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与人口迅猛增长的时期]秦朝时期有多少人口

　　成批量历史文书的发现,不仅通过局部地区反映出17世纪中期贵州商业、交通、土地买卖的一般情况,也印证了清代前期贵州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重视,贵州有两项令人瞩目的发现:一是已经被社会各界关注的“锦屏文书”,另一项是迄今鲜为人知的吉昌村以土地交易为主的契约文书。
　　“锦屏文书”以锦屏林业契约为主要内容、主要特色,反映了当地林业与苗族、侗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等社会关系,被相关学者公认为该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的缩影和原始记载。总数达30余万件,堪称明清时期苗、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最真实的实物史料。
　　吉昌村昔称石门坎、军粮屯、鸡场屯,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全村九百来户四千余人,均为明代“调北征南”入黔的屯堡人家。新近发现的《吉昌契约文书》时间跨度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到1961年,涵盖当地二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大部分反映的是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关系。2010年5月,笔者曾有幸与省文物局的同志一起到当地考察文书的情况,目睹那些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岁月侵蚀,依然保存完好清晰可见的契约文献,除了惊叹,更对民众珍惜历史的自觉由然生敬。
　　成批量历史文书的发现,不仅通过局部地区反映出17世纪中期贵州商业、交通、土地买卖的一般情况,也印证了清代前期贵州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清代前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对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从封建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得到不同程度提高。大批汉族流官、军队及屯民的到来,带来了大批资金与劳动力,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加上移民引入了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当权者又竭力倡导内地的生产经验,引进农作物新品种,遂促成了清代前期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农业是主要的支柱。为扩大耕地,确保农田灌溉,乾隆年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要求各地“仿江楚龙骨水车”,“照式成造”。推行以后,许多旱田得到了灌溉,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这一时期,除大批荒地被开垦出来,耕地面积急剧增加外,农产品种类也不断增多。明末开始引种的玉蜀黍、番薯、小麦等旱地高产作物迅速推广,棉花、甘蔗、烟叶等经济类作物也于此时引进,向省内许多地区扩展种植。
　　农业之外,贵州林业在清代前期的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那一时期,不仅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木材供应来源,人工植造的林木也发挥着作用。当时,清水江流域的侗族、苗族群众,已经总结出一种“十八年杉林”的速效培育法,种植培育出大批可供采用的杉木林。有关文献记载称:“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沿江而下的巨筏源源将木材运往洞庭湖,再转运至江淮地区。
　　农业的多种经营在清代前期十分活跃,经济林木类的种植显著增多。竹与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到清代前期,贵州形形色色的竹名多达数十种,其中尤以誉为“竹中之王”的楠竹远销省外。由于楠竹产量高、用途广,在当时每竿值钱百文,成为产竹区农家的生息之本。
　　竹之外的其他经济作物在清代前期的种植同样普遍得到推广,著名的有油桐、油茶、漆、乌桕、盐肤木、构皮树、茶树等。在农业生产的拉动下,自然经济下的家庭手工业、采矿业也相应发展起来。明清之际,随着官方对铜、铅等矿产品需求的扩大,贵州的采矿业发展很快,主要矿产品有铜、铅、汞、煤、硝石、雄黄、石英等,当时贵州所产的汞与铅,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济的发展总是与人口的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以前的贵州高原,地广人稀,曾有人感叹这一地区“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经过明初百余年的大开发,大批移民涌入贵州,省内人口急剧增加。虽然清初的战乱曾一度造成人口总量下降,但随着康、雍、乾三朝一系列“抚绥安揖”政策的推行,加上中央政府采取的诸多鼓励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贵州人口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有关文献显示,明万历年间贵州全省人口总数约70万。明末清初的战争导致田园荒芜,人口流失,全省人口总数一度减至50余万。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社会生产环境的改善,加上大批移民的到来,人口总数大幅攀升。据不完全统计,雍正年间(1722～1735年),贵州人口已达百万;乾隆统治前期,人口猛增至300余万,到末期人口更突破了500万大关。
　　这种人口的急骤增加,既反映了清前期贵州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经济发展的成就。这一点是后人不能不认真予以思索和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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