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与李大钊 胡适 《主义》

　　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是要谈“主义”的。这就直接引发了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一
　　
　　1917年9月和1918年1月，胡适、李大钊先后进入北大。比李大钊小2岁的胡适(胡适生于1891年，李大钊生于1889年)，此时是北大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学科的教授，风头正健。而此时李大钊仅是北大的一名职员、图书馆主任，还未兼任教授，其影响不能与胡适相比。不过，胡适的性格、为人处世决定了他对待李大钊这位新同事的态度，何况二人之前已互闻文名；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认识一致。例如，他俩都注重自身人格道德的修养，所以，在1918年都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二人都对底层劳动群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和关怀；都反对复辟帝制和专制政治，赞同民主；都主张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都主张解放妇女，遵守道德婚约，“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是这些思想和立场的一致，使他俩不约而同地走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这之前，李大钊在日本忙于讨袁活动，误课过多，被早稻田大学除名。这段经历使李大钊原本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感情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李大钊在日本大量阅读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听过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课，主张将学业与“挽救民族，振奋国情”联系，形成了只有革命才能改造中国的思想，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环境完全不同于胡适在美国所感受到的那些。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熏陶，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影响了胡适一生。对胡适思想影响最直接最具体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上述二人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最终被胡适凝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格言。胡李二人不同的学术、留学和思想背景，决定了两人最初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不同角度：一个更关心文化学术，一个更关注政治法律。这是日后两人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
　　
　　二
　　
　　新文化运动，胡、李二人都有贡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其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则是陈独秀发动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陈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统帅，胡适则是副帅、第一大将。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顾五四新文化时，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那时，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可见当年，不论是鲁迅，抑或李大钊，他们的影响都无法与胡适相比。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已是1918年的事了，那年，钱玄同奉命前来请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后者从开始的婉拒，到被钱玄同说服，最终接受邀请。是年鲁迅发出了他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才思泉涌，终于放射出炽烈夺目的光芒。如果不是新文化运动，我们很难想象鲁迅的发展道路会怎样。因为五四前夕，鲁迅在教育部做着不大的官，将自己封闭在僻静的小屋里，一心读佛经、辑录抄碑，似乎在蛰伏着要做一介隐士。
　　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先是担任《晨钟报》编辑，后应章士钊之约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进入北大，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李大钊与胡适、鲁迅不同，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独秀相比，他早于陈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李大钊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是《青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类政治性文章。如此，胡、李二人势必产生分歧。胡适是把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20年不谈政治”。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心另外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刊物，这就是1918年12月22日创刊，直接批评政府的《每周评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避居乡下。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是要谈“主义”的。这就直接引发了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当时在报刊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安福部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连孙中山先生也说，那时有57种社会主义，不知哪一种是真的。茅盾在纪念“五四”60周年座谈会上说，如“研究系不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以假社会主义反对真社会主义，他们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企图鱼目混珠，欺骗青年。”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学者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时，那时大多数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诸子百家中之一家，并未认识到、也未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救国良方。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 的危害。胡适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但是，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过，从后来胡适的一些文章中，可以发现，胡适其实也并非一概反对“主义”；再者，他虽不赞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却赞成“自由的社会主义”。这“自由的社会主义”与今日北欧和国内学界讨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是一回事?值得研究。
　　李大钊在读到胡适的文章后，立即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坦言：“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李大钊说，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随后于8月24日在《每周评论》第36期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在遭到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继续反驳后，胡适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准备刊于《每周评论》第37期。胡适说，就在8月30日排版付印时，警察突然光临，《每周评论》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查封，一切财物也被充公了。该文没有发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没有分出胜负时，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还谈不上是什么关乎反对还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大论争。
　　有趣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71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81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
　　
　　三
　　
　　应该指出的是，在那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既无人身攻击，也无类似后来的“大批判”语言，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和，以理服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今日看来非常难得的不同学术观点争论的科学范氏。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虽然直接发生在胡李之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正因为如此，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而胡适则以行动证实着与李大钊的友情。论战后，在胡适的日记中，仍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守常来谈政事”、“守常约吃饭”、“守常来商量”、“与守常谈”……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李大钊、蒋梦麟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等限制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恶法。
　　1921年，日本学者伊藤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解放运动》的论文。胡适读过此文后，对伊藤说：“你的那篇论文只字未提李大钊及其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五四运动的作用，而这样是无法谈论五四运动的。”伊藤说，不管人们对胡适作如何评价，他在李大钊的评论上，是讲公道的。
　　1922年5月，《努力》周报出版，胡适是主要创办人。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宣言》，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极力鼓吹“好政府主义”。而胡适起草这个宣言时，他第一个征求意见、与之商量的不是别人，就是李大钊。他俩商定要邀集更多的人次日在蔡元培家中聚会，胡适、李大钊、丁文江、陶行知、汤尔和、梁漱溟、王宠惠、高一涵、张慰慈、罗文干等一干人在蔡宅集体讨论并略作修改后，16位与会者均作为提议人签署，作为大家共同的政治宣言。
　　1925年，李大钊离开北大，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要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穿过苏联，到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途经莫斯科时，胡适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很受感动；又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材料，印象颇好。他给张慰慈写信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苏俄是在做一项“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胡适的结论是：“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到了伦敦和巴黎，胡适的激动情绪还未退去，又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称赞苏俄。胡适的这些信，在国内的朋友问传阅，在报纸一披露，引起不小的反应。当时国内正逢北伐战争，革命空气浓厚。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52"’的三大政策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一片叫好。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自然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徐志摩也不禁讥讽胡适：人瘦了，倒更像一个布尔什维克!李大钊则对北京的朋友们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李大钊的话很值得玩味。
　　李大钊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到了美国。那么，胡适的“往西去”怎样了呢?且听听胡适自己怎么说。胡适说，他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便有所变化。胡适问他为何不去美国看看，他回答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福田德三博士的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他因此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李大钊的担忧终于成了事实――胡适以后没有少著文批评苏联的制度，最著名的一是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的序，二是《史(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此时胡适正在日本准备回国。
　　李大钊就义后，家境悲惨。1932年6月问，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生活困难，特地给胡适写信，托胡适代为与北大交涉，延长和增发原先给予的50元抚恤金。8月26日，周作人给胡适一信，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来说，要将李大钊遗书出卖。蒋梦麟提议由大家集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助办理此事。这两件事，胡适均一一照办了。
　　1933年，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带着子女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求助胡适、蒋梦麟诸人及北大代他们办理安葬李大钊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事奔忙。胡适与蒋梦麟等人一面带头各捐款20元，一面发动李大钊生前好友、同事捐款，购置墓地。是年4月22日，在北京为李大钊举行了公葬。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将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名列第一予以纪念，而另外三人皆是学者，足见他与李大钊的友情与胡适不买国民党账的胆量；不容忽视的是，此时蒋介石正千方百计要剿灭共产党。
　　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日：“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与李大钊的友谊，胡适未曾忘过。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可历史却见证了胡适与李大钊的真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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