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心得体会 [中亚与大国关系]

　　摘要：本文的重点不是分析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具体关系，例如双边或三边关系，而是把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试图从宏观上对它与中亚的关系、以及它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一些探讨。中亚地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大国存在，大国对中亚的兴趣是什么，大国关系对中亚地区有什么影响，中亚地区又对大国关系产生什么作用，新的“大游戏”是否可能等等，这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中亚　大国关系　地缘政治　能源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01-08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中亚地区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大国云集。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一些地区大国都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浓厚的战略兴趣，竭力发展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存在。在一个次地区出现几乎所有世界大国的战略存在，或者说世界大国对同一个次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入，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
　　由于大国在中亚的存在如此之密集，大国关系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如此之密切，因此大国关系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宏观现象，这使对中亚大国关系进行宏观分析、或是分析中亚大国关系的宏观现象变得必要和可能。
　　
　　中亚地区为什么大国云集?
　　
　　对于中亚为什么对大国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一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位置，其二是因为它的能源，其三是因为它在国际反恐中的特殊地位。
　　中亚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于它位于中、俄、印等大国和伊朗、巴基斯坦等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之间。正如S?勃兰克所指出的：“这一地区之所以重要，它的主要战略资产或原因在于它靠近俄罗斯、中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还有基地组织这些国际大玩家。这种地缘政治位置不能不对大国产生天然的吸引力，差别只在于对不同大国意义和功能不一样。”
　　能源的作用无需赘述，它对中亚战略重要性的贡献极大，几乎所有大国都受到了中亚能源的吸引，并把能源作为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俄罗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欧洲等都不例外。
　　中亚在国际反恐格局中也占据特殊地位，这一地区与一系列国际恐怖主义活跃的地区相连，从南向北，它的周边分布着中国新疆、克什米尔、阿富汗、高加索等恐怖主义活跃的地区，并且与阿拉伯半岛和中东连成一体。2001年“9?11”事件后，中亚在国际反恐格局中的地位凸现出来，大国不约而同地把反恐作为在中亚的基本目标之一。
　　地缘政治地位、能源资源、在国际反恐格局中的地位说明了中亚吸引大国的原因，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大国会在这一地区出现。换句话说，大国可以对中亚产生战略兴趣和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战略意图能够实现。世界上重要的地区很多，有能源的地区也很多，大国图谋发展战略存在的地区也很多，但像中亚这样几乎每个大国都能够获得战略存在的地区却不多，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
　　在寻找其原因时，中亚特殊的地理政治条件是不能忽视的。中亚与诸多大国直接为邻或邻近，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伊朗、土耳其都在中亚地区的周边，这些国家都与中亚地区有着难以割断的地理、历史、文化，或是政治、经济、安全的天然联系，因此，向中亚地区发展是这些国家自然的趋势，它们谋求在中亚的战略存在是受一系列与历史地理条件有关因素的推动，而主要不是由于某种精心选择的战略。这些国家在中亚的活动从范围上说是在它们的周边地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国际战略”的性质，而只不过是一种“地区性”的行为，甚至只是国内政治的一种延伸。这些国家在中亚的战略存在并不反映它们战略影响投送能力的强大，它们在中亚的战略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上的便利。
　　非本地区的大国，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它们远离中亚，一些国家甚至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中亚出现过，它们能够在中亚形成战略存在显然不是由于地理、历史或其他的自然联系，而是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可以概括地称之为中亚地区的开放性结构，形象些说，就是中亚地区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大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这一地区。战略上的易于进入，加上周边大国林立，这是大国能够在中亚聚集的最主要的原因。
　　中亚的开放性结构归因于这一地区自身的脆弱。在许多方面，中亚是一个十分脆弱的地区，这最集中地表现为中亚国家在经济、安全、以至政治上不能自我保障和自我满足。
　　中亚国家经济上的脆弱是特别突出的。即使是在已经独立了近20年后的今天，经济困难依然是困扰着多数中亚国家的突出问题。在沉重的经济问题的压力下，中亚国家对外部的依赖加重，它需要国外的帮助。同时，由于国力虚弱，它也难以有效地抵制外部的压力和影响。一些有能源资源的中亚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已经摆脱了经济困境，开始快速发展，但它们的优势在于拥有能源，而能源的开发和输出直接与世界大国发生联系，这加深而不是减弱了中亚对大国的依赖(准确地说是相互依赖)。
　　中亚是一个安全问题严重的地区，但它自我安全保障能力却很弱。中亚国家自身的能力仅是应对地区内的安全威胁已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应对来自外部的安全挑战了。
　　中亚的内部结构矛盾重重，这也是造成该地区的脆弱的一个因素。中亚地区内没有形成结构支撑点或核心点，这导致了这一地区的结构散乱，地区整合困难，难以形成一致对外的整体。事实上，中亚国家对于地区整合的意义并非没有认识，也曾经进行过尝试。1994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决定建立中亚统一经济空间，1998年又成立中亚经济共同体，塔吉克斯坦也宣布加入。2002年这四个国家成立了中亚合作组织，但整合的尝试并不成功，中亚合作组织仅仅是在名义上存在。2005年，中亚合作组织合并于欧亚经济共同体，这标志着长达10几年的中亚地区整合最终失败。从2007年左右开始，中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地区整合的迹象。随着哈萨克斯坦国力的增强，它开始努力扮演这一地区领头羊的角色，推动中亚地区整合是其目标之一。2007年5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发出这样的感慨：“上帝赐予，5500万居民，语言相通，经济互补，交通和能源相连，粮食和能源等等可以完全自给，甚至市场也能够自我满足。请问，还有什么是需要的呢?”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具备了这么多条件，中亚地区需要地区联合。不过，中亚地区整合的过程仍将是艰难的，有太多的因素阻碍着它成为一个有效的地区整体。
　　中亚地区结构的开放性也归因于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亚国家都实行“多方位”的外交政策，尽管其程度有差别。这种政策的目的是通过调动不同的大国来使其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相互竞争，形成动态的相对平衡。对于大国关系来说，这一政策客观上是鼓励各大国进入中亚，而不是限制它们进入这一地区，结果是大国纷纷涌人中亚。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中亚国家是最有利的形态，中亚国家可占据比较主动的地位，使大国对中亚的危害最小化， 中亚国家可获得最大利益。实践表明，善于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的中亚国家在外交上更为成功，而在大国政策上出现失衡则将使自己被动。
　　
　　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焦点
　　
　　对中亚有战略兴趣的大国有中国、俄罗斯、美国、欧洲、印度、日本，以及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在这些大国中间，中俄美最为突出，它们在中亚地区影响最大，战略存在最深，这三个国家构成了中亚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
　　欧洲、印度、日本，以及土耳其和伊朗都在中亚都有着战略存在和影响。
　　不过，它们的影响在总体上明显低于中、俄、美。一方面，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它们本身的影响能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它们在这一地区还没有构成独立的一“极”。从战略分野上看，欧洲和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印度在战略上是相对独立的角色，但它还不能说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力量中心之一。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与这一地区有特殊历史联系，对这一地区有特殊兴趣，是这一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并且拥有一定影响。不过，它们不是世界大国，其在中亚的影响不能上升为大国关系所特有的内容。
　　大国进入中亚都带有一定的动机、目的和利益，它们各有特点，但又有某种共同性或关联性，这种具有共同性或关联性的动机、目的和利益就构成了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综合起来，它可概括为地缘政治、经济与能源和非传统安全三个方面。这与前面所说中亚对大国关系的重要性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把民主化也作为在中亚的基本利益和目的之一，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没有这种诉求。从这个角度说，民主化不是大国间具有共同性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和俄罗斯既不赞成外部力量对中亚国家进行强制性民主化改造，认为这可造成地区不稳定，同时它们认为这是服务于美国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说，民主化问题是一个与所有大国都有关联性的问题。因此，民主化问题也是中亚大国关系的一个内容，不过可以把它归人地缘政治的框架下。
　　地缘政治是传统的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已经或应该退出国际政治。诚然，在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缘政治已不是主导大国关系的惟一重要因素，超越地缘政治的思想也反应了一种在新的规则上重构大国关系的良好愿望。不过，在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因素在大国关系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过，它只是被其他因素所稀释、淡化和掩饰了。地缘政治思维是国家基于地理因素的战略思维，它有一定的客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无法超越的。事实上，随着冷战的远去，冷战结束最初带来的欢欣和对国际关系新前景的期待正在冷淡，人们看到的是传统政治的内容正在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中。
　　从地缘政治的思维出发，大国在中亚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形成对本国有利的战略格局和布局。莫斯科、华盛顿、北京、新德里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目标是保持这一地区为中国的战略后方，保证这一地区的战略稳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安全。俄罗斯的基本目标是保持中亚为俄罗斯的“后院”，它的传统地位不受挑战。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则是防止中亚重新落入俄罗斯的怀抱，同时，可在中国的战略后方和俄罗斯的“后院”楔入一个钉子，并在靠近伊朗的地区保持战略存在。印度“作为中亚延伸的邻居在这一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印度首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被认为是安全，同时，印度也可利用中亚取得对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可平衡中国在中亚影响的上升。日本是把中亚作为彰显其大国身份的一个舞台，并且不无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竞争之意。
　　对能源的追逐是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另一基本目标，在许多人看来，能源甚至是更重要的目标，它是中亚为什么对大国有如次之大吸引力的真正原因所在。由于能源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的空前提高，它大大增加了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假使中亚地区没有能源，它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一定将是十分不同的样子。应该说，能源与地缘政治在中亚地区结成了难以分开的密切关系。从一个角度看，大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竞争是为了能源的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国对能源的竞争又是为了地缘政治的竞争。毫无疑问，大国对中亚的重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吸引，进人中亚地区的所有大国――中国、俄罗斯、美国、欧洲、印度、日本――没有例外地都抱有对中亚能源的渴求，并且有对利用中亚能源的具体设想和政策。
　　非传统安全包括很多方面，反恐是其最基本的内容。介入中亚的多数大国都有反恐的真实需求，只是反恐的具体目标和重点各有不同。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抑制“东突”，俄罗斯主要是解决车臣和南方的恐怖主义威胁问题，美国和欧洲打击的重点是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印度的关切是克什米尔恐怖主义。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上，大国在中亚没有根本分歧，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严重矛盾。在反恐之外，许多其他问题也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中，例如反毒、反非法移民、反跨国犯罪、防灾救灾、控制大规模传染疾病、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可以预计还会有新的内容进入其中。中亚的非传统安全是各大国都关心的，它涉及到所有大国的安全和利益，特别是反恐和反毒，它是大国在中亚地区共同的安全关注。
　　以上地缘政治、能源、非传统安全构成了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这三部分内容中，非传统安全是合作导向性的，地缘政治和能源则含有矛盾和冲突的基因，它既有合作的导向，也有竞争和冲突的导向。大国关系的内容决定了这一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性质。地缘政治、能源、非传统安全三个因素相互交织，使得大国在这一地区既可能合作，也可能竞争，并且有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
　　
　　大国对中亚有什么影响?
　　
　　大国介入中亚对该地区的作用是复杂的，很难简单地用好或是不好来概括。大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和消极的作用。在正面的意义上，大国是中亚地区安全保障的提供者，这也是它对中亚的最大贡献。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中亚国家的势单力薄，它们对小股恐怖主义势力尚可应付，但对大股恐怖主义势力力不从心，而在类似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样强大的恐怖主义势力面前，所有的中亚国家都难以可靠地自保。在这一方面，大国的存在弥补了中亚的短缺，以大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机制起了和仍在起着关键作用。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构成了中亚主要的地区安全框架，它们构成了对恐怖主义的威慑力量，为中亚安全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应该看到，没有大国的参与，中亚地区性安全机制难以形成，即使形成其威慑和行动能力也有比较大的局限。
　　大国的介入也促进了中亚的地区整合。区域合作有利于中亚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没有大国的参与，中亚形成区域合作十分艰难，中亚合作组织最终失败即是例子。当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需要跨出本地区的范围时，比如在交通领域，没有大国的参与就更困难。因此，到 目前为止，中亚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或合作机制都是有大国为支柱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大中亚计划”等。尽管这些机制对大国来说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含义，但对中亚地区来说，它们都在促进这一地区的整合和区域经济合作，对中亚的发展有某种益处。因此，中亚国家参加所有这些组织和机制。大国对于中亚的跨地区合作起着桥梁和发动机的作用。出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大国努力推动中亚地区与其它地区的联系起来，俄罗斯努力的方向是北向，中国的方向是南向，美国的方向是西向，虽然大国都把中亚推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客观上，大国的这种努力有利于中亚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联系，有利于中亚多方位的发展，为中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在一定条件下，大国对中亚的内部平衡也会有一定积极作用。从自身利益出发，大国对中亚各国一般实行相对平衡的政策，与各个国家都发展关系，以获得最大和全面的影响力。与任何中亚国家关系的破坏都会对该大国在中亚的利益带来损害，并且给其他大国带来机会，因此，大国一般追求与各个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大国可能采取极端的不平衡策略，倚重一个国家压制另一个国家。大国的这种政策客观上可使中亚内部的国家关系保持相对平衡，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同时，大国的存在也可抑制和调解中亚国家间可能的冲突，增加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的安全感，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大国关系对中亚不是只有正面作用，在大国关系非良性发展的情况下，它对中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大国竞争可能形成对立甚至是对抗性的结构，使中亚国家被拖人大国间的争夺，甚至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大国的恶性竞争有可能造成或加深中亚的不稳定和动荡。大国在中亚的竞争自然会扩大到军事领域，导致大国在中亚的军事竞争，刺激大国在中亚扩大军事存在，使中亚地区的军事化程度加深。还应该看到，大国恶性竞争本身对中亚也是一种安全威胁，它有可能使中亚成为大国争斗的战场。
　　
　　中亚对大国关系有什么作用?
　　
　　大国对中亚的作用是如此，那么，中亚对大国关系有什么作用?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大国关系?
　　对于大国关系来说，中亚的重要不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地区，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变量。中亚在地缘政治上是一个“中间地带”，虽然俄罗斯与中亚保持着特殊关系，但仍可认为中亚没有确定的地缘政治归属。这使中亚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即大国在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治空间，有此消彼长的多种可能。在一个地缘政治归属确定的地区，显然是没有这些可能的。中亚还有一个重大潜能，即它是可以把中俄印联系起来的天然平台，如果中俄印能够通过这个地区形成联合，国际舞台上将出现一个庞大的地缘政治联合体，它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中亚对中俄美关系的作用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美国近距离地直接触摸中国和俄罗斯战略神经的最便利的地区，其他只有蒙古有类似地位，但它比中亚有更多局限。
　　还应该看到，中亚对大国关系还潜藏着重大的破坏能力，它可强烈刺激大国走向冲突。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中俄最可能会因中亚而冲突。中亚能源也隐含着引起大国冲突的风险，对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来说，中亚能源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能源安全上的，还是地缘政治上的，所有大国都不会从这场能源竞争中退出，对能源的竞争不仅将是激烈的，也将是旷日持久的。
　　
　　新的大游戏是否可能?
　　
　　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称之为新的“大游戏”。“大游戏”是指19世纪英国和俄罗斯为争夺中南亚而进行的一场大争斗，它是帝国主义争夺海外势力范围的一场角逐，是典型的传统的大国博弈。
　　现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是不是一场新的“大游戏”?或者说，新的“大游戏”在中亚是否可能?
　　显然，许多人认为正在中亚发生的就是一场新的“大游戏”。不过，时代已经变迁，时代的变化导致了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变化，大国竞争也不能不受到新游戏规则的约束，不能不顾及到新游戏规则的要求。尽管俄罗斯认为中亚“过去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地区”，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表示：“后苏联空间从来不是俄罗斯的世袭领地，不存在与其他国家争夺影响范围的事情。”“至于说到其他国家在独联体国家的影响，我们承认它们在这一地区有合法的利益。这一地区与保障世界能源安全直接相关。”普京总统也表示过俄罗斯可以与西方在独联体地区合作。美国则以为中亚提供更多发展选择作为它中亚政策的标示。至于中国，它更从没有提出过排他性的政策。
　　现在的世界不仅已经不是殖民的时代，甚至也已经不像冷战的时代，大国已经不能无所顾忌和没有限制地在世界上争夺势力范围。即使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它们也已经不可能是被殖民的对象，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身份已经变化，它们不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国际关系的主动参与者。尽管它们的能力和能动性影响较小，但它们是国际关系的主体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使大国与它们的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情况也适用于中亚地区。尽管中亚地区本身是脆弱的，尽管因其脆弱它不能阻止甚至是欢迎大国的进入，但中亚国家是这一地区的主人，它们的意愿和意志对塑造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如哈萨克斯坦国际问题专家卡塞诺夫所说：“20世纪末新的‘大游戏’与以往最根本的不同是中亚国家本身也是它的十分积极的参加者。在过去的年代，由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这个地区的人民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形态，因此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过程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显而易见，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与冷战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更不必说与19世纪相比。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过去的大国关系是以竞争为主导的，那时虽然也有合作，但合作主要是竞争的一种方式和策略，合作不是基本目的。现在大国之间仍存在竞争，但同时合作也上升为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和追求，竞争与合作共同构成了大国关系的性质。共同利益的出现对大国关系的改变也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崛起，使大国第一次面对一个世界性的共同敌人，在某些条件下，它使大国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地区性的战略联合和合作，中亚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地区之一，“9?11”之后大国在中亚的合作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也应该看到，反恐的一致可能缓和或制约大国在地缘政治和其它领域的矛盾，却不能消除这些矛盾，在恐怖主义的迫切威胁减弱后，这些矛盾又会浮现出来。
　　共同的安全威胁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这创造了大国在中亚进行合作的基础和必要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共同利益不仅局限于反恐，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例如帮助地区经济发展，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大国都有相似的关注和相近的利益。
　　还需要看到，所谓参与中亚新的“大游戏”的大国，它们是在相异的背景下、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进入这一地区的。例如中国，它进入中亚是受发展周边关系和国内经济需要的驱动，而不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中国没有赞成和接受过“大游戏”的概念，它的政策不是 排他性的，并极力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对抗。因此，虽然中国被认为是“大游戏”的参与者，但它与传统的“大游戏”的参与者有实质性的区别，这也使现在中亚的大国关系不可能完全像传统的“大游戏”一样。
　　上面论述了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与19世纪已经有重大不同，不过，这只说明了大国关系“不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它“是什么”。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大国正在这一地区进行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此需要做出解释：如果它不是传统的“大游戏”，那它又是什么呢?
　　解释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是什么”，这比说明它“不是什么”更困难。19世纪的“大游戏”与现在的中亚大国关系之间既有非相似性，也有相似性，相似性和非相似性融合在一起，要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并不简单。在内容和形式上，当代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与19世纪“大游戏”相似的一些元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大国为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而进行的角逐，它与“大游戏”最大的相似性也来源于此。中亚国际关系的主体身份没能完全改变这一点，因为它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强大到阻止大国的进入，大国的竞争主要是取决于大国的意图，而不是取决于中亚国家的意愿。中国对其“大游戏”参与者身份的否定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因为还有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竞争对手。而且，在一个竞争结构和环境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相关的国家将被迫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
　　对中亚地区大国关系准确界定的困难还在于，不论从国际层次来说，还是从中亚地区的层次来说，大国关系都处于演变的过程中。在国际层次上，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宏观I生质并没有最终确定，它可能演变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关系，也可能向冷战时期回归，而最可能的是形成一种掺杂着冷战和后冷战因素的混合型的关系，它的最终定位将对地区层次上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中亚地区，大国关系最终将形成什么状态也无定论，它的演变仍存在着多种趋向和可能。
　　由此，对当代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可作如下描述：它是具有典型的“后”后冷战时期特征的一种大国关系的形式；它掺杂着复杂的矛盾性因素，既有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又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它既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又受到非传统的新思维的引导；它具有某些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痕迹，也有后冷战时期的特征；它的参与者不完全是敌人和对手，但也不完全是朋友和伙伴；这些参与者的动机和追求既有相近和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既相互竞争，也进行合作；最后，它还是仍然处在演变过程中的关系，其发展仍存在着多种趋向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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