通权限，可考虑在自治州的层面用立法来解决“组管委”的问题。
　　两种做法，都是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和创新，但又各具优点各有侧重。如果并村与强组相辅相承、互为补充，在任重而道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上，必将实现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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