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 国际组织协商,外交协商

　　摘要本文比较全面地对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发展演变做了考察，将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分为借助国际组织支撑衰退中的大英帝国、以国际组织外交支撑“三环外交”、以及积极推进国际组织外交促使英国成为全球中心三个阶段，并逐一分析和研讨。在此基础上，对当前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新趋势作研究和分析，并进一步探索后冷战时期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国际动因及其作用与不足。
　　关键词　英国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2-0028-35
　　
　　近年来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显得异常活跃，英国的政治精英与外交决策者们认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就是推进国际组织外交，发挥英国在“制度内的影响力(influence within institutions)”，同时强调应“利用英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中所拥有的某些特权和优势……使英国处于‘事态发展的中心’”，即现任布朗政府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所提出的英国应当成为“全球的中心”(global hub)。英国当前国际组织外交的积极表现既是对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应，也与其历史上的国际组织外交有密切联系。本文拟考察分析英国同际组织外交的缘起与演变，并对当前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新趋势作研讨，以探索其对整个英国外交走向的作用与影响。
　　
　　一、从“光荣孤立”到借助国际组织支撑衰退中的大英帝国
　　
　　国际组织(本文所讨论的为国际政府间组织)肇始于19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于1816年的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是第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但是，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则应该是建立于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称为一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在19世纪，英国创造出了所谓“英国统治下和平”的世界格局。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以其海军的“双强标准”为后盾，在外交上推行“光荣孤立”政策，强调“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英国当时并不注重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英国的“光荣孤立”外交政策对日后英国参与国际组织外交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英国实质性地展开国际组织外交是在一战结束之后。虽然英国是一战的胜利者，但是，这场战争却使得英国遭受严重损失，大英帝国遭到实质性的削弱。然而，英国却并不希望拱手让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于是便借助老辣的外交经验，通过娴熟的外交手段来维护大英帝同，而同际组织外交即为十分有效的手段。在巴黎和会上，英国竭尽全力打压美国争霸世界和法国称霸欧陆的野心，通过《凡尔赛条约》保持自己对欧洲的支配地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以我为主地筹建国际联盟。之后，英国更是通过主导国联事务和创造性地建立并运作英联邦来继续努力地主导世界事务。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被认为是第一个最先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其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认为可以运用这样的国际组织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战后世界秩序。然而，英国却在凡尔赛和会上一方面联合法国抵制美国的挑战，另一方面又努力使英帝国自治领加入国联并取得席位。1920年1月国联成立时，共有42个成员国，每一个成员国在国联的权利机构――国联大会中都有一票表决权。由于大英帝国的所有自治领都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因此，英国在国联的主要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联中占据了优势，英国不仅成为国联四个常任会员国之一，而且从1920到1933年，英国的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连续13年担任国联秘书长。实际上，英国正是通过掌握国联的主导权这样的国际组织外交来维护一战后英国的国家利益，其中主要是确保英国能维持欧陆的平衡和发挥大英帝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大英帝国，实现英国对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的领导方面，英国则通过创造性地建立英联邦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实现其目标。导致英国决心建立英联邦的原因有下述四个方面。首先，一战后，英国自身实力的下降丧失了继续控制庞大殖民地的能力。虽然英国在一战后拥有的海外殖民地达到了顶峰，但是战后英国的国力明显下降，其对殖民地的统治力也随之削弱，因此不得不对自身的殖民地政策进行调整。其次，英国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加剧了英国传统殖民统治的困境。英国要继续维持对包括自治领在内的庞大殖民统治区域的有效统治，只能抓住事关英国核心利益的“生命线”殖民地如印度、埃及等，而适当放松对自制领的控制。再次，英帝国自治领要求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拥有完全独立的国家地位。1921年，经过爱尔兰人民长期斗争，英国被迫承认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享有自治权；而英国的老牌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等自治领也积极要求享有自治权和拥有完全独立的国家地位和权利，这一切迫使英国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继续维持大英帝国。最后，英国需要自治领的支持，才能在战后抵制美国，控制欧洲，操控国联，继续维持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英国在战后控制国联和与美国抗衡均离不开自治领的支持，因此英国不得不对自治领“另眼相看”，采取和其它殖民地不同的政策。
　　1931年12月英国国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案标志英联邦的正式形成。根据威斯敏斯特法，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爱尔兰自由邦及纽芬兰与英国组成英联邦；自治领为独立和平等的主权国家，但共同拥戴英王为国家元首。由此，英联邦实际上成为一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英国正是通过英联邦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大英帝国面临衰落的情形下，保持英帝国内部的联系和团结，并通过这样的国际组织保持英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流大国的地位。从1932年开始实施的英联邦内部的帝国特惠制，以及以英联邦为主体的英镑集团是英国利用英联邦这样的国际组织为大英帝国利益服务的最佳范例。
　　总之，一战后英国开始探索通过组建、参与国际组织来实现自身外交目标的道路，在相当的程度上扬弃了19世纪“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正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施的国际组织外交为支撑日益衰落的大英帝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二战后，乃至冷战后的英国国际组织外交提供了丰厚的经验。
　　
　　二、应对二战后局势以国际组织外交支撑“三环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称为二战)结束之后，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同时，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建立，整个国际格局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史无前例的两极国际格局主导了战后初期的世界事务，美国与苏联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对峙终于导致冷战的爆发。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中，英国为挽回大英帝国的颓势、尽可能地维护大英帝国昔日的荣光，乃至竭力地保持英国的世界级大国地位，推出了著名的“二三环外交”。
　　“三环外交”由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提出。1944年5月，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中指出：
　　“我坚信，我所提及的这些伟大实体，即英帝国、一个真正的联合的欧洲、同美国 的友好关系，绝不会妨碍世界组织的总目标。”这实际上就是丘吉尔为战后英国量身定做“三环外交”的先声。1948年10月，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正式提出“三环外交”的总方针：“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个环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即美国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一个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这三个相互连接的环，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环中的每一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很显然，丘吉尔将英国放在了他所设计“三环外交”的中心地位，其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外交政策来重振英国的世界级大国地位。在整个冷战时期，英国各届政府基本都将“三环外交”视为其基本的外交方针，直到1991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梅杰依然强调“三环外交”的重要性，并且指出英国“三环外交”政策的第一“环”是北约，另两“环”则是欧共体和英联邦。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英国的“三环外交”与其国际组织外交紧密相关。首先，“三环外交”第一环――英联邦就是由英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二战后，随着大英帝同广大殖民地摆脱英国的直接统治而加入英联邦独立成员国队伍，英联邦成员不断增加，最后发展成为拥有53个成员国并仅次于联合国的“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虽然英国在英联邦中的支配地位在战后逐渐缩小，但是作为联邦内绝大部分成员国的前宗主国，英国与英联邦国家有着多方面的传统联系。通过这样的传统联系，英国将英联邦这一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对话的渠道和论坛，并使之成为英国同广大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联系的桥梁，从而帮助英国能更好地在二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
　　其次，“三环外交”中最为关键的第二环――英美特殊关系也主要是通过北约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运作的。二战后，英国为了保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盟友关系，竭力通过跨大西洋联盟组织北约来调整英美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英国防务政策的一项重要必备因素是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持续承诺，而北约也被视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手段。北约成立之后，英国始终竭力地通过该组织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从而突出跨大西洋联盟的美英‘‘两头领导”。随着法国力量的上升，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极为不满，希望由“三家领导体制”来替代之。然而，英国却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拒绝法国的要求，以至最终法国退出北约军事机构。由于英国能很好地利用北约组织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因此即使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暗算”，英国依然能相当迅速地调整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最后，“三环外交”的最后一环――欧洲联合也是通过国际组织外交来推进的。19世纪英国的欧陆政策深受“光荣孤立”的影响，20世纪经过反复之后，英国决定推动欧洲联合，但“光荣孤立”传统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因此，一开始英国拒绝加入以欧陆国家为主体的欧洲一体化组织，而是通过以我为主地组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来推进欧洲联合。随着以欧陆大国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组织欧共体的迅速发展，失去昔日欧洲头号大国地位的英国不得不改变方式，试图通过参与欧共体这一国际组织来加强“三环外交”中的欧洲联合这一环。英国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但因坚持欧共体必须为其“三环外交”服务而经常与欧陆成员国尤其是法德产生矛盾，并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疑欧主义的角色。尽管如此，英国却并不愿意退出欧共体，而是尽可能地利用它来维护“三环外交”。
　　此外，英国在整个冷战时期还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以及其他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活动，这不仅仅在于英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且在于英国凭借着其老牌帝国的外交经验，深切地感悟到国际组织的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缓和民族国家在不受约束的世界中相互竞争所释放出的破坏力量提供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多边外交日益重要，并对于像英国这样昔日的头号强国，今天的中等国家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英国能由此而在实力下降过程中依然维持大国地位和影响力。
　　
　　三、冷战终结后积极推进国际组织外交促使英国成为“全球中心”
　　
　　随着冷战的结束，英国的“三环外交”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虽然直到1991年英国保守党政府还在维持“三环外交”，但为应对剧烈变化的国际局势，英国在后冷战时期终于还是决定超越“三环外交”，
　　“利用英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中所拥有的某些特权和优势，促使英国处于‘事态发展的中心’，从而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尽可能大的影响和作用。”
　　冷战结束初期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调整英国的外交政策，但直到1997年工党再度执政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才实质性地向所谓的将英国建构成“全球中心”的方向发展。具体的实施方法就是加强同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坚持发挥英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要加强同亚太地区的交往与合作，积极展开全方位的外交，力求使英国在世界和决定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英国决策人士认为，大力推进国际组织外交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首先，尽管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实力要比二战后更弱，但英国通过利用多年经营的国际组织外交，不仅成为大约120个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员，而且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英国“拥有发挥新多边外交潜能的优势”。其次，在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家利益日益与国际和平和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只有通过国际主义视野和多边主义政策才能解决当今政治问题。加强与各种国际组织的联系，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与影响成为重要手段。最后，与二战后不同，后冷战时期的英国政治家已不再对昔日大英帝国的“光荣孤立”恋恋不舍。他们认为：“今天，一个国家的自身利益的体现不在于独善其身，而在于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战胜共同的挑战……因为全球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国家必须进行跨国界的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
　　由此，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显示出了许多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不同的色彩。一、在后冷战时期英国非常积极地推动国际组织的改革。英国认为：为了建构安全、管理环境、摆脱贫困和全球繁荣，全球重要的国际组织如八国集团、联合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必须要适应21世纪的需求。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包括日本、印度、巴西、德国和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以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和更有效。在维和行动方面，英国主张把传统的紧急援助和维和行动与维护稳定、重建和发展结合起来，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决议和联合国特使应当将维护稳定、重建和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优先地位。英国还认为欧盟必须从过去主要致力于内向的机构改革转变为一个更外向、开放、国际主义的全球欧洲，而八国集团则必须逐渐扩大并包含富有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IMF则应通过改革建立早期预警系统。
　　二、英国在后冷战时期更加注重其联合国外交。英国一方面打出“国际法制”的旗号，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另一方面提出“新干涉主义”理论，利用联合国行动频频干涉，甚至将发展援助与人权等政治标准挂起钩，企图塑造由美、 英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为了夯实英国作为世界事务“中心”的基础，英国主张：促进各种集体安全体系，尤其是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但是，英国同时却认为联合国体系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并没有垄断的权威。尤其是在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上，英国决策者甚至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联盟如北约或欧盟等机构必须对保护国家和平与安全展开行动。最具争议的例子就是英国武装部队在声称支持联合国、但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科索沃(1999年)和伊拉克(1998―2004年)。
　　三、冷战终结后，英国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确保北约维持其作为欧洲大陆主要防务组织的地位。这不仅是出于长久保持免受不确定的威胁的需求，也是因为从更为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北约被视为志同道合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俱乐部和向更遥远的东方拓展稳定秩序的手段。1991年北约采取了新的战略概念，试图重新界定冷战后北约的角色。1997年之后美国开始增加盟国的压力以使北约在传统的防务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英国对北约战略的这些重大改变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并且成为美国扩大北约作用提议的重要拥护者。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袭被称为“第一次以人道主义干涉名义发动的战争”。当时英国布莱尔政府强力支持这一政策，在面对公众对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相当大的反对声中，一个更加清晰的布莱尔通过军事干涉它国政治的立场开始形成。英国正是这样通过利用北约组织中自己的作用而体现其“在全球的中心地位”。
　　四、英国通过与欧盟、英联邦这样两个与英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国际组织，在后冷战时期发挥“制度内的影响力”来实现确立自己全球中心的外交目标。后冷战时期英国与欧盟以及英联邦之间的协调不是为了支撑“三环外交”，而是为了支持英国在全球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地推动欧盟在后冷战时期的东扩，通过欧盟东扩而扩大英国在欧盟之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十分重视同英联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把英联邦作为推广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工具和手段。英国外交部主管亚洲、非洲和联合国事务的副大臣马洛克?布朗勋爵指出“英联邦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英联邦的力量在于它的独特性，其53个成员国地跨四大洲，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和全球贸易的五分之一。英联邦为超越传统的联合国表决集团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论坛……在主要的全球议题中充当同行监督机制和放大器(multiplier)的作用。”很明显，英国就是希望通过英联邦在后冷战尤其是在21世纪发挥超出自身实际力量的全球性作用。
　　五、英国从20世纪末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积极通过国际组织展开环境外交。“在过去的十年中，英国将自己定位为环境方面的全球领导者”。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率先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英国是世界上第一批制定(低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内目标的国家之一，是第一个采取国内排放贸易(ET)计划的国家。英国致力于加强通过国际组织而展开的环境外交，任命了气候变化特别代表，发起了欧洲绿色外交网络，英国还是2005年世界银行低碳投资框架的有力倡导者。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人尼古拉斯?斯特恩领衔的《斯特恩报告》(StemReview)在推动国际环境合作方面影响深远。英国政府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欧盟、英联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在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米利班德指出，“欧盟的建立是为了解决西欧内部的冲突，现在这种威胁已不复存在。所以，如果欧盟要继续延续下去，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存在的理由，我认为其中应该包括气候变化，因为它是我们未来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
　　
　　四、后冷战时期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国际动因及其作用与不足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可见，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显示出与冷战时期的国际组织外交十分不同的特点，其之所以不同是与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化相互关联的。
　　就国际层面而言，冷战的终结导致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呈现既竞争又合作的新特点。英国丧失了以往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扮演调节者的机会和条件。与此同时，推进以欧盟建设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洲国家为重建和改组欧洲所做的根本选择。欧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渐渐地淡化了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传统作用。此外，德国的统一以及随北约东扩而来的欧洲地缘战略重心的东移，使得英国的地缘优势下降，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相应下降。面对欧盟的崛起和欧洲地缘结构的重大变化，美国认识到，要维持自己在欧洲的主动地位，就必须更重视欧盟和德国的作用。总之，冷战的结束消除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笼罩在英国心头上的苏联威胁的阴影，但同时也削弱了英国在多边外交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各种条件，压缩了其施展外交才能的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后冷战国际环境中，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围绕促使英国成为全球中心而更加积极，形成了积极推动国际组织改革、注重联合国外交、继续发挥由美国领导的北约作用、维持在欧盟与英联邦中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加强环境外交等特点。2008年英国首相布朗在肯尼迪纪念堂发表演讲中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即“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的威胁、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以及对保护成千上万的人免遭暴力和冲突的侵害与勇于承担贫穷和不平等所导致的国际后果的迫切需求”。为了有效地应对挑战，必须推进国际机构的改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也指出，“在面对世界中的机遇和不安全时，英国不应当选择从国际承诺中退缩，而是应当运用我们的力量，在维护世界利益的同时维护自身的利益。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方式必须适应国际力量分配的转变”。
　　英国借助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特殊地位，充分利用联合国、欧盟、北约、英联邦等国际组织发挥“制度内的影响力”，通过国际组织外交来实现英国的外交目标―促使英国成为“全球中心”。英国正是通过多重的国际组织外交网络，而不是通过国家与国家的双边关系，将英国的影响力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事务中凸显出来。毫无疑问，尽管英国“失去了帝国的地位，但仍然保留着帝国的心态”。英国竭力强调其在国际组织网络中的独特地位，就是要充分发挥国际作用，充当“国际角色”。
　　应当承认，英国在后冷战时期确实比较好地利用其历史、地理和语言优势，以及英国与美国、欧盟、英联邦的独特联系，还有英国在北约和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同时通过在国际组织中积极推动环境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积极的、超乎于英国自身实力的作用。为此米利班德于2007年7月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题为《新外交：外交政策的挑战》的演讲中提出：新一届英国政府的愿景是使英国成为“全球的中心”，正如伦敦金融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一样，英国的城市、制度和思想也要成为科学、文化和政治合作的中心。并且明确地指出：英国要谋求在世界上继续发挥“超出其实力和分量”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二流实力追求一流利益这样的英国式外交方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并未能处理好攸关英国国际地位的“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的平衡。在整个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始终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这尤其体现在英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上。英国竭力想成为“美欧之间的枢纽大国和搭桥者”(be a pivotal power and a bridge-builder)，而正是由于这一定位使英国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英国政府历来视英美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希望通过国际组织外交，尤其是通过确立英国在北约中的特殊地位，从而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战略需要。英国认为，只有保持与美国的最紧密盟友关系和促使美国对国际机构进行“有效的领导”，英国的利益才能最好地实现。英国如此的大西洋政策最终导致2003年英国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英国也认识到在后冷战时期欧洲一体化对英国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积极地同欧洲大陆合作，以促进欧洲的繁荣，进而更好地实现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9.11”之后英国对美国的各项颇具争议政策的坚定支持，使得欧洲国家对其产生猜疑和反对之声。英国获得了欧洲的“勉强的合作者”的称号，遭到了美国的“第51个州”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批评。
　　显而易见，后冷战时期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英国的“大西洋”和“欧洲”两难，即一方面不得不顺应欧洲统一大势，参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仍不能摆脱岛国传统和帝国遗风的影响，不能消除大西洋主义的战略偏好。而这恰恰是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依据布朗的看法，
　　“只有欧洲变得更强大和更独立，并且在领导多边主义方案方面富有活力，它才有机会说服美国(认识到)其最佳政策在于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多边主义政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欧洲真的变得更强大和更独立，美国也更愿意致力于多边主义，英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英国成为“全球中心”的难度必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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