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观念是成功素质的核心和灵魂] 灵魂观念

　　摘要:赵作斌先生将素质划分为观念、品格、能力、知识、方法五大体系,特别强调了正确的观念是成功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本刊特邀关春明先生谈其感受。 　　关春明先生长期以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一身正气,德高望重,在各种平凡的岗位上都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特别是在长期担任师专校长的岗位上,使在中师基础上升格的荆州师专在全国近两百所师专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师专的一面旗帜。他的经历和业绩,千真万确地说明了一个真谛:成功必须有正确的观念指引。
　　关键词:观念;学习;践行;成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赵作斌先生首创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理论史上第一次将素质科学地划分为观念、品格、能力、知识、方法五大体系,而且强调这五大体系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对人的成功而言,正确的观念是核心和灵魂,具有决定的意义。
　　赵作斌先生在《大学成功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观念体系指主体人的思想素质。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从根本上指导着人的言行。”马克思主义正是属于指导人们言行,引领人们成功的正确的观念。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前仆后继,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的面目将为之焕然一新。
　　我不敢妄言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回顾个人成长和走向成功的经历,千真万确地说明了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们才能不断进取。
　　1949年荆沙解放时,我读中师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启发引导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社会发展史》,我开始懂得谁养活谁、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等道理。那时,我满怀激情,参加文艺宣传队,到农村、街头,演秧歌剧,去宣传共产党好,解放军好,新中国好。1949年,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我中师毕业,党组织让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我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一道投入到推翻封建主义土地制度和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分享到农民分回土地,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旧社会,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与剥削的农民,倾其所有乃至生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用劳动和血汗,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我国“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倍感亲切。1952年,我在农村工作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经组织选拔,考试录取,我到北京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师资训练部学习哲学专业。在高级党校一年半的学习,我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资本论》,老师要求我们每天精读4页书,弄懂其本意,吸取其精髓。这使我认识到这座科学理论宝库,像奔腾不息的海洋,像浩翰无垠的宇宙,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我从中领略到了革命导师崇高的人格魅力,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为真理献身的革命风范。在党校,我聆听了毛主席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录音;学习了他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我把学习心得写成《大变动与立场》一文,载于党校《实事求是》刊物上。文章对1956年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苏共20大彻底否定斯大林事件,使得国际共运出现了大震荡、大分化;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国内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许多人的身子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脑袋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变过来的。各个政治派别的人们,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面对大变动的历史转折关头,身为共产党员,特别要加强学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认清形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做矛盾的转化工作,学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人民服务。同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临党校作《形势报告》,他还和我们每个学员一一握手,询问我们是从哪个省来的。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深深刻印在我心中。在这里,我聆听了杨献真、艾思奇、郭大力等大师的精彩讲课;参加了中、苏两国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开设的多种学术讲座,感受了党校“实事求是”校训与学风的薰陶,沐浴了党校工作人员全身心为学员服务、同志般温暖的阳光。1957年毕业前夕,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大草坪上,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一段美好的学习生活,为我的人生道路和教育生涯打下了思想基础。
　　1964年至1965年,我又到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学习了两年哲学。老师指导我们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学习期间,我曾随党校工作队到襄阳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当时,北京社科院来了个别“理论权威”,他们把农村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大讲“洪洞县里无好人”,把广大农村干部说成是“新地主,新富农,到处出现”,造成工作队进村后只能住进仓库里,要重新来一次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我接触到的事实是:当地农民仍处于缺吃少穿的贫困状况,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我和他们一道种薯种菜自救度荒。我认为这些“钦差大臣”,把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迅速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和积极性看成是资本主义自由泛滥,把广大农村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夸大成对抗性的矛盾,要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去处理。对此,我在讨论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工作队领导要批判我的“右倾”错误思想。这一次,我切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多么大的理论智慧和勇气!
　　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了“普九”的进程,正是高等师范专科教育在全国高教战线崭露头角的黄金时期。作为校长的我和湖北荆州师专师生在邓小平“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指引下,到荆州大地12县1市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农村经济与教育状况调查”。调查事实表明,“普九”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重大,而“普九”的重点、难点在农村。从而坚定了师专应为农村“普九”培养合格初中师资的办学方向。由于学校科学定位,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狠抓了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能到县乡中学任教,深受当地人民欢迎。l988年,学校获得了湖北省教委授予全省先进师专的荣誉与奖励;1989年又获得国家教委给予的全国先进师专的奖励。
　　据国家教委1989年统计,当时全国各地师专已达183所。如何从我国国情、民情出发办好各地师专,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迫切要回答的问题。在国家教委、湖北省教委和“全国高师教育研究学会”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和彭哲宪(已故)、郑年春等同志承担了这项科研课题,课题名为《师专教育探索》。基本观点是师专办在地方,依托于农村。强调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主动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适应农村初中的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办好各地师专。我们提出了几个带共性的问题:(1)师专教育的“公益性”与“服务性”;(2)师专的办学形式及运行机制应坚持“双向参与”的原则,即学校参与社会,主动为社会服务;社会参与学校,支持学校办学;(3)义务教育属素质教育,要改变单一的“应试型”升学模式,应加强其“基础性”和“应用性”。为了取得经验,我们和湖北省教科所联合在潜江市柘木中学办了农村教改试点;(4)优化师专生的知识――智力结构,培养“素质型”初中师资;(5)师德、师能的培养应坚持“两代师表”一起抓;(6)师专的师资队伍建设应在培养教学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方面下功夫。课题成书1990年9月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对师专教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填补了我国高师教育领域的一块空白。
　　为了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农村所需要的初中教师问题,我和荆州师专领导班子成员从荆州地区实际出发,经过科学论证,决定以师德、师能教育、学科专业教育,加应用技术教育,即“二加一”素质型师资培养模式,在物理系进行改革实验。从1988年至l992年五年实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原全国人大常委许嘉璐同志率义务教育考察团考察了“二加一”模式后说:“‘二加一’模式不仅能为荆州农村输送新型素质型师资,而且会带动师范领域一系列改革,其意义已超出师专范围。”原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同志也认为荆州师专办学很有特色,特色就是“二加一”培养素质型师资模式。并说,全国师专人才培养有特色的模式,一是四川乐山师专的“主辅修”制,一是湖北荆州师专的“二加一”素质型师资培养模式。湖北省教委1992年在《关于我省师专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将“二加一”作为一种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在全省推广。这一实验成果,获得了湖北省人民政府1993年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3年,从荆州师专校长的岗位上退休之后,我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学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上有关教育和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些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我完成科研课题4项,独立出版专著两部,即《我的办学思想与实践》、《中国师专教育模式研究》(主编);以《论文集》合作出版专著两部,即《教师培养改革趋势研究》、《面向21世纪――师专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研究》,并撰写论文和读书笔记20余篇。针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师范教育落后论、消亡论”,我写了如《师专改革不能改掉师范性》、《重视研究师专教育的现状,历史与未来》等一系列文章;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教育市场化”思潮,我写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兼评“教育市场化”与教育的腐败现象》;针对大学忽视文化建设的现象,我写了《从人文理念谈教育方针》,文章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教育方针中“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解上陷入了误区,把“有文化”片面地理解为“智育”,或有书本知识、有学历、有文凭、有高级职称,忽视了人文精神这一教育的根基和灵魂;为纪念改革开放3O周年,我写了《改革开放中劈波斩浪的师专教育――湖北荆州师专创特色,上水平历史回眸》,纪录了我国师专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培养培训合格师资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为参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写了《高校科学发展的核心是育人为本――从高校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说起》;为庆祝建国60周年,我写了《坚持读书写作,追求人生理想》等文章。
　　近来,西方有人以评价我国建国60年为名,砥毁我国30年。国内也有人打着宣扬和谐社会的旗号,把人类社会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和谐史。针对这股思潮,我写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一文,提出:6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有机整体,奋斗中既有成就辉煌的经验,也有坎坷曲折的教训,但都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党和国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们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而且这个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复杂;各地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增多,严重考验着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进一步全面、系统、辨证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综上所述,60年峥嵘岁月,我切身体验到,个人的成长,得益于正确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不断前进,不断攀登。只有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成长,为社会作出我们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没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将一事无成。
　　
　　参考文献
　　[1]赵作斌.大学成功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
　　[2]邓小平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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