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宗教视角的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分析_中西方文化差异

　　【摘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造成中西民族性格也存在着很大差异。造成民族性格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通过比较的方式，从宗教的视角讨论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民族性格的差异，以期帮助人们深刻理解这种差异，增强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有效地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
　　【关键词】中西民族性格；差异；原因；宗教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121―2.5
　　
　　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s）或谓之国民性格，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其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的某种大概固定的性格型态。由于中西方民族历史各异，社会环境因素不同，因而形成了既定的各具风采的民族性格，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学者们习惯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论证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形成，他们立足于中西文化不同的渊源和发展轨迹，研究中西方民族不同的性格。我们在接受和认可这种逻辑推理和理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世间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而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的形成原因也是多元复杂的。影响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性格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宗教在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类文明绵延了几千年，中西方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它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不论中国的佛教、道教、儒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都在民族性格中保留着其影响和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决定了文化，而文化又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时至今日，宗教至今仍然是构成不同地域和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这种因素同样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民族性格。
　　
　　一、中国重群体意识，西方重个人自由
　　
　　群体观念强调群体的和谐，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依存；而个体观念则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个人行为自由，个人与集体关系较为松散，人与人相互依存程度低。
　　作为汉民族主流传统思想的儒教，整体思想体系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其基点是维护家园安定、群体和谐。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所提出的“忠恕”、“恭、宽、信、敏、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及孟子所说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都是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人们的个人利益服从家庭乃至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汉儒董仲舒的“大一统”主张更使家国一体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它强调所有个体联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个人消融在整体关系中，个体只有克制自己，服从群体，以国家利益为先，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纵观中国历史，正是有了这种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群体才得以稳定地发展和壮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充分表达了汉民族的家、国、天下为重的群体价值取向。
　　与此相反，强调个体本位是西方民族性格突出的特点。西方社会普遍遵循个人价值至上的原则，他们信奉个人主义，认为人应该为个人而生存，进而产生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民族就打破了民族血缘关系，逐渐开始重视个性原则。自从基督教文化支配欧洲以来，宗教义务和个体意识便占据了主体地位。基督教鼓励人们积极努力，经受磨难，以使自己未来进入天堂，这些思想都是建立在承认、发展个性的原则基础上的。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督教只不过是将个性原则宗教化，这种个性崇拜突出表现为欧洲13世纪―14世纪的任侠之风、17世纪―18世纪的人权主义等。
　　
　　二、中国重精神，西方重实利
　　
　　重义轻利与实用功利是区分中西方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道义论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它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不一定有什么规则，只要行为本身是符合道德的，那么行为就是正当的；一层是说行为遵循的规则必须是符合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标准与道义论恰恰相反，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是行为的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人员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在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强调的是如何做人，做好人成了人生的最高理想，这完全源自于儒家的思想学说。重道义、讲伦理纲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和最高价值。中国传统思想历来信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的理论化主要表现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成功便成仁”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人们总在避免被人看成是重利之徒，避免炫耀富有。在道德理性和感情欲望对立的基础之上，儒家建立了这种义利观，它着眼于用道德的理性去克制感情欲望，调节和控制义和利、整体和个人的关系。毫无疑问，重义轻利价值观在弘扬人的理性精神，保持自身不沦为“物”的地位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这种义利观过分强调了道义的作用，忽视道德与物质的统一性，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严重的障碍作用，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西方虽时有非功利、超功利论出现，但是追求功利主义价值观始终居于上风。早在古希腊时期，德漠克利特、亚里斯提卜等人就提倡快乐论成为功利主义的先驱，以能否使人得到快乐、幸福作为确立道德行为的重要原则。基督教虽然要求人们轻视现世生活，提倡禁欲主义，但它也为人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天堂。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基督教的人与神之间建立了关系，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求赎论”上。马克思指出，基督教与绝对的金钱崇拜相适应。起初，“金钱是商品在天国的存在，而商品则是金钱在尘世的存在。”西方人“人唯求新，器唯求利”的社会心理就是在基督教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宗教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价值取向，容易使人道德沦丧，物欲横流，西方世界的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就是其最好的表现。
　　
　　三、中国重礼和，西方重竞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把“和谐”的中庸之道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信奉中庸之道，适可而止，恰如其分，是汉民族宽厚、和合与圆融的性格特点之一。西方人由于受截然二分的宗教哲学观的影响，崇力尚争，处世好走极端。西方人具有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的倾向，好―坏、和平―战争、成功―失败、人―自然等，他们把人和物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寻求征服自然之道，形成了改造自然谋求利益的征服性格。
　　最能体现中国人性格的莫过于一个“中”字。《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我们每个人要平衡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按照社会的要求调整个人言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并做到“允执其中”，进而达到儒教所提倡的“修身”的目的。《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中和”是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它要求人们为人要庄重、谨慎，对个人的情感、欲望有所节制，反对固执、偏激，从而使人们处世通达圆融。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道家的中道观则是无为、不争、处下等消积思想。因此，在儒道两家中道思想的共同作用下，老成持重、世故圆滑、妥协折中、谦退隐忍成了中国人的立身准则。中华民族不尚争战，不喜扩张侵略。同时，中庸思想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绵里藏针”的性格和超强的化解矛盾的“和合”智慧，“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是中国民族中庸尚和的具体体现。
　　西方人自古就具有善于征服，崇拜英雄的刚烈性格。从古希腊“贵族出于勇士”，到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再到中古骑士的勇敢，崇尚武力在西方人的性格中占有显赫地位。基督教特别瞧不起“文士”，而推崇“有权柄的人”。《圣经》中的英雄故事也有很多，壮士参孙是一个大力士，有超人之力，他徒手打死狮子，用驴骨打退敌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与埃及人抗争，最后逃出埃及，是一个民族英雄；少年英雄大卫赤手空拳将狮子和熊打死，又用甩石击杀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等等。这些都是崇力尚武精神的表现。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象征着力量和抗争，他们对西方世界民族崇力尚争的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公元380年正式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权慢慢地从精神领域扩展到世俗领域。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教皇的权势达到了巅峰。英诺森三世有一句名言：“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纵观这一千多年里发生的战争，它们大多与基督教有关，这些战争不仅影响着西方文明进度，也对西方基督世界各民族崇力尚争的性格有重要影响。所以，可以说西方最擅长的便是“以刚道取天下”。基督以生命和鲜血为众人赎罪的殉道精神，更是将这种民族性格推到了顶峰。
　　
　　四、中国重内敛，西方倾创新
　　
　　受儒教思想中“尊经尚古，重传承”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汉民族除了中庸平和的性格之外，还表现出一种相当强的崇古守常，重宗派传承因袭而轻权变、恶革新的内向保守性格。而西方基督教文化与我国儒教文化在这方面却形成鲜明的对比。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西方人具有很强的开拓创新的民族性格。其核心思想是“无物不变”。在西方人心目中变化体现为不断打破常规，不断创新。与中国儒教那种“非宗教的人生”的宗教态度截然不同，基督教信徒“对超越的向往”也是对西方人的超越创新的民族性格的暗示。
　　纵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始终表现为求统一、尚传承、重内省、轻开拓的文化心态。儒教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曾明确宣称自己是“好古敏而求之者”，他不仅言必称贤，而且以“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儒教思想的杰出继承者孟子提出“创业垂统”的观点，而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总结出“百王之无变”足以（《中庸》）的正统观念。到汉代，武帝倡导“复古更化”运动，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宋明以降，理学大兴，道统思想成为文化主流，是言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而其精义载于圣贤书中。学术如此，甚至一些民间社团组织，如武术等的门派也都有自己的师承和正统观念。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无不是这样。这样的心态直接导致了“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其结果却是陈陈相因，不绝如缕，却无所更进”的现象。更有甚者，任何面向未来的变革主张均有人搬出“成规”、“成例”、“成法”来加以阻挡。这种内向保守的性格，其积极的一面在于社会稳定，家庭和谐，人们生活恬淡，凡事顺其自然；消极的一面在于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缺乏创新精神，社会发展较慢。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人始终在稳定中求发展，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那种流动的动感不如西方人那样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内向保守的民族性格。
　　打破常规，不断创新，强烈的竞争意识是西方人的民族性格之一，这种性格的形成受到了太多的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旧约•创世纪》中描述了人类始祖夏娃、亚当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智慧之果，于是人类有了智慧，也从此有了“原罪”（sin）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看似在讲述人类原罪的来源，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并且敢于突破上帝的限制，违抗上帝的意志。从这里，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西方民族的开拓创新精神的源头。基督教信徒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予上帝，寄托于超越世间的精神欢乐，他们认为现世人生是痛苦的。而人只有体验过这种痛苦，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回归上帝的救赎之路。这种宗教精神对西方社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清教徒讲求勤俭节约和刻苦工作的宗教伦理的基础上产生的。在11世纪初到13世纪末欧洲基督教鼎盛期，教权与王权分庭抗礼，甚至一度教权居于上风。这种局面的出现更是西方开拓创新的民族性格在宗教上的一个直接反映，或者说是基督教影响的一种体现。中世纪中后期西方对东方发动的大规模掠夺战争，从客观上来讲是西方和东方的一次大交流、大融合，是西方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的一次大开拓创新，直接反映了基督教影响下西方人开拓创新的民族性格。近现代以来，借助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基督教的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张，不仅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殖民。西方社会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激发人的首创精神的民族性格。
　　
　　五、结语
　　
　　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方民族性格上的差异。比如，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中国人讲求和合，西方人强调竞争；中国人内向，西方人开放；等等。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一定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的共同产物。本文仅从宗教的视角，对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进行了一些粗略的探讨。文化是多元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原因也是多元的，用多元的视角去探讨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利于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全面地了解和揭示中西方民族性格形成的真正原因，有利于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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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0年8月23日
　　【作者简介】丁宝昌：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美文化、英语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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