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试点新路径:党建区域化 探索新路径

　　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执政党自身变革,亦然。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目标锁定在“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上。2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汇聚在初秋的北京,讨论人数多达7600万的一个庞大群体的自身建设问题。
　　“中共的改革其实一直在进行中,包括十七大报告中也都有所部署,这次四中全会,更会将一些地方成功的经验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教授解读。
　　循此思路,我们观察执政60年的政党,在政党治理的新理念中,是如何从地方的基层组织,摸着石头过河,进行自我革新的。
　　
　　党代表常任
　　
　　两年前,当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相信,这句话会令浙江省台州20年来的坚持,得到回馈。
　　这个东部沿海的小城,在1988年12月起,经浙江省委批准,报中组部同意,在全国率先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持续至今。
　　当地,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党代会。党代会常任制和代表任期制促使代表们深入调研,党代表提出的问题,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
　　这样的制度改变,带来的成效出乎人们的意外。当地人形容说,党代表们以往“吃吃馒头,举举拳头”的“三天代表”的历史,成为“事事关心”的“四年代表”。
　　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表示,从1988年他们就选择在四川雅安、浙江台州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党代会的常任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如今,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规模进一步扩大,浙江、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东、山西、广西、陕西等全国很多地方都进行了相关试点工作。
　　
　　全委会改革
　　
　　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是近年来执政党内部改革的另一个亮点。
　　所谓全委会,其实就是中共的党员代表大会。按照党章规定,为最高的权力机关,拥有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权。
　　可是在现实中,如何化解党内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如何保障普通党员的知情权,落实全委会的权力,就成为改革的一个路径。
　　2006年,四川省结合市县党委换届,选择了雅安市、雅安市雨城区、自贡市大安区、荣县与宜宾市长宁县、高县6个市(县、区)开展了党委委员结构制试点工作。其重点,就是落实全委会的决策权力。
　　与之同时,上海市闵行区委也推行了全委会改革试点,寻找一条全委会行权路径。在闵行区委的全委会下,创造性地设立了人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等三个常设机构,试图把全委会的决策作用以及对常委会的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而湖北省罗田县的改革构架“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直接实行了委员制。
　　“全委会上,委员们不分职位高低,各抒己见,再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四川的一位基层组织部长如是表白。
　　
　　选举制
　　
　　当全委会的行权路径被得到落实之后,票决制就成为下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它要解决的是党委成员在党委会上“不敢说”和“不愿说”的两大难题。
　　在这方面,台州人又走在了前列。
　　1988年,经浙江省委批准、中央组织部同意,浙江台州椒江市在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全委会采用票决制的方式对市管干部的任免、领导干部的处分及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规定前两项为无记名投票表决,后一项为记名投票表决。
　　到了2001年,中央组织部又选择海南省、山西省晋中市、陕西省铜川市、四川省眉山市和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等地区作为对党政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进行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改革试点单位。
　　2006年初,四川省雅安市委在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进而选择了四个乡镇进行“选民定候选名单,组织在其中挑选”的试点。
　　公推直选,是执政党改革的另一个热点。落实基层党员的基本权力,选举权是不可缺少的。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这是党内民主建设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几年来,四川、湖北、江苏等地积极探索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进行“公推直选”,均有效扩大了党内民主。
　　2004年,包括四川省雅安市在内的10个市州30个县(市、区)开始试点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直接选举出45名乡镇党委书记。
　　而近期江苏省南京市363个城市社区期推行“公推直选”的办法,更成为官方媒体报道的一个典型。(马晖)
　　(9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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