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_共撑和谐社会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将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在我国发展处于黄金发展期、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历史阶段，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加重了一些矛盾和利益冲突，就业压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看病难、上学贵等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给我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留下了隐患。
　　上述种种问题，只有从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高度破题，才能获得根本解决。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路径，也可以从中央近年的工作重心中找到方向。同样重要的，是为解决群众切身利益提供完善的体制保障。
　　由上可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也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构建和谐社会体制保障
　　
　　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全面布局，针对种种体制性障碍，重新设定制度框架，坚定扎实地建设和谐社会
　　
　　加强社会建设，推动政府转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完成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中国的发展路径走向明晰。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因素，”中央党校的贾建芳教授说，“中央为此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以一系列体制、制度保障其落实。”
　　
　　民生问题是切入点
　　一般人感受和谐与否，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切身利益。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篇中，温家宝总理指出，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
　　温总理代表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直指当前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现象。在老百姓中有这样的发问：收入提高了，但为什么活得更艰难了？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看来，问题出在机制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
　　三农、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起点。
　　共享发展和改革成果，必须调整利益关系，而种种利益关系最“重大”的方面便是照顾大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
　　与此相对应，今年3月底于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将“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三个着力点之一。
　　
　　社会管理是重点
　　按照中央党校赵长茂教授的理解，“和谐社会”的“社会”属广义的“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过，其内容也包括狭义的“社会”。
　　在探讨为什么有不和谐因素出现时，有不少专家指出，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是重要原因。
　　“对此，党中央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任务”，中央党校刘海涛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我们的社会建设隐含着企业建设和事业单位建设。改革之后社会职能从企业事业中孤立出来了，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是加强社会建设，包括社团、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中央在这方面的总体思路是，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刘海涛教授总结说，这在十六大以来有很大进展。扩大基层民主在农村主要是健全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对企业就是建设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而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新的特点：经济利益矛盾大量涌现，分配领域的矛盾备受关注，干群矛盾仍比较突出，思想政治领域内的矛盾日趋活跃并呈现多样化。
　　针对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建立更多新的矛盾化解机制亦提上日程。如改进和完善信访工作，健全人民调解制度，建立和完善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此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也在加紧建设和完善，以期维护社会稳定。因为稳定是和谐的起码条件，“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政府转型是途径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作为广义“社会”中的一个主体，政府本身不可缺席。且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完成社会管理任务，都需政府承担。
　　对此，刘海涛教授说，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其核心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转为与市场经济管理相适应的机制。
　　迄今为止，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情况并不鲜见。高尚全在列举“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因素”时，将“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排在首位，他称，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高尚全为此提出的相应对策是：推进以规范政府行为为重点的政府职能转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重申要“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政府的“服务”包括经济性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丁元竹研究员表示，当前要着力发展的是社会性公共服务。
　　“政府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长期以来由于政府管理理念不清，公共服务职能缺位，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丁元竹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关问题”课题组认为：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应当包括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全社会参与社会发展，避免由于发展中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为社会健康和公平发展配置必要的社会资源支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执政党自身建设是关键
　　在中央党校刘海涛教授看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本身是党提出的，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执政党的核心作用自不待言。
　　对此，中央首先下大力气遏制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及其后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对今后的反腐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与规划，其重点是根据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成因和特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加强制度建设。
　　其次是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谈到党的建设时，刘海涛教授认为，如何发扬“集中”的优势，而又防止其“过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政治体制可以从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入手，不断实现权力下放，扩大基层民主。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
　　刘海涛教授认为，除“权力过分集中”外，“计划经济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最大制约因素的另一个。
　　“尽管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许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但是它从根本上扫除了制约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旧体制障碍。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刘说。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是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把两者的发展统一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马凯在发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时也表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障”。
　　“坚持”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要放弃偏见，对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透过影响社会和谐的种种指标，可以更好地领会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的要义
　　
　　七大指标看社会和谐度
　　李洁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概括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需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注意。
　　
　　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难以乐观
　　让民众拥有充分安全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社会不安全感的增加。
　　据分析，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居民治安敏感度上升，农村社会治安管理落后、应变能力差，城市流动人口较多、治安环境复杂，加上我国警力不足的现状，都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另外，社会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工伤人员生存状况欠佳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安全保障能力滞后的矛盾突出，行业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相关法制建设尚未完善。地方政府与企业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也都导致了安全生产事故不断。
　　
　　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低
　　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从历年看，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比例仍很低。
　　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偏低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准，满足不了居民需要。
　　社会发展支出少还直接影响到一些产业的发展。如我国5亿城市人口仅仅拥有3000多块银幕，人均拥有数仅及美国的1/20。
　　另外，目前我国大量的文化资源配置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不能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也需要通过提高社会发展投入来解决。
　　
　　投资效果需要提高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国有银行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从而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效率始终难以提高。最终使宏观经济的不良后果集中到金融系统，增加了宏观经济风险。
　　依靠低效投资拉动的经济扩张引起了许多伴生问题，如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使得城乡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慢于GDP增长
　　我国教育事业投入近来显示出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6美元，只相当于美国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
　　除总体教育投入占GDP比例较低外，我国教育机会不均也比较严重。贫困人口一旦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竞争力就会下降，对经济调整和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就会更差。因此，教育公平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
　　我国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且历年呈下降趋势。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就占到了GDP的14.6%。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还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性。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中国居144位，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排序中，中国居188位。
　　
　　各种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属于复合型，兼具分配不公和制度缺失的特点。一是贫富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不仅影响消费，影响劳动积极性，还影响社会的合理流动和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背后的种种不公平分配原则和制度设计，是影响群众心态稳定的关键诱因。同时，近年来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所谓的马太效应，更令人忧虑。
　　
　　老年人口贫困率高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社会上对满足老年人口需求的投入不成比例，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于老年人经济地位的降低，社会与家庭地位必然受到影响，没有人站出来为失去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维护合法权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实施者更注重在岗人员的利益而忽视老年人的利益，加上家庭小型化，社会人口抚养比激增，社会养老措施跟不上，不仅加重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压力，也使得老一代日益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日益加大代际间的不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预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立足社会和谐推进改革
　　任玉岭
　　
　　加速发展的均衡战略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于资本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不均衡发展，打破“大锅饭”，提高效率，加快速度，这是十分必要的。在邓小平提出的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指引下，不均衡发展战略延续23年之久，为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另一方面，这个战略也使我国区域发展进入很不平衡的阶段。有资料显示，我国最富的地市同最穷的地市相比，收入差距在30倍以上。
　　要改变这种不和谐状况，必须推动高度重视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这既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最大的优越性、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同时，平衡战略也将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内需的有效启动，对全局的长远发展，对从根本上摆脱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是有利的。
　　
　　收入分配的公平战略
　　当今社会最不和谐的表现之一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分配不公的出现，有分配政策不合理的因素。一是过分重视财税收入向中央集权，造成了上下财政收入的“两重天”；二是财权与事权极不对等，造成地市以下干部收入上的不公。三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造成收入不公在各地的凸显。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切中这些时弊，实施收入分配的公平战略。一要改革财税体制，使财税利益向下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从根本上改变上下收入悬殊的现状。二要规范收入分配。至少吃皇粮的，要统一工资标准，地域间可拉开档次，但不宜差别过大。三要限制垄断行业待遇，实行利润上缴。国企领导，既然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流动，其工资水准就应受到国家的严格掌控。国有垄断企业不得随意发放补贴、奖金和赠送员工住房。四要控制各级各类干部的带职消费和灰色收入。如高额的误餐费、会议补贴、讲话报酬以及高价值的礼品等。五要严格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对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政府和企业，要给予严惩。六要下决心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企业退休的干部工资过低问题，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贡献，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补偿，确保他们安度晚年。七要搞好转移支付。对尚未脱贫的困难人群，要用国家财政给予生活保证。八要扩大社会保障，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依法行政的反腐战略
　　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党章要求一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也不断发生，不仅给政府的形象造成损害，而且也滑落了社会的道德水平。
　　要铲除腐败，还必须正视腐败，不被承认的腐败，一定会演变成大祸害。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置贪官污吏于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就不能肆无忌惮。
　　
　　资源环境的补偿战略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今年两会上，温总理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力度的多项要求，并且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融进了“十一五”规划的全过程。
　　但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实行补偿战略，建立补偿机制。
　　补偿战略，简单地讲就是要求高消耗资源型、高消耗能源型和高污染环境型的企业和地区，付出成本和代价，使其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作出回应和补偿。
　　为了使补偿制度能更好地见到成效，还要高度重视转变企业粗放经营，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以及产业的换代和更新，降低污染和消耗。
　　另外，还应要求人们提倡绿色消费。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教育内容，提高公众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境意识。（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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