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灾难片折射生存忧患意识】 要生存发展就要有忧患意识

　　“3?11”日本特大地震的发生，一下子让2011年的春天变得异样：春天里樱花照常开谢，但岛国邻居日本在经历特大地震、海啸灾害之后又笼罩在灾害引发的核电站事故的阴影下，许多人已经无暇像往年那样欢聚在樱花树下赏樱。
　　数码技术的普及使得这场灾难发生时的许多细节被现场的人们记录下来，电视报道中地块大幅开裂，高达10米的海浪卷走船只、列车和飞机，淹没农田、房屋，抹平村镇的画面令世界瞠目结舌。人们热议这场灾难的场景与灾难片中描述的暗合。
　　在中国，广州青宫电影城在日本特大地震发生后，独家上映2006年版《日本沉没》。相关报道说，影城此举是想让观众真实体验末日灾难的同时，更多地反思生存境遇，深入思考灾难、死亡和生命的话题。
　　日本的灾难片再次成为话题无疑有和现实比照的直接关系。此次特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国民处变不惊的态度成了国人关注的话题，而危机意识、牺牲精神、爱的力量等在这些影片中都有反映。更深层次，日本民族在面对生存忧患而得到反复锻造的共同体认识，以及独特的文化认同再次得到强化，这在日本的灾难片中也不断被提及。
　　上面提到的《日本沉没》，就是日本灾难片的代表作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初，作家小松左京的长篇小说《日本沉没》问世，引发了轰动。出版不到一年，便再版100多次，发行量高达400万册，打破了当时日本畅销书的记录。1973年，该小说第一次被森谷司郎导演搬上银幕，一经上映，便引发了不亚于小说的轰动，获得了大约4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观众累计达880万人次，在美国、加拿大、西德、瑞典、芬兰等海外上映也获得了成功。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了这部电影。2006年，时隔33年之后，导演?口真嗣在对原作做了大量改动的基础上，将故事背景搬到21世纪的日本。这部耗资20亿日元、在日本电影史上投资最高的电影，目标观众人次直指1000万，并在法国、韩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大受好评。
　　《日本沉没》1973年版以写实的笔法，虚构了日本列岛的沉没。海洋地质学家田所雄介博士在跟踪研究中，发现了日本列岛将要沉没的征兆。越来越多的事实无情地证实着他的推断。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人们纷纷转移资产，想方设法逃往国外，内阁策划向世界各地输送移民，引发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和各种不同的对策。影片最后以日本列岛沉没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日本人流落世界各地而告终。
　　《日本沉没》2006年版着力描写了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惶恐气氛下人们却不乏乐观与从容。科学家小野寺俊夫在救援过程中爱上了阿部玲子，为了让无法移民的日本人获救，小野寺毅然操作“海神”号潜艇潜入海底7000米处，引爆高能炸药，使日本与下沉板块一刀两断。
　　1973年版电影正值日本经历石油危机、物价上涨、抢购成风、社会动乱的背景下；而2006年版电影则完成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阪神大地震创伤初愈、日本民众的心理脆弱不堪的背景下。
　　一个故事，两个时代。20世纪后半叶复兴时代的忧患与21世纪初停滞时代的忧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民族“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通过“日本沉没”这一主题顽强地照射到现实中来。
　　老版电影中，日本完全陆沉，在新版中调整为日本沉没得到部分遏止；田所博士不仅年龄在新版中年轻化了，而且从被动地与日本共存亡调整为主张炸断下沉板块拯救部分日本国土；小野寺也从一个流亡异国的移民被改写为引爆强力炸药拯救日本的英雄；阿部玲子的角色则从一个追随男人的富家女被改写成领养了一名孤女的东京消防局的女消防员；在新版电影中，操纵日本政治的老人不见了踪影，而小野寺的母亲替代了誓与日本共存亡的田所博士；日本首相的角色也由一个人变为多个人，甚至出现了鹰森沙织这样的与配偶离异的女政治家。
　　不同时代背景下，从男权中心向女性主义时代的过渡、从上流社会意识向草根意识的转变、从老人政治向年轻力量崛起的变迁，时隔30多年的两部同名电影的不同描写折射出日本社会、政治、家庭、观念的“年轮”的变化。不变的是日本民族在深刻的生存忧患中形成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生存忧患使日本人笃信大自然也是有生命的。面对大地的生命运动，日本人表现出虔诚的敬畏。两部影片的开头有一个没有丝毫变化的镜头，那就是新干线列车从巍峨的富士山背景下急速驶过。这个画面隐喻了现代化文明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仿佛就像是如来佛手心中的孙悟空。
　　由此敬畏心出发，万物有灵意识深入人心，即便是动物、植物、山川都是岛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猪股隆一导演的《柴犬奇迹物语》就反映了人与动物的共同体意识。故事说的是，2004年新渴县发生里氏6．8级地震摧毁了山古志村。灾难中老人被压在了橱柜下面动弹不得，宠物狗柴犬玛丽不断鼓励老人直至获救。村民们全部乘直升机撤离，玛丽却被留在了村里。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它努力照顾新生的三只幼犬，最终和老人团聚。
　　这种共同体意识多见于东亚的灾难片。
　　中国的《唐山大地震》虽然侧重描写心灵重建，但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种“一个者B不能少”的共同体意识。相比而言，
　　同样是灾难片的好莱坞电影《2012》，则更多地反映了基督教文明的背景：少数人和物种获救，乘上方舟躲过大洪水是这部电影的结局。
　　两个版本的《日本沉没》中所呈现的变化还可以见诸对国际关系的描述。1973年版中，首相为了移民日本人向澳大利亚总理送国宝，而2006年版的送礼对象被调整为美国；1973年版中中国海军派遣小型军舰帮助运送难民，而2006年版中，中国的“向阳红”科考船前来帮助在下沉板块上打钻。两个版本中，在面对灭顶之灾时，编导都表现出对邻居中国的信任与期待。
　　事实上，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对灾害的报道和救援方面的努力，也都印证了影片对中国的想象。永远的邻居，是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现实主题。大灾面前，人类同属一个共同体，作为东亚的邻居，中日两国在各自遭遇震灾时彼此所给予的援助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震灾给日本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是深重的。《唐山大地震》等多部灾难片在日本的停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考虑到灾难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现实有关的灾难片的推出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反映核武器恐怖记忆的日本特有的类型电影《哥斯拉》大约出现在核打击10年之后，2006年版的《日本沉没》则完成于阪神大地震10年之后。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也许反映这次强震的灾难片要等到10年以后才会问世。不管怎样，如果真有这样一部电影，地震灾难与核事故灾难在影片中如何表述将非常值得关注。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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